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日交往渊源悠久。《汉书·地理志》中已有对日本的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称日本为“倭”并分立为百余小国，偶尔会前来朝贡。《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了更具体的往来：“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提到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的印绶，与1784年在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互印证。《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3世纪日本的情况，特别是与邪马台国的交往有了更详细的记载：“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此后十年间，双方使者往来频繁，见于记载的至少有四次。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进入“倭五王”时代，继续积极与中国建立关系，《宋书·夷蛮传》中：“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由上可见，中日的早期接触基本是朝贡往来。
汉委奴国王金印（图源于网络）
至隋唐时期，迎来了中日古代交往史中亮眼的一卷，便是遣唐使。遣唐使起于隋，兴于唐。中国在经过长期分裂后，由隋朝再次实现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这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压力。此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厩户王）摄政，公元607年，小野妹子携国书至隋——“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日将自己称为“日出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大不悦，故下令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再上报，此举虽引起隋炀帝不悦，但文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打开。随后日本继圣德太子外交思想，同中国积极建交。日本遣唐使首次来唐见于《新唐书》中：“太宗贞观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
01遣唐使的背景
遣唐使的背景，应从多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日本从来与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先前的发展史上就与中国交往频频，受中华文明影响颇深。在隋唐时，经过三千余年的发展积淀，这一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文化昌明，对外包容，使得周边国家纷纷效慕华风，日本也不甘落于人后。其二，日本积极投身于东亚国际事务，追求提高自身影响力，在意识到唐朝实力强大，难与争锋后，便追求与之建立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其三，日本当时国内的部民制和氏姓制等衰落已极，弊端突显，即将走向尽头，这让处在转型关口的日本政治动荡加剧，社会矛盾突出。圣德太子改革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外引入中华文明先进的仪文制度和律令体系，用以启发国内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也需有才之人、有识之士来进行推动。
02遣唐使基本概况
日本遣唐使自630至894年，历经了日本方面的飞鸟、奈良、平安三大时期，唐方面从唐太宗时期开始，跨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少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
遣唐使的派遣次数颇有争议，一般认为，共任命遣唐使19次（如下表），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正式遣唐使有13次。
遣唐使时间表（自制）
遣唐使的组成简而言之分为三层。领导层——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有时在大使之上置执节使或押使（代表）。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任。专业技术层——知乘船事（船长）、造船都匠、船师、船匠、师、人（侍候高官的从仆）、挟杪（舵师）、水手长、水手、射手、杂使、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这些人不仅负责使团自身的健康与船只维护，也肩负着与唐朝同行进行技术交流、学习新技艺的使命。学习层——留学生通常是贵族子弟，被派往唐朝国子监进行长期系统学习，将唐朝先进的律令、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学问僧与留学生同等重要，他们是佛教领域的学者，旨在求取佛法真经，不仅在寺院学习，还遍访名山高僧，将佛教各宗派传入日本。
遣唐使的活动主要是学习和引进唐朝先进文化。根据不同阶段形势呈现出不同特点：
前期为构建日本自身的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提供蓝图，并且致力于稳定与唐关系以巩固其在东亚政局中的地位，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例如，此期留学生僧旻回到日本后在京都开设私塾，讲授中国的儒学和律令制度，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是他的学生。大化改新时，《日本书纪》载：“朕更復思崇正敎光啓大猷。故以沙門狛大法師福亮。惠雲。常安。靈雲。惠至。寺主僧旻。道登。惠隣。而爲十師。”新政权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任命僧旻为“国博士”（くにのはかせ）。国博士这个职位相当于国家最高政治顾问，其职责就是将其在中国所学先进知识和制度具体应用到国家建设之中。
