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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桂芬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摘要：

青海的彩陶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紧密相关，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 青海彩陶文化历史悠久，彩陶以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纹样在中国远古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河湟流域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发源区，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复杂，民族众多。该区域分布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遗存，如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河湟彩陶的装饰纹样种类繁多，线条流利生动，具有流线韵律和强烈动感，尤其是海东地区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等展现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和审美情趣，对于研究中国远古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河湟彩陶造型丰富，大多器型具有饱满凝重、结构均衡严谨的特点。异形器也是较为流行，如人头像彩陶壶、方形彩陶器、彩陶靴等，不仅反映了远古人类的智慧，突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展示了彩陶文化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丝绸之路；青海道；彩陶文化；中华文明

河湟流域彩陶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存类型多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河湟地区氏族与部落的分布、文化与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与周边文化的交融乃至与古丝绸之路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河湟宗日文化

宗日文化因发现于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而得名，该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及周边，如青海省兴海、同德、共和、贵南和贵德等地区。宗日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的粗红陶为特色，陶器造型朴拙，在夹粗砂乳白色陶胎上施紫红色彩绘，彩陶装饰纹样粗犷，图案较简单，运用红色线条和三角形组合描绘了鸟的各种写实图形。宗日文化彩陶具有风格鲜明的艺术特征，且自成一体，表现出与青海其他类型的彩陶截然不同的独特文化面貌。据碳十四测定，宗日文化年代约为距今5700—4300年，延续发展了1400年的时间，由此也说明宗日文化的居民是以定居的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许多遗存都处在同一文化层，从宗日文化的发展时间和彩陶的艺术特征来看，其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之后的齐家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紧密联系。

（二）河湟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重要的彩陶文化遗存，在青海省境内，该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地区。马家窑文化经济与文化形态丰富，农耕、畜牧、纺织、制陶业都比较兴盛，彩陶的制作工艺精湛。从历史发展来看，马家窑文化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分别代表其早期、中期与晚期的发展形态。

1.马家窑类型（早期）

马家窑类型（约5000—4700年），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其早期彩陶艺术形态与仰韶文化晚期石岭下类型极为相似，中晚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陶工们乐于用旋涡、水波、同心圆等几何纹表现水的各种形态。彩陶多为细泥红陶，质地坚硬，器表打磨光滑。造型丰富，主要陶器造型有壶、罐、盆、钵、瓶等。彩绘技艺高超，纹饰精美，结构规范严谨，线条流畅生动，表现出河水的湍急有力与优美律动。海东市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出四组五人手拉手午后时分在河边围成一圈舞蹈的场景，人物都戴有相同的头饰和腰饰，动作协调，形象生动，线条流畅，该舞蹈纹盆是研究史前舞蹈及原始宗教的有力物证。

2.半山类型（中期）   

半山类型（距今4600—4300年），分布在河湟流域及海东农耕地带。半山类型彩陶器型饱满凝重，图案明丽，较之马家窑类型其构图更为严谨，用黑红二彩在壶、罐、盆等黄色陶器上描绘出富于变化的各种彩绘图案。旋纹、菱形纹、葫芦网纹、神人纹（人与蛙的组合）等与锯齿纹的组合构图也成为半山类型彩陶的主要装饰特色，葫芦纹与神人纹的大量出现以及文化遗存分布的广泛性，说明在半山时期原始宗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

3.马厂类型（晚期）

马厂类型(距今4500—4000年),这一时期彩陶文化向西逐渐演进，体现出以青海东部向湟中演进与甘肃省河西走廊向新疆地区发展的两大分布区，或可称为马厂类型的两个分支。马厂类型的两个地域分支彩陶文化特征各具特色，向河湟发展的一支，继续发扬和传承半山类型的艺术特色，黑红彩绘大放异彩，神人纹、圆圈纹不断演绎；另一支沿甘肃河西走廊向西北绵延发展，彩陶器型多样，回纹、菱形纹、三角折线纹等彩绘装饰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神人纹在这一时期蔚为大观，从写实到抽象、从纵向到横向、从工于描摹到豪放写意，展示了马厂时期陶工的技艺水平与审美情趣。从青海乐都柳湾村出土的浮雕神人纹彩陶壶，运用浮雕、捏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史前宗教人物的的典型形态。  

