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让我们祖先在脱离动物界后又摆脱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
现在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人类最早的文明起源于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
当人类开始定居种植农作物，就标志着古人从游牧生活向组织化社会的转变。
而在当时我国华北地区的古人已经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人也种植起了水稻。
这在距今约11000到8500年前的上山遗址中有着充分体现，考古工作者发现当地的古人不仅会种水稻，还能使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壳。
与此同时，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可以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
但上山文化的先民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和我国其他同时代遗址的文明有所不同，它代表着一种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农业生产让人们更加适应群居生活，我国各地开始陆续出现小型的定居村落，它们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到了8000-6000年前，我国的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湿润。
石铲和骨铲等农具的大量出土，表明原始的刀耕火种已发展成为耜耕农业。
水稻种植技术逐渐向北传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也让古人不再专注于种植与狩猎，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浙江的先民们则显示出浓厚的航海兴趣，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长达八米的独木舟就是最好的例证。
湖南高庙的先民能够制作精美的白陶，其表面刻画的神像和神鸟，显示出古人的宗教信仰正在逐渐形成。
而生活在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的先民，不仅能种植稷这样的旱作农物，还能够制作彩陶。
生活在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的先民们生活也开始多样化，除了种植水稻、还饲养家猪与酿酒。
他们又能制作绿松石器，发明了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
类似于甲骨文雏形的刻画符号也在当地墓葬中出现，预示着中华文明即将进入用文字记录的时代。
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突然间充满了力量，开始加速发展。
水稻耕作在中华大地之上随处可见，黄河流域的粟黍栽培技术也传播到了长江流域。
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让彩陶艺术流行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琢玉、髹漆和建筑技术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4件石刻蚕蛹，极有可能表明当时的古人已会养蚕缫丝。
而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用蚌壳堆塑的龙虎星象图，也预示着古人逐步形成四象二十八宿的天文观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让原始部落从贫穷走向富裕，氏族社会开始没落，私有化观念的产生导致社会分化加剧。
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出土的象征着原始王权的玉钺和石钺，表明权贵阶层开始形成，有的已经完全脱离了日常的生产劳动。
物质生活的富裕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让各地人口显著增加，从而加快了文明的发展。
在距今约5000-7000年前的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里，已经出现数个规模达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一些大中型聚落周围环绕着宽十几米、深数米的壕沟，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用来防卫外敌的入侵。
铸鼎原遗址聚落复原图
战争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各聚落间出现了半军事化的组织。
但这一阶段的中华文明还没能形成集权性质的古国，古人离进入真正的文明社会还差临门一脚。
到了距今5500-5000年前，由于华夏各地文明发展的不平衡，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
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证明我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祭祀礼仪体系，专家们甚至认为庙中出土的女神像可能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形象。
稻作农业技术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的相当成熟，施岙的稻田确认有8万平方米，良渚古城核心莫角山更是出土了20万公斤稻谷。
再看这时期的稻田规模，田埂和灌溉沟渠规整，犁耕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以良渚古城为例，不仅拥有大规模的水利系统，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
专家们推测修建这样的古城和巨型水坝，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超大型的组织与动员能力，让良渚的统治者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他们已经由氏族部落的首领变为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王者。
而在顶级大墓里出土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和绿松石装饰品，工艺之复杂说明当时出现了专门技能的工匠家族。
同时也说明权贵阶层掌握了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他们拥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在为维护自身地位的过程中直接促使礼制制度的诞生。
由此可见，良渚古城是建立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早期古国雏形。
但这一时期，神权的影响力明显要高于王权。
随着中华各地早期城市的出现，阶级加速分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战争和暴力现象开始增多，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之战极有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或稍晚的时候。
到了4300年左右，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差异化促使中华各地的文明形式陆续转型，其重要特征是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崛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逐渐衰落。
在这一时期，宗教和艺术有了充分发展，古人用青铜替代石器，丝绸和原始货币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虽然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证据，但学者们多认为那时的巫师与贵族阶层能熟练使用原始文字，但由于主要载体多为易腐的材质，导致未能发现保存至今的文物。
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主要代表分别为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
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那里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
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
城中发现的半圆形坛状遗迹，被学者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
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其规模远大于陶寺遗址，成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
石峁古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城内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表明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催生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古国。
到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中华文明出现了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夏王朝的建立。
大禹的功绩加深了民众对于神权的疏离感，也让传统的政治传承方式发生改变。
夏王朝建立之初，势力就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天下观。
随着夏王朝实力不断增强，王权得到了巩固，国家的观念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
虽然至今不能确定夏朝早期都城所在地，但处于夏朝中期，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显示出王都的气势。
二里头遗址分为四个时期，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
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绿松石龙形器被誉为“华夏第一龙”。
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
而二里头文化的青铜与玉器制造技术，也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
重视商业贸易的商朝，让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
它证实了后世古籍中记载的商王世系真实性，将中国的信史提前至3300年前。
商朝的青铜技术更是得到空前发展，发达的商业与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其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更强的引导作用，促进了我国各地文化的交流与社会的发展。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他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商王朝未能实现的，中原王朝对王幾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
周王朝在继承夏商礼制基础上完善了礼制体系，从而强化王权的神圣性，成为后世礼乐文明的核心框架。
在这一时期，以巫师为代表的神权力量大幅度削减，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日益衰弱。
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井田制提升了农业生产力，青铜冶铸技术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
其对于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可谓是承前启后，并为后世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的固有化，为整个中华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变革与影响。
这也让秦国成功跻身于强国行列，从而让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
秦朝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却对后世的影响远甚于夏商周三朝。
它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同时还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
这些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改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其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中华文明也从松散的王国文明时代进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文明层次，从而开启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与定型过程，大致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做个总结：
中华文明奠基于距今1万年前，8000年前开始缓慢起步，6000年前的加速发展让中国在5000年前进入了文明社会。
随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中华文明在4300年前转型，并为4000年前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石。
3000年前的西周能够在夏商王朝的基础上巩固王权，最终为秦朝建立多民族国家创造了大一统的条件。
从此以后，中国的概念开始烙印在中华各族民众的血液里，并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