阿倍仲麻吕之诗 葛饰北斋约1835—1836年作（图源于CHRISTIES）
中期的遣唐使则是系统性地、全方位地吸收盛唐文明。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也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晁衡，出身于日本中等贵族家庭，公元717年被选拔为第9次遣唐使团的留学生，随团抵达唐朝都城长安。学成仕唐，历任了司经局校书（正九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仪王（唐玄宗第12子）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等职。他与当时唐朝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尤其是与李白、王维、储光羲、赵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诗歌唱和。在唐生活多年后，阿倍仲麻吕思乡之情日益浓烈，公元733年，他曾想随遣唐使回国，但未被批准。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抵达长安，时年55岁的阿倍仲麻吕再次向唐玄宗恳请回国，玄宗感其忠诚，最终同意，并任命他为唐朝的回访使节，护送日本使臣回国。公元753年冬，阿倍仲麻吕与日本遣唐使一行乘坐四艘船只从苏州启航，不幸的是，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暴，他的船只一度传说遇难沉没。噩耗传到长安，好友李白听闻后悲痛欲绝，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但其实阿倍仲麻吕并未身亡，他的船只随风漂流到了安南（今越南中部）沿岸，他历尽艰辛于755年夏天重返长安。此时唐朝安史之乱爆发，陷入动荡。阿倍仲麻吕随后又历任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最终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封北海郡开国公。公元770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逝世，享年72岁，唐代宗追赠为潞州大都督。
后期由于唐朝安史之乱的影响转向学习佛教，宗教色彩浓厚，政治色彩减弱，日本将所学习的内容结合自身国情进行选择和消化。比如公元838年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其核心任务几乎是专门为空海、最澄的弟子们入唐求法提供官方通道。学问僧圆仁随行入唐求法，在唐巡礼求学近十年，足迹遍及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在长安期间，他搜集、抄写了大量的佛教经、论、仪轨以及世俗典籍，其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更是研究唐代社会与中日交流的珍贵史料。
03遣唐使的路线
其路线分早中晚期，主要有三条：
北路【早期】：从九州出发–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岸或在今仁川附近西折横断黄海北上–在山东半岛登州一带登陆。
这条路线相对安全，绝大部分航程都是沿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北上，可以避免恶劣海况并补给。但其耗时较长，先要向西北航行到朝鲜半岛，然后几乎沿着半岛海岸线一路向北，走到一定程度后再向西横渡黄海，成“U”形路线。同时在沿岸北上阶段，船只很可能遇到逆风或南下的沿岸流。
南岛路【中期】：从九州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奄美群岛等向西横渡东海–在长江口附近的明州（今宁波）或扬州登陆。
这条路线受季风影响较大。去程夏季利用西南季风，顺风横渡东海，驶向中国；归程秋季利用东北季风，从中国返回。
南路【后期】：从九州值嘉岛（今五岛列岛）直接向西横渡东海–抵达明州或扬州。
这条路线的航程最短，但风险也最高，常遭海难——“四船齐发，往往一船幸存”是常态。
遣唐使路线图（图源于网络）
不难看出其路线由北路转向了南路，到了宋代时中日交流路线基本也是以南路为主。这是为何呢？这就涉及到了关键的一点——东北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北路路线运行时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状态，日本与百济关系密切，可以通过百济的协助，安全地使用这条航线。后来新罗崛起与唐朝联手，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而日本曾于663年出兵援助百济，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新联军击败，这使得日本与新罗的关系紧张。自然而然地，遣唐使路线由北路转向了南路。
04遣唐使的影响
圣德太子童形立像（孝养像）14世纪 茨城善重寺藏（图源于圣德太子逝世1400周年纪念展）
对经济。日本方面，《大日本史·藤原葛野麻吕传》载大使是“临发，宴饯殿上，一依汉仪。赐酒御床下，作和歌优劳之。葛野麻吕感泣，左右无不叹羡。赐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金二百两。辞见，受节刀”，可见日本对遣唐使的奖励丰厚，而对遣唐使官方费用明细的研究目前不明，可以确定的是财力负担沉重对当时的日本造成了一定影响，有时日本朝廷向遣唐人员发放绵、布等作为入唐费用，《唐会要》中就记载：“衣糧准例支給”，但日本认为遣唐使是优大于劣的。遣唐使及其带回的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将唐朝的先进经济制度引入到了日本，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是催生日本所谓律令制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在农业领域引进了犁、锄等铁制农具以及水利灌溉技术、作物栽培技术等，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手工业领域则是出现了带有日本特色的奈良三彩和对陵阳公样团窠环的模仿，陵阳公样是唐代宝花或卷草纹样与联珠团窠锦纹的完美结合，其创作者为窦师纶，李唐立国后因功官拜陵阳郡开国公，故而有“陵阳公样”一名，陵阳公样的实物在日本正仓院中多有保存。