（三）河湟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因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24年在洮河西岸发现广河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并将其列为“六期”之首，距今4200—3700年左右，在马家窑文化衰退的同时，齐家文化开始兴起，并最终取而代之。齐家文化制陶业比较发达，陶器种类繁多。齐家文化的陶器素陶为多，彩陶相对较少，大耳器极为流行，双耳、三耳、长颈的罐是其标志性的艺术特色。齐家文化多见高足豆、三袋足鬲、鬶、盉等炊器。红色彩绘，构图单一的三角纹、三角网格纹、复道三角纹、菱形纹是齐家文化彩陶普遍流行的装饰。齐家文化遗存多发现羊形陶塑、鸟形陶塑，明显反映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除了出土大量陶器外，各文化遗存还出土有青铜器和玉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如图1）。

（四）河湟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距今3550—2690年），该遗址位于湟中县云固川卡约村，其发展时间与辛店文化相当。卡约文化的分布，从遗存分布上看，“东起甘肃省临夏地区与青海省的边界地区，西至青海湖西岸到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北起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黄河沿岸皆有分布。”[1]

青海省境内的卡约文化是青铜时代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本土文化形态，在这一文化中，彩陶器物的常见形制包括壶、罐以及细颈瓶等。类似于辛店文化中流行的唐汪式陶器，卡约文化同样普遍使用双系高领罐和带耳腹罐，其器底设计多为内凹圈足，小巧紧凑。这些陶器根据用途可分为煮食器、盛水器和食器，常作为葬礼中的随葬器物出现，体现出一定的丧葬习俗特征。彩绘风格富有个性，颜色多以赭红与黑色为主，常见的装饰部位为器口内侧及颈部，通常覆盖红色陶衣或宽带纹饰。图案设计多样，其中连续波折三角形纹装饰似连绵的山峦，又似水中游动的鱼儿，极富特色，还经常出现展现游牧生活的纹样题材，如大角羚羊与鹿类图案，具有鲜明的文化符号意义（图2）。

（五）河湟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距今3400—2800年）。是河湟地区较为典型的彩陶文化遗存。辛店文化彩陶体现了多文化融合。因受齐家文化的影响，辛店文化陶器造型丰富、轻巧，器型仍然延续齐家文化的高领双大耳和折腹造型的罐；同时又有来自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的强烈影响，如陶器口沿呈下凹的马鞍形，环形腹耳的广泛使用等。彩陶多用黑、紫红两色进行装饰，也有一定数量的素陶。彩绘纹饰有连续双钩纹、回纹、宽带纹、涡纹等；有反映畜牧经济的羊纹、犬纹、鹿纹等；也有少数变形蜥蜴纹、鸟纹、太阳纹等（图3）。

（六）河湟诺木洪文化 

诺木洪文化（距今约2900—2700年），该文化遗存最早于1959年在海西州都兰县搭里他里哈被发现，是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晚期一种具有独立特征的考古发现。陶器大部分为加沙素陶，绳纹、划纹戳刺纹、平行刻线纹，以及少量的彩陶，陶器造型多样，但仍以饮食器、盛储器、炊器等常用生活器具为主，较为流行大耳、四耳器可能受周边文化的影响较大。从这些陶器的形制与纹饰特征来看，可以窥见其工艺风格和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该文化与卡约文化的关系密切，很有可能是卡约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一）常见日用陶器

与其他史前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一样，河湟流域彩陶也是日用器皿。该地区彩陶类型丰富，功能性决定了陶器的特定造型，从吃饭的饮食器，如钵、碗、盆、豆等，到盛放粮食和水的瓮、罐、壶、瓶等，以及各种炊器，如鼎、鬲、盉、鬶、甑等，还有可满足精神愉悦的陶鼓、陶铃、陶埙等乐器。这些陶器在设计之初，实用性很强，早期彩陶工艺简单粗糙，制作成本高，只具备实用性，因而没有被人们所重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陶器生产有了盈余，以满足人们的精神信仰需要，一系列用于祭祀和宗教仪式的器具也应运而生，陶器既是日常生活用品，又作为逝者的随葬品。

