人民公安由党的政治保卫工作而生,是党一手缔造的队伍,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是贯穿整个公安工作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嘉兴路巡捕房(哈尔滨路290号)

秘而伟大的伏者

邵健,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警委”成员打入国民党警察局要害部门,搜集传递情报,策反重要目标,发展外围组织,配合工人学生运动,警告震慑顽固分子, 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

△“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

非同寻常的

小辞典

《王云五小辞典》里,隐藏着一个只有邵健才能破解的秘密。在那个年代,隐蔽战线的残酷现实,要求“警委”组织严密、纪律严格、高度保密,党员之间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联系。如何记录下472名党员的个人档案?邵健苦思冥想,发明出一套只有他才能破译的密码,将党员信息隐注在当时最常见的《王云五小辞典》内。上海解放后,邵健将所有党员信息“译出”后完整地交到了上级组织手里。

可歌可泣的

地下斗争

这架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别看它木壳破旧,油漆斑驳,零件缺损。当年,“警委”就是通过它秘密收录了解放区邯郸电台播报的《约法八章》,并与《警告信》一起投递给2000多名国民党警局的顽固分子,以雷霆万钧之力,震慑了警局内的妖魔鬼怪,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为顺利地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打下了基础。

△五灯电子管收音机  

▽《约法八章》

手工缝制的党旗

在这面手工缝制,年代久远的党旗下,举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党员入党仪式。到1949年年初,国民党上海市警察系统的1.6万名警察中,已有20个中共党支部,近500名中共党员。他们都曾举起右手,无比坚定地向党宣誓:对党忠诚,永不叛党!他们,因党而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组织,实现了信仰的忠诚。

二、牺牲与忠诚

曾有这么一群共产党人

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

潜伏在敌人的心脏

一次次坚定从容地走向殊死战斗

敌人的凶残、战友的牺牲

都不曾削弱他们的意志

动摇他们的信仰

面对极端白色恐怖

他们在心中无比坚定地宣誓: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这群共产党人,就是被称为中共“地下警委”的同志

      时间回到1949年5月20日,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以下称“地下警委”)党员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和外围组织成员蒋志毅被蒙上眼睛,塞住嘴巴,拖上警车,一直被送到宋公园(现闸北公园)……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爱国志士在宋公园被杀害

        5月27日,上海解放。同志们从宋公园等地挖掘出的数以千计的尸体中,找到了三个人的遗体,钱文湘烈士的10个手指的指甲全部被拔去,钱凤歧烈士的双手被钢丝穿透,刘家栋烈士的两只手臂骨已被打断,而蒋志毅烈士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

△三位烈士的棺木

       下达“处决令”的,正是彼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一个心狠手辣、嗜杀成性,在军统内部被称作“毛骨森森”的毛森。

△毛森

      1949年3月,毛森上任伊始就嚣张宣告:“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那些日子里,每天从福州路警察局开出的行刑车呼啸着穿过市区,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未经审判就被秘密处决或突击处决。

△上海福州路警察总部门外,验明正身后,烈士被押往闸北公园刑场

      情势如此高压凶险,“地下警委”仍然选择针锋相对,隐蔽在国民党警察系统中的近500名地下党员,以及2000多名外围积极分子,以身份为掩护,展开了第二条战线的特殊斗争。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便是这支“隐秘而伟大”的队伍中的一员

△警委四烈士(左上:钱凤岐;右上:钱文湘;左下:刘家栋;右下:蒋志毅)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地下警委”迅速把《布告》精准投寄到2000多名一心“效忠党国”的警、特家中,并在随信附寄的警告信中告诫他们:“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部分)

       对于那些收到警告信的国民党警、特而言,这是一颗不亚于武器的“精神炸弹”。他们或弃职而逃、或消极怠工,恐慌和不安的气氛瞬间笼罩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毛森断言 “我身边就有共产党”。他四处巡视扬言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可领赏,晋升三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他公布 “战时禁令”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以处死,并杀戮其全家

