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Sower
Culture菌：张老师，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如何与艺术结缘的？
张友来： 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大概五六岁时，我就开始想将来靠什么吃饭。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后期，学工、学农、学军占了大部分时间。母亲担心我学不到知识，就请了一位大叔教我拉二胡，可惜后来考文艺学校没考上。于是，我开始自己学画画，最初就是找小人书临摹。画得像了，父母一夸奖，我心里就高兴，一来二去，真的喜欢上了，也越画越像。记得我画雷锋像，同学还以为是拷贝的。
后来，经人介绍，我去了印刷厂学设计。介绍人指着孙文超老师说：“你就跟他学。”每个星期六去厂里，老师给我订了本子，要求我每天画速写——在家画，下课画，见什么画什么，也画同学。就是从那时起，我在这条深浅不一的艺术道路上，正式开始了蹒跚学步。
Culture菌：您的求学之路似乎并不平坦？
张友来： 是的，充满了波折。初中毕业时，我看到青岛美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心里想去，却犹豫不决。高中毕业后，我干过打石子、分拣邮政包裹这些体力活，但心里总不甘心。夏天，我先考了青岛纺织工学院，没考上；后来又参加山东省轻工美术学校的招生考试，我的成绩在烟台市算比较好的，终于考取了装潢1班。那是1983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到的专业课是西方的教学理念，我感到非常新奇，学得也格外下功夫。
学校的老师很好，第二年级还特意从天津请了老师，我记得有李克强老师、蔡老师等（注：此李克强非彼李克强）。李克强老师对我的评价和点评，让我在专业上进步很大。但也是在那时，由于长期熬夜完成作业，加上同学间的复杂关系，我劳累过度，不幸患上了忧郁症。我本是个喜欢安静、独自画画的人，常带着画具去学校山上画日出日落，之前也常去很远的地方画水粉、画大海、画教堂，但病还是来了。
Culture菌：这段生病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友来： 这段经历非常沉重。毕业后，家人起初没意识到是心理问题，给我吃了很强的抗镇静药物，结果反而更严重，住了无数次院，甚至惊动了公安机关。我在那种模糊不清却又残存着理性的世界里挣扎了很久。我喜欢大海，喜欢所有人，唯独不习惯服务对待我的方式，尤其是我的妈妈。她在我吃药晕死过去时，她却说：“我对不起你呀，友来。”我爸爸问道：“他死了吗？”是父母养育了我，却对我没有一点真心关怀。但即便如此，我毕业后也一直没有停止画画和做设计。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明与暗，也让我知道，艺术是我在风雨中寻找平静的方式。创作于我，就像在不安的时空里找到一块安宁之地。
Culture菌：能谈谈您的创作理念和灵感来源吗？
张友来： 我的创作理念，简单说就是“气顺理清”。每次创作，我都要找到那个让自己心意顺畅、道理清晰的时刻。灵感从哪里来？童年的美好是我创作的源泉，童年就像一杯清水，我每一次创作，都可以说是从这杯清水开始的。我接受生活中一切不经意的“是非”，并努力表达其中的自然之美。
我欣赏很多画家。比如毕加索，他能在方寸之间连接起不同的点线面与色彩；夏加尔用童话诉说人间天堂与战争；胡安·格里斯用色块拼接情感；吴冠中的江南水乡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炽热。但最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绘画语言，找到自己喜欢的理念，不断创新发展。
Culture菌：您如何看待艺术与外部因素，比如政治、道德的关系？
张友来：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思想有。把艺术当成政治标准的答案是不正确的。同样，把艺术仅仅当作道德或法律的工具，也不是绘画创作的本源。创作本身是一件很纯粹、很美好的事，是在是非非的不平常中，找到那份平常心。
Culture菌：回顾您的艺术人生，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友来： 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没有那些教过我的老师，就没有我的艺术人生。艺术之路有春天的气息，也有下雨的时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每当拿起画笔，我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如何更完善地画出一件让自己、让他人满意的作品。我喜欢大海，喜欢所有人，尽管生活中也有遗憾和伤痛。创作是艰苦的，但只要你怀着喜欢的心情去面对，它就是最重要的。好画三千，可能只得一张，但为了那“一杯清水”的源头活水，一切的等待和坚持都是值得的。我知道，我总会在山的那边，等着与下一个灵感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