（二）异形彩陶

根据考古学的一般认定，异形陶器多用于陈设、祭祀或随葬。实际上，这类彩陶异形器自彩陶文化兴起以来便不断出现，贯穿了彩陶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各异，例如从马家窑文化开始，到后期广泛出现的双联罐、鸟形壶、枭形罐等，以及青铜时代彩陶中的各类羊形动物形象塑饰，都展现出史前人类非凡的想象力、精湛的陶艺技法和对现实生活的细腻体悟。

早期这类异形彩陶数量不多，相同功能与主题的异形器更为罕见。依据其外形特征，异形彩陶器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特殊造型的实用器、人形及人体局部形象、动物形态以及植物类造型等。

1.仿生造型陶器

（1）人形彩陶器

在河湟流域史前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与四坝文化，均可见到大量模仿人形特征的彩陶器。这些陶器往往通过将人体部位的形态融入设计中，如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双大耳器，其双耳似人的双臂，引发观者联想。相比完整的人物形象塑造，这些器型更多聚焦于局部特征的提炼与表现，如鼻梁、耳部等细节被用作装饰元素，以增强器物的视觉表现力。通过引入人体形态特征，陶器不仅被赋予了生命意涵，更是史前人类对人的崇敬和原始宗教观念的体现（图4）。

（2）人头或人面塑饰

青海地区出土的彩陶器物中，人物雕塑的运用极为丰富，常见于器口、器肩等部位作为装饰元素，这类雕塑反映出人物形象在原始陶艺中的普遍性与重要性。马家窑文化至青铜文化的彩陶文化遗存，陶器上常见独立的人面或人头雕塑，造型生动、五官分明，形象丰富，展现出典型的亚洲人种面貌特征。

此外，人头雕饰也常作为彩陶器皿的附属装饰，与陶器造型和彩绘图案相融合，这一现象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表现突出。此类人像多为男性，面容扭曲、神情痛苦，有的面带狰狞之态，甚至泪流满面，造型离奇而富有表现力。这种表现形式不仅丰富了陶器的视觉语言，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生命、情感乃至宗教信仰的复杂认知（图5）。

“这些造型，有的像是崇拜物，有些可能是巫术的道具。也可能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能与原始崇拜有关，如动物崇拜、性崇拜和生殖崇拜，有些也可能表现了原始人的一种即兴的创作。”[2]这种以人为对象的意识和创造，必定包含着当时人对自身的某种认识和理解。器形拟人化的创意造型，表现出器形的人化，器形即人形，体现了原始先民表现自我的最初意识；器形的美化，以人为参照，反映了原始先民欣赏愉悦的初步萌芽；器形的神化，器形即神形，则折射出原始先民对神灵的祈求。彩陶作为“混成之物”，它综合地反映着原始文化精神，也蕴含着原始艺术精神诸要素。

（3）靴形器和人足彩陶

仿生人足陶器，始见于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其造型酷似人的脚，憨态可掬，形象逼真，极具表现力，在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也有较多发现。（图4至图6）。

马厂类型时期的制陶工艺展现出极强的创造力。足形豆（图6）属于马厂类型的彩陶器物，其足部采用素陶塑成，表面经过细致打磨，豆内绘有黑红色的竖线纹饰，整体造型小巧精致。器物以三个人足支撑，五趾清晰，连脚踝细节也刻画得非常生动。河湟流域的人们，制作出的陶器除了实用的罐、壶等器物，还将罐、壶器物与人物、动物形态相结合，如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靴形罐（图7），高台靴，靴腰上为一罐的造型，靴面上绘一神人纹倒趴在靴子上，栩栩如生。辛店文化的陶靴（图8），直口，红陶衣，靴子腰绘有连续回形纹，靴面绘复道折线形纹。陶足形器物及陶靴的存在显然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时代特征鲜明。