       1949年5月13日,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不幸被捕。毛森如获至宝,审讯日夜不息。

       面对敌人的诱骗恐吓和种种酷刑,四人无一变节。当特务一再追问他们的同党时,钱凤岐吼道:“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我告诉你,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党!”生死关头,他们选择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党的组织,捍卫自己的信仰。

△1985年,钱凤歧和刘家栋悼念活动

七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四烈士”的遗物被珍藏在

上海公安博物馆内

△钱文湘写给哥哥的信

△上海公安博物馆陈列的钱凤歧烈士生前使用的藤箱

一代代的上海公安民警

在这里倾听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

传承着他们

用生命捍卫忠诚的不朽精神!

今晚我们必须再次重温

    “一个丧失气节的人,因为他损坏了革命的组织,损害了革命的威信,也就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不但永远被革命组织所唾弃,而且必然为人民所蔑视。到阳光普照,人人都向着自己光明前途昂首迈进时,那些丧失了政治生命的人将在暗阴角落里度着羞辱的、痛苦的日子。”

这段话出自一份名为“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的材料。

这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以下简称“地下警委”)编写的党员“气节教育”提纲。

编写时间大约是在1949年的4月。

△1949年4月,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撰写了对党员进行形势和气节教育的文件《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手稿

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本教育提纲?

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牺牲的。有少数革命者,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扛不住痛苦,叛变了。

组织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因为他们一时错误选择,蒙受巨大损失。隐蔽战线的党员压力大,诱惑多,“气节教育”因此尤为重要。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统治岌岌可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敌人变得愈加疯狂。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早就察觉出,在自己的身边隐藏着一个庞大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毛森

可是,无论他采取何种手段:

亲自到各个警察分局集中警员训话,威逼利诱,声称“只要是共产党人,站出来承认的,可以保送台湾,检举别人的可以晋升三级”;

在警察系统内部建立起“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这样的特务组织,将特务力量渗透到上海各界;

以连环保的形式要求所有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

成立“战时警察纪律纠察队”,颁布“战时禁令”:凡是警察“企图背叛政府者处死并杀戮全家

······

都无法侦缉到有关“地下警委”的确切线索。

癫狂之下,敌人开始漫无目的的乱抓滥捕。那时,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遭到处决,每天都有装满革命者的行刑车,从上海福州路警察局开出,呼啸着穿过市区。

△上海福州路警察总部门外,验明正身后,烈士被押往闸北公园刑场

隐蔽又伟大的警委:打入国民党反动派警察局

对于敌人的破坏,“地下警委”没有退缩。相反,他们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就是他们用以自励和鼓励同志的精神武器。

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一方面,“地下警委”有针对性地在党员中组织开展“气节教育”,分析革命斗争的形势,列举敌人的手段,提供对付敌人的办法,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1949年5月不幸被捕的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等同志,受尽折磨,却无一变节,终致毛森一无所获。如果没有“革命气节”,没有自我勉励和“地下警委”的鼓励,他们如何战斗到最后一刻?

△警委四烈士(左上:钱凤岐;右上:钱文湘;左下:刘家栋;右下:蒋志毅)

另一方面,“地下警委”在敌人内部秘密组织开展“互保立功”活动,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抓住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攻势,动摇分化敌人营垒。1949年5月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机动车大队倒戈相向,便是“气节教育”最好的成果。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所装备的装甲车

毛森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内部营造的白色恐怖氛围,非但没有收到他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共产党员提高了警惕,做好了准备,还因此暴露了当局的残忍面貌,把许多中间警察推向了共产党。

这份手写的党员教育提纲《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现藏于上海公安博物馆2楼展厅。虽已时隔72年,但其内容细细读来,仍发人深省。今天,我们就将这份珍贵的资料展现在大家面前,以追忆英烈,勉励来者。