日本遣唐使来唐时会携带大量的国信物（贡品），如银、丝、棉、布等，《延喜式·赐蕃客例》中详细规定了与大唐皇的贡品清单，涵盖丝织品、原料、手工艺品等：“大唐皇，銀大五百兩，水織絁，美濃絁各二百疋，細絁、黃絁各三百疋，黃絲五百絇，細屯綿一千屯，別送綵帛二百疋，疊綿二百帖，屯綿二百屯，紵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綿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顆，瑪瑙十顆，出火鐵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判官，各綵帛廿疋，細布卌端。行官，各綵帛五疋，細布十端。使丁并水手，各綵帛三疋，細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者，臨時准量給之。”唐朝皇帝则会回赐更为丰厚的礼物，通常是高级丝织品、书籍、工艺品、药材等，刺激日本的国内消费。虽然遣唐使在9世纪末左右停止结束了，但由此建立起来的海上通道和对唐朝商品的需求，为平安中期后商船交流以及宋日贸易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唐朝方面，如前文所见，日本带来大量贡品，这些贡品流入唐朝市场，为其带来一些异域风情和商业活力，对唐朝的相关行业产生微弱启发，比如日本刀雏形、漆器工艺等等。
陵阳公样卷草团窠环立凤卷草纹绣唐代 （图源于中国丝绸博物馆）
对文化。语言方面，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无文字，在遣唐使影响推动下汉字传到了日本，日本一度借用汉字来记载自己的语言，又在此基础上利用汉字创造了日语字母即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书写语用平假名，外来语或者有特殊要求的用片假名。平假名借助于汉字的草书而创造，片假名则取汉字楷书偏旁冠盖。这里简单举例，平假名：安→あ、衣→え，片假名：伊→イ、江→エ。遣唐使也推动汉字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国家，对东亚文化圈有巨大影响。宗教尤其是佛教方面，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不仅学习佛法，还带回大量佛教典籍、佛像和法器，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核心纽带。佛教的传播促进了日本建筑尤其是寺庙、教育和社会救济的发展，更为日本天皇提供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于道教的态度：“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日本聘请鉴真赴日得到了许可，但当唐玄宗要求道士也同行时，便撤回了申请，最终鉴真不得不以偷渡的方式赴日（新川登龟男，1999）。”道教在唐代处于其发展的鼎盛期，遣唐使不可避免会接触到有关道教之事物，虽然日本引进了部分道教知识，但对道教团赴日未给予正式的官方支持。艺术方面，唐诗影响颇深，日本的《怀风藻》和《万叶集》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汉诗和歌代表作品，《怀风藻》中，“月”“梅”两字多次出现，如：“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均延续唐诗月寄乡思、梅喻高洁的意象内涵，而前文所提到的李白《哭晁卿衡》、昙靖送空海诗：“万里洪涛白”和徐凝送日本使诗：“鲸波腾水府”等，不仅见证了中日文人间的深厚友谊，更成为研究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日本的官方文书、寺院碑刻多采用唐式书法，最初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自然遣唐使便带回了大量相关的书法帖迹，王羲之书法开始风行日本，《万叶集》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大海之，底乎深目而，结羲之、妹心者、疑毛无”，在日本书道史上被称为“三笔”的著名书家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三人也深受唐朝书法风尚的影响；《日本书纪》中：“遣唐使献唐乐、乐器，天皇命雅乐寮习之”，还可以看出中国唐代与古代日本两者音乐舞蹈的交流学习。
中日交往，一衣带水，源远流长。古代的文明馈赠，书写了友好往来的辉煌篇章；近代的战火硝烟，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前路漫漫，唯有真诚地“以史为鉴”，方能切实地“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石上，实现“亲仁善邻”的永恒之道。
参考文献
舍人亲王等《日本书纪》
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
藤原时平藤原忠平《延喜式·赐蕃客例》
藤原不比《养老律令》
德川光国《大日本史·藤原葛野麻吕传》
《万叶集》
《怀风藻》
陈寿《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班固《汉书·地理志》
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
沈约《宋书·夷蛮传》
魏征《隋书·倭国传》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刘昫等《旧唐书·东夷列传》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东夷列传》
王溥《唐会要》
李白《哭晁卿衡》
昙靖《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橘秀才朝献后却还》
徐凝《送日本使还》
吴廷璆《日本史》
森公章苏亦伟《日本学术界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萧锦华《〈大日本史〉所见日本遣唐使团之制度及在唐外交政治与文化交流活动》
韩昇《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
如有错误之处，恳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