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周岁生日已过，前期铺垫均已完成，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在“盖棺定论”之前，有必要抓紧不多的时间，交代自己这一生是如何一路走来的了。因此，我的自传体回忆录，就以《一路走来》为名，但愿能沿着《父亲的足迹》。
1.1 从福建到北京
1.2 北京南苑
到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后，父亲工作很忙，特别是联系调教员、飞行干部、机务干部头绪和环节很多，吕主任亲自带他到空军分管学校工作的常乾坤副司令办公室、军校部、干部部了解情况，接头，无暇顾及家里。而我虽然开始了部队大院的生活，但尚不记事，只知道是父亲先把姥姥从南京接来，照看我。
我会走路后，有时星期天父母亲也一人牵着我一只手出去散步，起初走的好好的，后来就总是要摔跤，爸爸刚呵斥我要好好走，妈妈却发现我已经睡着了！年轻的父母大笑不已！下面的左上图是1954年5月父亲、吴锐和陈政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右上图左起是我、来闽和波兰（1954年夏）；下图小车中是我（1954年秋）。
1954年6月18日，我妹妹吴金京出生（起初我父母让她姓金名京，但我奶奶不干，坚决把她改回吴姓，并让她逢人就说自己姓吴）；同年秋，空军任命父亲为指挥员训练班干部部长；而我也两岁多了，开始到幼儿园住校，原来在家庭中的位置开始属于妹妹。姥姥回南京了，我堂叔（父亲三叔的二儿子吴礼和）把我奶奶送来了（下图左上）。这是1954年10月的合影，奶奶抱着我妹妹。
那时我小姑随我奶奶来京后在丰台上师范学校，每周末回来正好顺便接送我。这样我才得以走出东院宿舍区，看到了我所生活的第一个部队大院的些许端倪。
从名字上看，这个训练班只是个“班”一级单位，为军队的最小建制，但其范围却涵盖了南苑机场，面积不可谓不大；可要说“院”，还真有些牵强，当时连围墙都少见，大多靠铁丝网、岗亭和哨兵来加以圈定。尽管如此，“大院”堪称戒备森严——有时姑姑带我抄近道穿树林，仍不时遇见哨兵，也不知放的是暗哨还是流动哨。
我从小上幼儿园就不哭不闹不恋家，可能是因为园里小朋友多，热闹，同时老师、阿姨对我们也很好，再者部队那时还实行供给制，在家也是到食堂打饭吃，而幼儿园里应该伙食不错。但我更喜欢回家和去幼儿园的路上，因为可以经过停机坪，近距离看“灰机”。那些飞机有墨绿色的，也有银灰色的，大小不一。当时总奇怪为何很多飞机从座舱后到机尾会斜拉上一根线，问小姑，她一个农村姑娘哪里知道，问烦了就随口搪塞：“那是给飞行员晾衣服的绳子！就像家门口你奶奶晒衣服的铁丝。”直到后来在太原进了育英中学上初一24班住校，同宿舍的于建军教我装矿石收音机知道了天线的概念后，才举一反三恍然大悟：那是飞机的天线！而到了南京航空学院经过大学的专业学习，才更明确了：那是机载电台的短波天线！
1956年春于北京
那时训练班里有苏联顾问，闲来喜欢钓鱼、摄影、跳舞、喝酒，有时也听到父亲在家中“抱怨”加“评论”：“空军华而不实，吃个饭搞那么多盘子碟子，哪像我们在陆军就是用大碗、脸盆来盛菜！”妈妈则先附和再调侃：“咱们在陆军就是土包子，哪像你们现在陪老大哥开洋荤吃西餐，当然要全套的刀叉碗碟了。”
他们说的我似懂非懂，只记得父亲的影集里有一张我们当年几个小伙伴的合影，其中有个外国小男孩（右1），照片背后有用中文写着“送给吴乐南小朋友 瓦洛佳 1956.5.7”。父亲说，瓦洛佳就是苏联顾问团长的儿子。但我现在才觉得奇怪，口气是第一人称，但瓦洛佳和我（右3）年龄相仿，因而挺漂亮的中文题字肯定不是他所为。那究竟是谁写的呢？真后悔当初没有问问父母，现在两位老人均已辞世，这恐怕是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谜了。
总之，在南苑机场度过的幼年时光，给我留下的都是欢乐！
1.3 北京什锦花园/宝钞胡同
