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一件深埋地下的古物，往往藏着颠覆认知的历史真相。19世纪伊朗的一次考古中，法国学者雷慕沙在一处遗迹里发现了一封13世纪的外交信件，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中世纪文书，可当他看清信件上模糊的印章印记时，瞬间惊掉了下巴——那竟是六个工整的汉字：“辅国安民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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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枚不起眼的6字玉玺印章，揭开了一段被遗忘的千年传奇：13世纪的波斯（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广袤地区），竟是中国的领土！
而统治这里的伊尔汗国可汗，不过是中国皇帝任命的“守土官长”。这一发现，让整个史学界为之震动。
一场血案引发的西征：蒙古铁骑踏平亚欧
故事的开端，源于一场因贪婪引发的血案。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中亚强国花剌子模派使团假意通商，实则刺探虚实。成吉思汗以礼相待，派出400多人的商队携重金回访，却在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被当地长官哈只儿觊觎财宝，诬陷为奸细全部斩首，仅一驼夫侥幸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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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忍孰不可忍！” 成吉思汗本想“先礼后兵”，派使者问责，没想到花剌子模苏丹摩柯末不仅斩杀正使，还剃光两名副使的须发，极尽羞辱。这彻底点燃了蒙古铁骑的怒火，1218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蒙古骑兵如狂风扫落叶般席卷花剌子模，1220年攻破新都萨马尔罕，摩柯末仓皇逃亡里海孤岛，最终忧郁而亡。
摩柯末之子扎兰丁虽勇武过人，曾在八鲁湾川大败蒙古军，甚至差点对成吉思汗实施“斩首计划”，却终究难挽败局，最终被乡民刺杀，花剌子模彻底亡国。这场战争，拉开了蒙古帝国三次西征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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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蒙哥相继继位，蒙古大军二次西征直抵欧洲地中海，三次西征征服伊朗高原、两河流域。1251年，蒙哥派弟弟旭烈兀领军第三次西征，正当他准备继续西进埃及时，却传来蒙哥死于南宋钓鱼城的噩耗——汗位空缺，一场内乱已箭在弦上。
汗位之争催生藩属国：6字玉玺定归属
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远在西亚的旭烈兀深知回师无望，选择支持与自己关系更近的忽必烈。
最终忽必烈战胜了阿里不哥，坐稳汗位。为答谢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下了一道震撼古今的圣旨：
将阿姆河以西至埃及的全部领土（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赐予旭烈兀，允许他自建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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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年，旭烈兀病逝，长子阿八哈被大臣推举为新可汗，却意外拒绝登位。面对众人的不解，阿八哈直言：“我汗国由大蒙古国皇帝册封方得名正言顺，未得陛下旨意，岂敢擅自称汗？” 此后数年，阿八哈只以“长子”身份处理政务，绝不接受“大汗”称号，同时派使者远赴中国，恳请忽必烈册封。
忽必烈被这份忠诚深深打动，不仅正式册封阿八哈为伊尔汗国可汗，还赐下一方玉玺大印，刻着六个汉字——“辅国安民之宝”。这方玉玺，成了伊尔汗国的权力核心：所有政令必须加盖此印方能生效，而伊尔汗国可汗对外从不自称“大汗”，只称“波斯总督”，明确自己是中国皇帝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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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伊尔汗国顺理成章成为元朝的藩属国，波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文物出土惊天下：法国学者的颠覆性结论
时光流转数百年，19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雷慕沙在伊朗考古时，于一处遗迹中发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这是伊尔汗国可汗阿鲁浑写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结盟信，提议联合征讨埃及，愿以耶路撒冷赠法国教会，换取法国出兵。
雷慕沙本想将这封信件作为研究中世纪外交的普通史料，却意外发现信件末尾有一处模糊的印章印记。经过仔细清理和辨认，那赫然是“辅国安民之宝”六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