方形陶器在青海省各彩陶文化遗存虽数量较少，但极具特色。乐都柳湾村出土了一件马厂类型的长方形陶盒，口部下凹，器体上小下大，呈梯形。如同时期的鼓腹器，窄边上腹部两侧有对称的鸟喙形双鋬和双耳，长边器腹两侧绘有相应的黑彩大回形纹（图9）。在较晚的甘肃四坝文化也有出土类似的方形陶器，如羊头柄方杯（图10），手柄为一圆雕绵羊头，用黑彩描绘出卷曲的羊角和头部舒展的羊毛形态。羊头柄一侧器腹绘有一双大手，似作祈福状，另一侧绘有菱形纹，具有较强的装饰性。

（一）几何纹样

青海各彩陶文化中，纹饰主体均为几何形图案，而动植物形等图案占少数，所以寻找几何形纹饰的演变规律，探索史前艺术的发展历程，是彩陶研究的重要内容。河湟地区彩陶所描绘的几何纹样，形式丰富，与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异曲同工。几何纹样构成形式多样，菱形纹、旋纹、回形纹、三角纹、三角折线纹、三角网格纹等几何纹样在青海彩陶各文化类型中占绝大多数。

三角纹样在马家窑文化时期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在早期仍然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特点，比如弧三角纹。马家窑文化中晚期则更多地表现为菱形纹，偶尔在彩陶上绘三角形纹样。在后期的彩陶文化中，虽然文化类型复杂，但三角纹样几乎都成了各文化彩陶纹样的主要元素，而且各具特色，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三角纹样在不同的器物上表现各异，如齐家文化双大耳罐上的倒三角纹和双肩耳罐上的复道三角纹（图11至图13）。

（二）动物纹样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描绘动物纹样的彩陶。史前人类通过精湛的技法将动物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层次分明，充满了动感。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多以写实手法呈现，常见的有鱼、鸟、蛙、神人纹、羊、犬、猪等。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以蛙纹和蛙神纹（神人纹）最为常见；而河湟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动物纹样以鸟纹、羊纹和犬纹等为主。 

1.神人纹（蛙神纹）

神人纹最初出现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延续时间较长（图14至图16）。这种纹样是青蛙和人结合的神人纹，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神人纹图案具有较为具体的形象表现，有的描绘整个人体，有的则仅表现面部特征，面容刻画细腻，似人形特征。这类纹饰常出现在盆、钵等器物的内壁，以马家窑文化中晚期的半山型和马厂型彩陶最具代表性。典型实例包括甘肃出土的人面纹彩陶盆与湟水流域发现的舞蹈彩陶盆，均体现了这一时期神人纹饰的主要特征。部分研究者将神人纹称为“蛙神纹”，体现了对其形象理解的多样性。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进一步彰显了原始陶艺匠人的创造力与精巧构思，盆内壁绘有两组11人组成的舞蹈队形，人物手拉手在河畔欢快舞蹈的情形，展现出高度的秩序感与节奏感。画面通过粗细不一、曲直变化的线条表现舞者动态，形象统一而富于动感，生动还原了原始社会集体歌舞的热烈场景。

半山时期的神人纹开始趋向符号化和程式化，早期较写实，头和躯干为人的形态，向上曲折的四肢为青蛙的肢爪。中期以后人物形象就愈发抽象，头部通常以一个圆圈象征，面部不具五官细节，圆圈内或填充网格，或用红黑同心圆画头；躯干以宽色带表现，四肢则采用红黑相间的折线或折带形图案表示，曲折呈上扬状，传达出动态之感。这类纹饰多用于壶、罐的上腹部及盆、钵的内壁装饰。尽管形象简化，但人物结构比例仍较为协调，体现出装饰性与象征性的有机融合（图17）。 