△《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上海公安博物馆藏

《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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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人破坏组织应有的认识和准备”

(抄清件)

1、敌人已经死到临头。为了做最后的挣扎,他们像疯狗一样迫害革命的组织。因为有组织就有力量,如若革命组织存在,人民的求生斗争便会发展成高度组织性的、觉悟性的燎原斗争。敌人便要更加速地死亡。因之,保卫组织是当前对敌斗争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2、革命就要胜利了,这个显明的事实连广大群众也已经看到。今天谁也不会向腐烂死亡中的国民党再抱什么幻想了,连过去为他们服务的人们也纷纷弃暗投明。现在的被捕者,不论是革命的战士,或普通群众无不表现了英勇果敢。从“坐牢算什么”“出来还要干”的歌声中,就可以看出现代战士精神是多么饱满。反观那些特务们,整天提心吊胆,悲观惶恐的情景,就知道在今日这空前明朗的局势下,谁都不怕那“特刑庭”与牢狱了。因之,敌人虽想破坏革命的组织,但只要革命组织每个战斗员能够政治警惕,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犯自由主义毛病,时时作战斗准备,敌人的企图一定失败。

革命战士反对那种以利己出发的、封建式资本主义式的道德观,但是却坚决拥护那舍己为群,舍生取义,一切以人民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因之,革命战士应该是最讲义气的。

一个丧失气节的人,因为他损坏了革命的组织,损害了革命的威信,也就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不但永远被革命组织所唾弃,而且必然为人民所蔑视。到阳光普照,人人都向着自己光明前途昂首迈进时,那些丧失了政治生命的人将在暗阴角落里度着羞辱的、痛苦的日子。眼看着前辈、同辈、后辈都像春天的草木欣欣向荣,而自己却如冬天的枯枝等待泥土来埋葬自己褪色的生命。这样的人将是多么可悲,所以革命者不能有一念之差,否则相去就是十万八千里。

革命战士必须坚定终生为奋斗、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革命战士是不畏死的,因为光荣的死对于革命战士就等于永生,像最近牺牲的汤景延,王孝和烈士,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正如汤、王二烈士就义前所说的“历史与人民将会替我报仇”“我们的队伍要来了,死亡的不是我,是你们”。

凡人都有一死,但有什么样的死,比得上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更值得、更光荣的呢?人的一生中由于生病或意外使得肉体遭受一些痛苦的事是常有的,但一样的肉体痛苦,有什么能比得上保卫组织,也就是保卫人民利益而忍受,更值得、更光荣的呢?

终生为革命奋斗是艰苦,但是数十年的人生,有什么比奉献给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事业,更值得我们去选择的呢?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千千万万人民都在忍受着没有荣誉的痛苦,为什么我们在被捕后就不能忍受那些曾为无数战士所忍受过的磨难呢?痛楚一过,岂不又是生龙活虎的一个。

革命战士的伟大品格表现在他为保卫人民与革命的利益时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在任何恶劣情况下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革命战士不独在战场上勇敢坚决作斗争,即使当他失去自由,在刑场上、在法庭上、在牢房里也绝不放弃斗争。因之“被捕”在革命的立场上讲,乃是另一新的斗争开始。我们的身体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是作为我们战斗最有力的武器——思想,仍然没有失去。凭着这个武器,我们就足够打个漂亮的胜仗,使敌人既不能达到破坏组织的目的,又不能剥夺我们的政治生命,甚至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少敌情。由于我们的顽强坚决,还可以对敌起攻心的作用。

3、敌人的企图完全是为了破坏组织。它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就是捉到人迫之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了就是要他自首,招出全党及领导人,于是再捉、再承认、再自首,再招出领导人,再捉……于是将党一网打尽,这固然是敌人狂妄的想头。

