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写过《海上看越南》。今年暑期在河内做田调，不经意看到下边这个路牌，其一是二征夫人路（Phố Hai Bà Trưng），其二是吴权路（Phố Ngô Quyền），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路口不禁感到虎躯一震。
后来在谷歌地图上，仔细地看了看河内环剑湖畔的这些道路名字，还真是有不少名堂。近代百年来越南经历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越南战争，据说其对法殖美帝的“怨念”似乎比较容易翻篇，对中国却困难得多，也许这blog可以略微窥探一番。
让我们从越南历史出发，配上这张谷歌地图，来看看河内环剑湖畔的“中国因素”。
首先从二征夫人（Hai Bà Trưng，地图中1.0）谈起，这也许是越南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英雄。当时还没有“越南”一说，东汉称如今河内的红河三角洲地区为“交趾”。征氏姐妹出生在交趾郡的一个雒越族军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军事技能，而当时东汉所派遣的交趾太守苏定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东汉十六年（公元40年），征氏姐妹在喝门举兵，攻取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百姓纷纷响应，太守苏定不得不逃往南海郡。征氏姐妹总共夺取了65座城池，许多雒越族军人顺从她，征大姐亦被推举为“征王”。
好景不长。汉光武帝得知征氏姐妹叛乱后，派兵水陆并进，南下平叛，收复交趾，但二征起义的确成为当地人长达一千年反抗中国统治的开始。于是，便来到越南历史浓墨重彩的第二笔——938年吴权（Ngô Quyền，地图中2.0）在白藤江击败南汉。史书记载，吴权懂得准确把握白藤江潮水涨退时间，潮涨时候“使人以轻舟挑战”，假装战败引南汉军入江心的木桩陷阱位置，至潮退时，木桩戳破南汉战舰，致南汉全军大溃。吴权乘胜追击，取得对南汉决定性胜利，后除去外来威胁，于939年春称王，成为越南吴朝的开创者。
然而好景不长。吴朝历经吴权、杨三哥、吴昌岌和吴昌文四位君主，出现内部权力斗争和各地豪强割据，最后爆发“十二使君”之乱，吴朝衰亡。后来，丁先皇（Đinh Tiên Hoàng，地图中3.0）平定了十二使君之乱，于968年建立丁朝，确定国号“大瞿越”，年号太平，定都华闾（Hoa Lư）。这次暑期田调也去了一趟华闾古都，听到不少历史故事。
丁朝（968-979年）之后经前黎朝（980-1009年），越南进入政治集中、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李朝（1009-1225年）时期，历经九代皇帝，共217年。李朝开国君主是李公蕴，次年改元顺天，定都昇龙（即如今河内的昇龙皇城），庙号太祖，后世尊之李太祖（Lý Thái Tổ，地图中4.0）。如今环剑湖畔，不仅有李太祖路，更有李太祖的雕像矗立。
值得一提的是，李朝开国时沿用前黎朝的国号“大瞿越”，在第三代皇帝李圣宗（1054-1072年）继位后改国号为“大越”，虽然宋朝仍称之为“交趾”。李圣宗逝世后，太子李乾德继位，是为李仁宗。1074年李道成（Lý Đạo Thành，地图中4.1）被封为太傅平章军国重事。1075-1077年间宋越开战，李常杰（Lý Thường Kiệt）作为李朝与宋朝交战的主要将领，李道成则负责防备占城、防止李朝受到两面夹击。宋越战争最后以双方讲和结束，从此至1257年蒙古入侵越南，两国边境近200年未再起大的争端。难怪乎李常杰当年能够得意洋洋地写下这首《南国山河》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
蒙元作为13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于1257-1258年、1284-1285年和1286-1288年三度侵越，但三度吃瘪，因此便有了越南历史浓墨重彩的第三笔——越南抗蒙战争，也许是越南历史上对外抗战最为光辉的一页。陈光启（Trần Quang Khải，地图中4.2）在抗蒙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在返回昇龙都城途中所作的《从驾还京》，基本和李常杰的《南国山河》形成回响：“夺矟章阳渡，擒胡咸子关。太平须致力，万古旧江山。”除了陈光启，还有范五老（Phạm Ngũ Lão，地图中4.3），在越南军事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如今胡志明市也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事后来看，考虑到蒙元帝国在越南吃瘪的先例，后来美帝在越战中所吃的亏，便也不算啥了。
然而依旧好景不长。越南陈朝（1226-1400年）之后，是仅存在7年时间的胡朝（1400-1407年），然后明朝消灭胡朝，越南再次进入北属时期（1407-1427年），历时20年。明朝统治后来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变，尤其是黎利（Lê Lợi）所率领的蓝山起义（1418-1427年），黎来（Lê Lai，地图中5.1）、黎石（Lê Thạch，地图中5.2）、陈元扞（Trần Nguyên Hã，地图中5.3）和丁礼（Đinh Lễ，地图中5.4）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最终逼迫明朝罢兵，黎利开创后黎朝，使越南重获独立，后人称为黎太祖（Lê Thái Tổ，地图中5.0）。
如今河内环剑湖畔，除了李太祖的雕像，也有黎太祖纪念碑，依旧叙述着当年越南北抗的历史。有趣的是，碑文乃是汉字书写，如今中国人还能看得懂，而大多数越南人恐怕是看不懂了。
写到这儿，对于河内环剑湖畔的“古代越中关系史”可谓基本结束。回望那一条条街道，犹如一部雕刻在首都中心的民族史诗。回到越南对于“他者”的认知，与法国或美国相比，中国并不只是曾经的统治者或殖民者，而是在一千多年时间内、在文化、宗教、制度与政治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近者”。
所谓“天堂很远，天朝很近”，正是这种“既熟悉又危险”的关系，使得中国成为越南建构国家身份、历史记忆和民族叙事中最为重要的“他者”（应该不需再加“之一”）。因为从二征夫人到黎太祖，从白藤江之战到蓝山起义，几乎越南的每一次“民族觉醒”和“国家构建”的叙述都与中国有关。
正因如此，当我那天站在“二征夫人路”与“吴权路”的路口时，肯定不只是“虎躯一震”的历史感。如今看来很明显，那些街道名字强调的并不是“反华”，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我更加能体会到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在长期的外来压力下塑造自身的一种方式。我想，理解越南如何在街头巷尾、历史叙述中讲述和认知中国，也许是重建中越互信的第一步，这算是这一次田调带给我的启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