进城后，我们家先在什锦花园住了1年多，又在宝钞胡同住了1年，这两处可能都算不上“大院”，只不过是离北锣鼓巷不远的空军家属区吧。当时的空军领导机关在北锣鼓巷，那里是最初的空军大院，对外又简称鼓楼大院。
那时的南苑近乎乡下，机场里不时还能看到野鸡野兔，而现在住进北京城了，各方面都方便多了，因而星期天只要父母亲都没出差，就多半会出去看电影。妹妹年幼，要背要抱，在电影院里哭闹起来也扫兴，非万不得已他们一定不带；而我虽然自己能走能跑，但在他俩难得的二人世界（那时父母亲都频繁出差）里也成了“电灯泡”！而他们甩掉我这个小尾巴、跟屁虫的招数却屡试不爽——只要答应带包糖炒栗子回来足以！
那时我不知被转到哪所幼儿园了（只记得有什么“1部”、“2部”的说法），仍然住校，只是周六回来周日走。记得在那所幼儿园里，和小朋友打过两次架，都没占到便宜：一次头发被一个不记得名字的愣小子揪下来一撮，另一次是右眼角被小朋友用茶缸给砸破，流了很多血，留了一个疤。
虽然每周只回家一次，也能找到我的乐趣——那时我妹妹最怕上幼儿园，一开始去是嚎啕大哭（后来出麻疹时还对着电灯哭，把眼睛哭成了斜视加散光，从小就戴了眼镜）坐地耍赖，以后稍微适应了便“进步”为眼泪汪汪可怜兮兮。因为她的幼儿园离家近、不住校，北京有一种最原始的“校车”，就是用三轮车加上封闭车厢改装而成，叫儿童车，一位老大爷蹬着挨家挨户去接送孩子。到了入园儿童的家门口不进门甚至也不下车，只是在门外高呼小孩的名字。只要一听到他拖着长音叫“金京”，我妹妹一定脸色大变赶紧往里屋跑，要么躲在桌子底下，要么缩在墙角！当然这种自欺欺人的“鸵鸟”躲法最终还是会被父母、小姑、奶奶等人捉拿归案，塞进儿童车带走。小姑最先发现这一现象，于是在不到返校时间也会恶作剧地在门外故意捏着鼻子学老大爷的声音叫喊“金京”，果不其然我妹妹照样要东躲西藏一番，逗得我俩忍俊不禁。但是老喊“狼来了”也就不灵了，于是小姑又让我也学着喊。由于妹妹从小爱哭，在家里也更受娇宠，有时奶奶哄不好小姑就给我一个眼色，我立即溜出去拿腔拿调地喊“金京”，她闻声一般就会吓得一激灵，然后就……。
在我尽情享受学龄前这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之际，也是父亲在空军表现突出春风得意之时。但1958年9月，空军机关也开始了整风运动。从开了1个多月的大会，到空军首长多次动员后，父亲也响应领导号召，为空军事业提建议，提改进意见，把见到的和感觉到的问题，写了出来。后来才发现他当时头脑太简单，相信了首长在大会上信誓旦旦绝不打击报复的保证。
1.4 北京公主坟
1959年3月，把父亲从干部部调到陌生的科研部，虽担任3处处长，却从此受到打击报复，调级、调衔统统与他无缘，还经常被大会、小会点名批评。仅因我上学“淘气”，就被当时的空军政委吴法宪在空直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过两次，说他“教子无方”！
父亲虽然1940年2月才参加新四军，文化水平也只是由于长房长孙的原因被我曾祖父力主以及我爷爷兄弟3人全力支持，才断断续续念了几年私塾，但4个月后就入了党，1941年10月就当了连指导员，一直发展的很顺利。如今到了空军，能力和才干刚刚展现，突然就因为给空军主要领导提了意见，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了谷底，我想他肯定是非常委屈、压抑、不满、愤怒和不服的。当然，这也只是我后来的猜测，当时只知道我们家也同时搬到了空军西郊大院即公主坟大院，起初住4号楼，后来住3号楼。
1959年7月，我结束了欢乐的学龄前生活，下面的幼儿园毕业照最后一排右数第3人是我。记得前排有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黎雄雄，他爸爸黎静是电影《长空比翼》的编剧。黎雄雄代表幼儿园表演过舞蹈《小白船》。
9月1日，我就要到空军直属机关的育鹏小学上1年级了。该校在甘水桥，我们仍住校，每周回一次家，而且是部队的大巴车统一接送，所以那时对这个空军大院并没什么印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