我们在被捕后就必须坚决“不承认”,“不自首”,“不出卖”三大原则。“不承认”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矢口否认是共产党,敌人也就无法追究下去。如果承认,敌人就要进一步迫你讲出你的介绍人,要你填自白书。这以后,敌人紧接要你供出领导人及其他事,以及党的工作计划与其他秘密。

敌人对“犯人”的坦白是很少相信的,只要发觉你稍有一点动摇,他们便企图从你身上挖出更多的秘密。于是迫供便要一直发展下去,而且供认还不算数,还要叫你填一个自首书。填了自首书后,敌人又要进一步叫你参加他的统建组织,要你替他工作,或者回到党内来做内奸,经常给他打工作报告,即使你自首了、参加了统建,他们并不肯立即释放,通常这要经过三个月、半年、九个月、一年的禁闭,“思想改革”到他们认为没有问题了。若你所招认的人,如果有些人还没有捉到归案,还必须关下去直到结案。

4、根据许多朋友的经验,被捕事件之产生每每都是“明知故犯,屡告不诉”的自由主义,违反秘密工作纪律所造成,而平日没有“战斗准备”又是仓皇失措于被捕后的主要原因。因之,为了保卫组织战胜敌人,革命组织内必须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每个组织再有战斗的准备,这样敌人就无法达到破坏组织的目的。

三、武健华前辈的回忆

武健华前辈解放初期,曾在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工作,他回忆了当时参与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前后,这是一段比电视剧更精彩的历史:

从济南出发

济南于1948年9月24日解放,当时直属中共华东局领导,故称济南特别市。华东军区直属昌潍保安司令部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干部组成了接管队伍,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士英带领下,在炮火中接管了济南市国民党警察局系统。

1949年5月初,华东局决定:要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干部南下,去接管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局。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在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同志指导下,公安局一科科长张文炳和一科有关同志便积极着手做准备工作。


1949年,本文作者(左一)与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战友在一起

首先,我们把市局和分局(包括派出所)分作两套班子配备。一套是准备南下的,一套是留下坚持工作的。南下干部中的骨干几乎全是来自原华中和山东各地老区的同志。一般干部有老区来的,也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原济南市国民党警察局留用人员,总共约600人。其次,从华东警官学校抽调学员800人。

5月9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济南市公安局南下干部加上华东警校的学员共1400多人,第一次坐上属于人民自己的火车行军。但毕竟是战争时期,有几处铁路大桥,被敌人在逃跑时炸坏,像淮河、浦口、明光等铁路大桥,火车只好开开停停,再加上我们在南京呆了两天,所以,直到5月15日我们才到达丹阳。

丹阳集训

丹阳在镇江和常州中间,城市不大,当时却是我党在江南的一个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中共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就驻在丹阳城内。这时准备接管上海的各路人马,已陆续到齐。我们济南来的南下干部驻在丹阳城东不远处的一个集镇上。我随张文炳同志就住在一间不宽敞的北房内。

在华东局社会部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副部长领导下,我们的集训,首先在少数领导层进行组织准备。刘少傥、顾明代表华东局社会部,张文炳代表济南市公安局。他们根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组织机构和部门,研究配备接管干部的问题。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同志集训的首要任务是思想准备。学习党中央、华东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论述以及新区工作特别是新解放城市的各项政策,以奠定稳固的思想基础。

刘晓

与此同时,当时住在丹阳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同志,也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地下党按照部门系统,发动党员及积极分子带动广大群众配合接管。

长期隐蔽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警委”),在邵健、刘峰等同志的领导下,20个党支部,近500名党员,2000多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也都动员起来。在市警察局、各分局、监狱、看守所等单位,负责监视旧警官员,保护要害部门,保管档案材料,维护社会治安,准备里应外合。提篮桥监狱党支部在解放军到达苏州河以北之前,就缴了守卫武器、监房钥匙,控制了整座监狱,保护了监狱内政治犯,防止敌人提走或者加以杀害。

