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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门的韩愈，在迈向帝国殿堂的征程中，历尽艰辛。参与大唐帝国的科举，依规定需先考入后备名单，获取资格后才可投考正式名单，进而获得朝廷任用。韩愈历经三次才进入后备名单；而后又考了三次，最终仍未考进正式名单。后来历经波折总算为官，却因见不得百姓贫苦、世道衰颓，屡屡进谏，屡屡遭贬。良心与遭遇的碰撞，造就了韩愈激愤的性格。
在给好友柳宗元的一封信中，韩愈援引 “天人感应” 之说，认为当世的现实看似是 “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但实则，残害百姓、作恶多端之人日日夜夜都在违背天意，损害天地间的 “元气”。故而，与这些损害 “元气” 之人抗争，会得到上天的庇佑与奖赏。
柳宗元收到信后，对韩愈提及的 “元气” 颇感兴趣。他敏锐地察觉到，汉代思想家杨雄虽早提及元气的问题，然而只不过是用此概念指代化育天地万物的各类自然因素罢了，并未赋予其内在的伦理意义，也不认为 “元气” 有自身的秩序目的。韩愈对元气的理解，却隐约含有这方面的意味。
柳宗元对此略感惊讶。只因破除天人感应的思想，在中唐已形成一定共识。韩愈在自身诸多作品中，实际上也流露出对其的怀疑与不满。柳宗元自然明白，韩愈如此言论，本意是借元气的观念来批判社会现状。但是，以一个已饱受质疑的哲学观念去批判腐朽不堪的现实，于学理而言恐怕难以立足。严肃认真的柳宗元于是以杨雄、王充的元气论思想为基础，著《天说》，予以回复。文章开篇，柳宗元就表示：韩公您这般说法，恐怕只是出于一时的激愤吧？
柳宗元认为，相较韩愈来信所强调的 “天人感应”，荀子于先秦时就已提出的 “明与天人之分”，才契合自然与社会互不相涉的实际情形。因而，尽管敬修人事极为必要，天下太平也令人向往，但它们并非源自 “天意”。柳宗元的这些想法，被概括为 “天人不相预”。
柳宗元中规中矩的答复，无疑再次宣告了 “天人感应” 思想在中古时代的破灭。但他的 “天人不相预” 思想在割裂自然与社会人事的同时，也遗留了一个问题：若自然与社会毫无关联，那么社会人事的范畴是否就没有自身的良善标准，随意怎样都行？难道对于腐朽社会人事的批判，连个观念基础都找寻不到？
两人共同的好友刘禹锡洞察到柳宗元的疏漏，于是也参与探讨，为此撰写了一组论文，合为《天论》。文章确认自然与社会互不隶属、各自独立的观点，但也补充道，自然有自然的伟大之处，社会有社会的卓越之点。“天” 繁衍万物，降下风霜雨雪，造就山川湖泊，赋予一些生灵力量，给予另一些生灵智慧，此乃 “天之胜”。但 “人” 在社会人事的领域中，通过效仿贤圣，依凭正道，缔造繁荣昌盛的良政，使世间的生活礼仪彰显、秩序井然，这却是 “人之胜”。刘禹锡最后总结道，此即为 “天人交相胜”。社会人事的领域，亦有自身的良善秩序标准。
一位与刘禹锡交往密切的禅师，留意到这场吸引了三位当世文豪的论争。他认为这场争论的思想水准不高，缺乏世界观的依据，遂决定介入。这位禅师叫圭峰宗密，乃是惠能禅所传荷泽宗一脉的高僧，也是佛教中国化八大派系之一、唐代华严宗的最后一代传人。宗密的关注点在于 “元气论” 本身。
从表面来看，元气论的优势，在于能够将世界阐释为一个实在体，从而与佛教所主张的 “空” 的观念相抵触。故而，在解释宇宙和万物的创生变化时，极为契合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经验。
毕竟，生活赋予我们的感受，并非世界的空无，而是某种实在之感。杨雄、王充以元气论来反对谶纬迷信，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以元气论排佛，根源皆在于此。但宗密却问道，若世界由元气所化，那么在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物质性宇宙中，人的归宿在何处？人的本质又是什么？人作为元气化生的万物之一，与草木虫鱼、飞禽走兽有何根本的差别？善恶本性、福祸吉凶，又为何不能公平地降临在不同个体之上？
宗密的质疑抓住了中国本土宇宙论哲学的关键缺陷，也抓住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关键不足。实在且朴素的元气论模型，无法阐释人性和人心的独特之处。于是宗密决定从佛教的立场吸纳元气论的优势，同时凭借佛教在心性论方面的成就来超越元气论。
宗密凭借不可思议的哲学想象力，为此辩解道，佛教所说的 “本觉真心” 才是世界与人的真正根源。这颗心，便是 “如来藏”、就是真如佛性。它原本是常住不变、清净自在、空寂灵知的，然而却在人心中，被意识的妄想颠倒所遮盖遮蔽，衍生出千般心境现象。
这些心境，与意识融合在一起，便成了人本身；与意识分离，就成了山河大地。所谓的元气，不过同样是意识所幻化出的一种心境。就真心得以显明和觉悟而言，世界、人和元气，都不过是一种幻境；但就人心受到遮蔽和颠倒来说，世界、人和元气，也表现得仿若一种实在。故而，人在世界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实在感，是假相中的真相、幻境中的实在。
数个世纪之后，这一充满禅意、思辨水平极高的思想，在宋末僧人牧谿的笔下获得了艺术呈现。《南宋 牧溪《潇湘八景图》存卷》中的《远浦归帆图》是牧谿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烟雨迷蒙中，无形无相的气息吹拂着岸边的丛林和人家。顺风而来的，是远处烟雨中鼓起风帆的两艘船。船上或许坐着归家之人，或许是急于躲避风雨侵袭的异乡客。下一刻，风或许将要停歇，山川大地即将变换色泽，狼狈之人也许会喜笑颜开；又或者风雨愈发猛烈，故事中的人要在命运的波涛中经受更大的颠簸。不论观者的好奇心有多重，画家却试图告知我们，此刻与下一刻的一切皆不重要，只因世间本就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不如就在此刻，守住清静自在的真心。
宗密乃是一位怀有汇通儒释道壮志的大学问家，就思想与学问的深度而言，堪称 “达摩以后第一人”。倘若说 “元气” 观念宣告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崩溃，那么宗密对元气观念的批判，也意味着在佛教思想的冲击之下，天人关系问题迫切需要探寻新的解释模式。两个世纪之后，北宋的哲学家将会充分肯定此世与当下的实在性，同时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吸纳佛教思想当中的心性学说，构建出一种对于天人关系的全新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新儒学。然而在那些精妙且系统的语言文字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艺术家率先用画笔开启了充满哲理的探索之旅。
在大唐帝国最为混乱的时期，有一位名为荆浩的山水画家，隐居于太行山的深处。他的作品真迹在世间极为罕见，可信代表作为《匡庐图》。荆浩开创了唐末五代大尺幅 “全景山水” 的画风。在流传下来的画论作品《笔法记》当中，荆浩特意强调，全景山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遵循 “真” 这一终极的艺术准则。但 “真” 有别于 “似”，山水画的关键不在于记录和重现自然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而是要在对细节的表现与安排中超越自然，从而将人性对于自然的理解充分融入到画作之中。这些尺幅宏大的全景山水画，悬挂起来犹如山河大地的 “纪念碑”。正如评论家所言，它们乃是画家眼中宏观宇宙的一个观念性景象。
（致意张曦先生独特视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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