进入半山晚期，神人纹在形态上出现新的演变。人物头部尺寸进一步扩大，仍缺乏面部细节，却常在圆圈内部填绘多种图案，增加其视觉复杂性。四肢亦有所变化，上下肢均呈上举状，末端绘有数量不等的指爪符号，进一步强化了神秘与仪式感。此阶段除单体神人图案外，还发展出连续重复的带状构图形式。在壶、罐上部环绕排列，构成一组组手牵手似的“人物队列”，从俯视角度看仿佛是一群人围圈聚集，载歌载舞，反映了原始社会群体活动的热烈氛围和装饰艺术的集体表现特征（图18）。

马厂时期，神人纹的图像表现进一步抽象化，其形态逐渐由具象转向符号化表达。完整的人形图案已变得极为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简化、变形的局部符号。例如，象征头部的圆圈不仅明显增大，甚至在部分作品中被省略，直接由壶口或罐口取而代之，仅在器物的上腹部描绘肢体形态。同时，四肢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下肢的肢节和爪明显增多，强调了形态上的动态转折。发展至晚期，神人纹几乎完全脱离了人体特征，头部元素被彻底省略，图案结构更加抽象，部分纹饰甚至连象征躯干的宽带也不再出现，仅保留末端的肢爪形态；另有一些图案演化为三角形折带构成的几何组合，标志着神人纹最终从人形象征彻底转化为纯粹几何化装饰（图19）。这一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反映出图腾、信仰或礼仪内涵的象征性加强（图20）。

2.鸟纹

鸟纹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彩陶上就已出现，从写实的鸟纹到抽象的艺术表达，不同形态的鸟纹（图21）充分展现了史前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河湟流域的宗日文化时期，对鸟（鹰）的刻画手法开始出现写实和写意两种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小头细长颈，将鹰头与鹰身连为一体，呈三角形，用折线表示鹰足，体现其强健的体形，大多是在陶器的肩腹部绘制一圈，表现出宗日先民比较独特的艺术审美。描绘在彩陶上的鸟纹绕罐和壶一周，鸟头都面向壶口，绕圆形的器物盘旋，似一群鹰排列成行飞向太阳（图22）。[3]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时期，鸟纹的种类和形态渐渐多了起来，有水鸟、鸵鸟、鹰纹等（图23）。鹰纹的表现形式出现了一定变化，均呈展翅状，用各种线条勾勒细部眼睛或翅膀，造型更加形象生动，在铜铃、骨管、牌饰、陶器上均有发现，反映了青海先民鸟（鹰）崇拜的一脉相承。

3.羊纹

最能体现畜牧经济特征的是羊的各种表现形式，河湟地区青铜时代的彩陶文化遗存中，羊纹、犬纹和鹿纹除了以殉葬形式存在。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彩陶上的羊纹和鹿纹（图24）。彩陶羊纹表现的是中国西北地区驯养的绵羊和山羊形象，羊纹成对、或成排、或与鹿、犬等组合描绘于彩陶器上，偶见与人物构成的放牧图或狩猎图（图25）。      

（三）自然景观纹样

在史前彩陶的装饰体系中，自然题材的纹样占据重要地位。古人在彩陶上将常见的自然物象凭借他们丰富得想象力，表现出或写实、或抽象的各种审美形态，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自然景观与人类的生活最为密切，人的生活离不开太阳、空气、水、植物等，这类元素也成为古人在彩陶上表现的主要题材之一，既反映了先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感知与崇拜。自然纹样具有自然形态的具象特征，它包括各种景物装饰纹样，人们画太阳、月亮、星星、云气等等。

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表现自然形态的装饰较多，如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研究者普遍发现了绘有太阳图案的陶器，说明太阳在史前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太阳的图案不仅寄托了对温暖和光明的向往，更蕴含了古人对生命能量与自然秩序的深刻敬意与热切追求。

（一）日月纹

太阳和月亮是与人类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自然景观，是史前社会人类较为普遍崇拜的神灵。太阳和月亮纹样既有具象的描绘，又有抽象的艺术表现。在青海地区彩陶文化中，日月纹多以圆点、圆圈纹的符号呈现，常采用夸张的艺术表现方式。日月纹样反应了早期人类对天象的反复观察与理解，运用象征和意象的手法，在彩陶上进行艺术与理性的表现，体现了史前人类的宇宙观。