“警委”还布置党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调查敌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库的情况;调查敌军警、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以及罪恶事实。所有登记注册资料,分别送往丹阳或在上海解放后交给军管会接管专员,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各级接管班子定下来以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中共地下党派来刘泮泉同志,他不但详细地向各级领导介绍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情况,并将警察局的地理位置、大门、侧门等所有通道画成地图,十分精确。入城后,在接管时发现,实际情况与他的介绍完全一致。

编印于1949年3月的《上海调查资料·伪上海市警察局》,图为目录页(上海市档案馆藏)

入城接管

形势发展神速。我人民解放军于5月12日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攻击,23日发起总攻,25日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27日上海完全解放。

5月25日下午,我们随着华东局机关,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 再分批乘汽车向上海市区进发,先后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我们没有占用师生员工的宿舍,而是集中住在交大体育馆,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躺在地板上休息,这就是我们入城的第一个夜晚。在丹阳和到上海的行军、宿营等后勤保障工作,是吴濂同志及其随同人员负责的。在车辆、物资紧缺的战争情况下,他们顺利地安排好1400多人的衣、食、住、行,其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5月26日,李士英副部长要秘书处长张文炳和秘书处副处长、“警委”领导人邵健同志,先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去接触了解情况,我作为秘书处当时唯一的秘书也随同前往。时值风大雨急天气,交大校园的草坪和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散落着残枝败叶。路上行人不多,沿街商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窗,店主人不时地偷偷向外张望。汽车趟着没膝的积水,缓缓行驶。

李士英

到了福州路河南路口,已远远看到警察局大门两侧用麻袋垒起的工事,国民党士兵的头盔和残缺不全的枪支散乱堆积在工事一侧,工事内不时冒出霉变气味的缕缕灰烟。走进大门,两辆血腥镇压人民的“飞行堡垒”,东斜西歪地停在大院南端车库一角。警察局周边还时时听到零落的枪声,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仍充斥着一片战火硝烟的气息。

令人极度愤慨和悲痛的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在5月24日晚逃跑之前,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的沈鼎发、施南岳等9名革命志士,枪杀在市警察局后院。虽然尸体已由地下党同志收殓,但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的现场依然可见,我们默默地凭吊了已经看到曙光而未能与我们会师的先烈们。
张文炳、邵健同志在北部五楼接见了代理警察局长陆大公和主任秘书王鲁。陆大公曾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警备科科长、专员等职。1949年4月,他接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规劝,同意反正。1949年5月24日,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5月25日,陆大公向上海各警察分局发出“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并下令各警察分局悬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两位处长同他谈话,安排好接管事宜,并交代汽车队负责人,随时听候调遣。

解放军进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张文炳、邵健、钟望阳等领导同志以及我们随行的几个秘书,分别乘车由交大直奔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进入警察局大门时,我们看到在大门上方悬挂着一面白旗,到了大院后,又见四周楼房的窗门处,有人伸出胳膊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向我们摇动,声音不大地喊着:“欢迎解放军!”几位领导向大家挥了挥手,就直接乘电梯上到北部五楼旧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原局长办公室工友、我党地下党员冯鸿顺同志,他乐不自禁地为我们搬座冲茶。整个大楼完好无损,整齐有序。局长室对门的大房间里,分类排列着旧警察局机关警员使用过的各种枪支。

领导同志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坐定后,由邵健引进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他面对几位领导坐下,毕恭毕敬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近两天维护警察局的情况,最后他起立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上交李士英副部长。


27日下午,后续接管人员陆续到齐,在北部八楼会议室,召集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所属各处长或代理人,和我们接管警察局各处室的领导一起,开了接管工作首次会议。会议由扬帆副部长主持。李士英副部长作了政策性的讲话。会议开得成功,讲话深得人心,很快稳定了许多旧警人员焦虑不安的心情。

解放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提篮桥分局大门(上海市档案馆藏)