太阳和月亮纹多为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彩陶的表现题材，这些太阳图形既有单独构图，又有组合构图的形式。组合形式丰富多样，如与圆圈的组合、与人物的组合、与动物的组合、与几何纹的组合等。在色彩表现上有黑白组合、黑红组合，准确地传达出人们对日月星辰的视觉形态表达，表现出日月轮回、四季更替的自然规律（图26、图27）。

大多数情况下，太阳纹也总是与其他纹饰相组合，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各自特点，但具有共同的寓意表达。这类花纹，总是以大小两个圆圈形套叠。彩陶罐肩部，绘有成对套叠的带有光芒的太阳纹，四组太阳纹分列于四个对应的方位。竖线纹，作为四组太阳纹的分界点，中间还有波浪形纹穿插其间。作为纹饰意象的延续与补充，太阳纹下有向两个方向回折勾连，呈变体S形纹的符号形式。多种纹饰的组合，显示了太阳纹及其相关花纹组合的寓意特征。同类彩陶中也有日月纹组合，以及多个太阳纹相组合的形式。辛店文化日月纹罐，连续排列的倒顺组合一周大三角纹，占满了彩陶壶的主要空间方位。唯独在高高耸立的长颈顶端，喇叭口外侧的三个对应方位，各绘有一个以圈点纹为特征，以光芒象征为衬底的日月纹复合形式，因为深色衬底和黑白并置的对比形式，显得空阔冷清，但却醒目突出，再现了以日月为主导的纹饰。

太阳纹是普遍存在于各类文化彩陶的重要纹饰，因为许多场合下，都是以几何形的简化象征形式而存在，不易领会和识别，也不容易被我们所认识。马家窑文化通过多样化的纹饰手法，形象地传达了太阳意象的象征意义。其中，圆点纹和圆圈被广泛运用于彩陶上，成为太阳意象最简化、最常见的象征符号。在部分彩陶盆上，圆点纹还常与月牙纹同时出现，形成日月并列的意象组合。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常见的圈点纹，则通过圈与点的重叠与组合，传达出一种神秘而深远的文化象征。太阳与月亮的图案及其衍生象征形式，构成了彩陶艺术的表现核心，也是装饰手法中最具多样变化的元素之一。

（二）水、星云纹

彩陶上描绘的自然纹样除了日、月纹样在彩陶上大量出现外，水纹、星形纹、云气纹、火焰纹等纹样也是史前人类艺术表现的主要自然物象，这类纹样相对较少，但很独特，内涵深刻。水与星云纹样多出现在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其以弧线、圆点、弧三角、同心圆等组合而成，变化无穷。

水纹是马家窑类型中期最为流行的彩陶纹样，这一时期的彩陶上普遍用旋纹、水波、同心圆等描绘千姿百态的流水。既表现出水的波涛汹涌，也表现出水优美的律动、浪花、水晕等（图28至图31）。既表现出人们对河水的赞美和依赖，也表现出对河水的敬畏与恐惧，侧视时旋纹优美而富有节奏和韵律感，俯视壶口时会给人漩涡般深不可测的恐惧感。这种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了史前陶艺匠人对生活的感悟和独到的审美追求。   

与此同时，云气（星云）纹，在马家窑文化到青铜时代的彩陶文化中都较为流行。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描绘的星形纹丰富多样，星云与水的纹样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云气的升腾、回旋等，似云卷云舒。有多种变形填充于旋纹的旋心内、有十字交叉布满天空等各种形式。这种图像在彩陶上的普遍出现，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形象地反映了昼夜更替、四季变换、斗转星移，是对自然天象的生动再现。从事农耕的人们来说，观察与记载天象，便于掌握农时，有利于安排农业生产。上升到精神层面，则深刻地反映了史前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图32）。