会后,按我们原来组织接管的部署,遵照军管会确定的“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进行,按组织按系统,各就各位,先后着手接收阶段的工作。

我奉命接管警察局档案室。档案是接管中重要的一项。《约法八章》第五条特别强调: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人员,应各安职守,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如有乘机破坏,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者,定予依法惩办。

5月28日,我持由军管会陈毅、粟裕签发的接管命令,与随同我参与接管的3位同志到档案室执行命令。该室从股长到科员共9人,均已照常到位,接管工作随即进入实际运作过程。我们根据档案目录卡,逐一清点、交接、入柜。接收完毕时发现缺少22宗重要案卷。正在严格追查之际,我刑事侦察处接管同志交来了这批材料。经查,这是由原刑警处对我进步人士搞的调查材料,解放前夕,档案室股长特为调出移送刑警处的。

1949年5月30日~6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各伪单位人员统计(上海市档案馆藏)

警察局这批中文、外文文书档案资料,历史跨度长,从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伪警察局到国民党警察局,多达十余万卷,有着重要的查证参考价值。如今,这些档案都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

由于党的接管方针正确,加上移交人员协同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各处室大约用了半个月到二十天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接收任务,从而使接管工作顺利转入管理和局部改造阶段。

维护安宁

国民党溃逃前,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应变”部署,潜伏了一批间谍特务分子。同时,还有一些从先解放的地区逃亡来沪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初期,境外间谍特务机关与境内隐蔽的和公开的特务、武装特务、惯匪、盗匪以及散兵游勇等,始终把上海作为重要目标,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生产和建设,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从见之于报端的两则新闻,就可知当时社会动乱的一斑。1949年6月12日《新民报》晚刊登载:“本市南市江南造船厂附近,最近连续发生国民党残匪潜伏里弄,深夜开枪狙击解放军守卫,甚至公然放火焚烧民房事情,由于群众协力检举,已经捕获重大嫌疑犯多人。且其日记簿上均有’军统’及’中统’特务之人名地名,群众愤怒,自动严密合作防范。”

本文作者(摄于1949年5月)
事实说明,由于当时我们组织尚未健全,警力不足,加之敌特的造谣破坏,留职员警情绪不稳,工作不力,严重不能适应尖锐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采取新的措施,打开新的局面。

陈毅市长讲话

为了鼓舞斗志,威慑敌人,消除留职员警的思想顾虑,坚定对敌斗争信心,1949年6月8日,陈毅市长在天蟾舞台,向公安系统接管干部和市局、分局员警代表4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

陈市长首先从上海解放说到思想解放。他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过去是警察人民,今天是人民警察。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要做名副其实的人民警察,大家必须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你们不要缩手缩脚,要大胆地履行职责,把眉毛舒展开,把胸脯挺起来,人民政府支持你们
陈市长告诫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惧怕恐吓。还以近两天发生的一件事风趣地对大家说:“有特务给军管会写恐吓信,寄了两枚子弹,想吓人。打淮海战役,消灭敌人五六十万,飞机大炮都不怕,怕你两颗花生米,岂不笑话。”对陈市长的幽默,大家在笑声中报以热烈掌声。

上海解放初,公安警察和警备部队战士在街头维持秩序(上海市档案馆藏)

经过组织整顿,士气更旺盛,凝聚力更增强。这就大大提高了对敌作战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市对敌斗争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

六、七两月,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共逮捕残敌、特务、盗匪2560多人;收容散兵游勇2.5万多人,其中包括各级军官2700多人;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5万多个;拆除碉堡1.8万多座。

通过整顿交通秩序,六、七两月车辆肇事案件比解放前的一两个月显著减少。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先后破获

“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简称E.S.D44)”魏克特间谍案

和妄图谋刺市长陈毅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国民党“保密局”刘全德行动特务案。

(武健华:山东荣成市人,1927年7月出生,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