（一）演化发展中风格一致的器物造型

河湟流域彩陶从中东部到西部逐渐延伸的发展过程中，器型由简单到复杂，用途由单一到多样化，晚期更体现出更多精神内涵的需求，造型有基本的变化规律和趋向，即由弧形到多元化的演变规律。这种规律性的变化体现着文化的一脉相承，此种有序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必然包含着原始先民某种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和演进，这种现象是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共有特征。

纵观青海彩陶文化的发展演化，不难看出其与周边文化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与交融。首先从彩陶造型分析，从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厂类型以及随后兴起的齐家文化开始流行双大耳器，改变了早期的鼓腹与环耳造型，逐渐成为青铜时代陶器的主要特征。青铜时代以后陶器形制逐渐分化，既有弧形，又有斜直腹，呈现出文化类型多样，彩陶器型异彩纷呈。如齐家文化的双耳侈口高领罐，寺洼文化的阔肩马鞍形口（有人称为鱼嘴形）罐等。除了实用的器物外，异形器和各种仿生陶塑大量出现，极具异域特色。

（二）交流互动下恒定而多变的装饰纹样

 探寻彩陶纹饰的演变规律，梳理史前艺术的发展历程和传播交流轨迹，是彩陶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河湟流域彩陶纹样呈现多样性，几何纹占主流地位，三角纹几乎贯穿了河湟流域彩陶发展的全过程。其主要表现为直边三角、等腰三角和弧边三角的组合与变换形式，等腰三角是流行时间最长，传播区域最广的纹饰。河湟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四坝文化等，这种纹样在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等地区的彩陶上也大量出现。三角纹在各地区的流行，表现出人类对审美的共同追求、对美的自觉接受，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说明彩陶文化传播的自觉性与广泛性。

除了几何纹的普遍流行，动物纹样也颇为丰富，如反映畜牧狩猎生活的羊、犬、鹿、鸟等纹样在河湟地区各文化类型均有表现。有动物连续排列的图案、几何纹和动物纹相间的连续装饰，以及放牧、狩猎等生活场景。这些动物形态不仅以彩绘纹样的形式装饰于陶器上，还以陶塑的形式作为葬俗文化的特有变现方式。这种现象在青铜时代的各支文化中普遍存在，可见该地区畜牧经济较为繁荣，在彩陶艺术中都以相同的生活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河湟流域青海道之彩陶艺术较之中原彩陶，地域特色强，文化类型丰富，各文化类型之间有较为紧密的交流往来。尤其是进入青铜时代后的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与诺木洪文化，炊器、盛器、食器在造型上的相似性，体现出各文化频繁的交融。尽管其创作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但其纹饰图形的设计水平却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具有极强的装饰性，表现出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已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如果将其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将更具美学意义。从河湟流域出土的彩陶器纹样可见，菱形纹、三角纹、回纹等是主要的几何纹样，羊纹、犬纹、鹿纹等动物纹样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以及几何纹样与动物纹样的有机组合，这些装饰形式是游牧民族喜闻乐见的装饰样式。同时，墓葬中大量发现的羊、马等动物骨骸，反映出河湟地区较为繁荣的畜牧经济。

河湟地区史前人类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体系，在艺术表现上最为突出的是连续、对比、对称、动感与地纹表现方法，而成熟的象征艺术手法更是河湟流域青海地区先民彩陶创作实践的核心理念，它应当是当时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适的艺术准则。彩陶制作时对比手法的运用，充分展示了色彩与线形的力量，在陶本色的映衬下，彩绘强调了黑白红三色的对比，以黑、红、橙三色彩搭配为原则，将配色对比效果提升到极致，也因此奠定了古代中国绘画艺术中的色彩理论基础。河湟人巧妙应用黑白二色来表现星辰与浩瀚的宇宙，体现了“与天地参”“不违农时”等尊重自然的价值追求，以及“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

河湟地区史前繁荣的彩陶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从彩陶的造型、纹样构成形式和文化内涵可以看出，他不仅展现原始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更预示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责任编辑：杨宁  红梅）

注：原文刊载于《中国民族美术》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