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剑辉
还是要说到在三山人文纪念园，2025年8月31日，“胜利·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抗日志士及后人代表、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近400人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历史、致敬英雄。
在这次活动后，我有缘结识了陈长极先生，他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爱国将领陈绍宽的堂侄儿，陈先生邀请我参加福州市城门镇胪雷村的“胪峰陈氏宗祠”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缅怀中国海军在抵抗日本侵略中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功绩。
左起：陈斌、龙剑辉、陈长极、上官晓东
9月3日来到 胪雷村，这里是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故乡，也是世界级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乡。胪雷村对本次纪念活动非常重视，由本村乡贤集资，福建船政文化研究会，马尾船政研究会，福马海军联谊会，林则徐基金会组办，邀请到了海军第二任司令员叶飞上将的女儿叶之桦、吴石将军侄外孙施维平等各界代表达300多人参加。
陈氏祠堂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是当地陈氏宗族举行祭祀、庆典等活动的公共建筑。现存建筑占地3100平方米，采用三进梁结构，融汇明清与现代风格，设有戏台、祠厅及堂厅，悬挂’陈氏定理”海军部长’等30余面匾额，并陈绍宽、陈景润等族人肖像 。
该祠堂由陈氏六房先祖初建，清康熙、同治年间两次扩建。民国36年（1947年）由陈绍宽、陈可忠等人主持重建，1990年增建前座戏台。建筑主体保留青石雕柱、敦煌壁画顶饰及刻有族史的石碑，栏杆饰以历代名人浮雕及格言。祠堂曾培养明清科举人才46人，近现代涌现陈绍宽、陈景润等杰出人士，其祠志收录于《福州十邑名祠大观》，现已报批列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近代杰出军事家陈绍宽
对于福州而言，对于近代海军和船政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特殊含义。早在1874年，面对日本入侵台湾，船政和中国近代海军就开始了和日本侵略者的殊死作战。”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说，“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这里不仅纪念抗战胜利，而且纪念以陈绍宽将军为代表的抗日海军将士们，纪念1874年保卫台湾开始的海军烈士！”
一、中国海军江阴保卫战
资料显示，战前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至1938年9月共有战舰、练习舰、航空母舰、巡洋舰、水上机母舰、潜水母舰、敷设舰、海防舰、炮舰、潜水艇、水雷艇、扫雷艇、特务艇等门类齐全的各式舰艇308艘，总吨位1204132吨(还不包括船厂在建的舰艇)，此外还有海军飞机1220架。当时中国海军旧有的加上新建的仅有120余艘舰艇，总吨位最多不超过68895吨，同时还没有海军航空兵。中国海军官兵总数约为2.5万人，仅为日海军12.7万人的六分之一，且大部分已超过三十岁。此外，日本的海军军费每年为5.6亿元，而中国全海军每月仅72万元军费，抵不上一条大敌舰。
由于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单薄，无法向优势的日本海军进行主动出击，故执行单纯防御战略。
在此规定下，及至全面“抗战发生，海军的第一步江防工作就是毁除上海至江阴的航行标识。
8月11日，蒋介石指示陈绍宽迅速将现有的31艘军舰和征用的轮船，开往江阴水道，构筑阻塞封锁线。接到命令后的当晚，陈绍宽即率第一舰队主力舰艇驰往江阴，与此同时，江阴下游的炮艇也奉命西上轰毁沿途水道航标。
从9月下旬起，中国海军的对日作战主战场逐步转移到长江航道。1937年8月12日，海军两个舰队主力在江阴江面集合，共自沉老旧军舰与商轮43艘，合计吨位63800余吨。海军部又请行政院训令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各省政府紧急征用民用小船、盐船185艘，满载石子沉人封锁线的空隙中，并将“海容”、“海筹”、“海深”、“海圻”4艘吨位最大的老舰沉入江中，构筑辅助阻塞线。最后，由海军布雷队在阻塞线外侧敷设水雷区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所有参战的中国海军将士都抱着必死的决心。
江阴保卫战后期，随着舰队实力的减弱，海军组织了江阴炮队，继续保卫这条被海军视为战局生命线的江阴阻塞线。中国海军的炮台和漂雷虽然发挥了威力，守住了长江航道，但陆军的防线却多处被突破。12月2日、日军从陆路攻陷江阴要塞，淞沪战役结束。十天之后，“南京大屠杀”开始。
陈绍宽率领中国海军投身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有力地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给中国军队以布置与补充的时间，有效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展开战斗，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中国海军仅存的40余艘舰艇，空军仅存的220架战机全部参战。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余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0月25日，日军攻占葛店，武汉无险可守。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25日，武汉陷落，陈绍宽战至最后一天，才率领海军总司令部撤至长沙，奉命负责封锁长沙门户–湘阴阻塞线。
武汉会战中，中国海军协同陆军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
三、布雷袭敌
1940年2月，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成立，下辖6个中队，13个分队，旨在破坏敌掌握中的长江水上交通，打击敌所依赖的战争补给线。同年，海军水雷制造所改称海军工厂，培训四期共200多名布雷队员，派往各抗日战场。
1941年9月，重组海军布雷总队。第一布雷总队由原浔鄂区洞庭湖布雷队扩编，第二布雷总队由原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扩编，第三布雷总队由原海军布雷队、海军游击漂雷队等改编，第四布雷总队由原海军布雷队第六分队、川江漂雷队改编。
抗战期间海军布雷队长叶可钰与捕获日军水雷之一。（叶可钰1940年10月经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胡金魁介绍，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从此成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系人。于1949年春从上海乘国民党“楚观”舰带电台到福州，并设在叶可钰家中，成为福州地下工作站与党中央联络的电台；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系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情报，就通过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建特派员谢筱迺由该电台发往党中央。）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转战要塞炮台和水雷游击战，是有效打击目寇的正确的军事策略。中国海军的出色布雷，使入侵的日本海军舰艇无法进入长沙水域配合陆军，而我陆军守军则可利用该水域机动调配，重创日军“尤其二、三次湘北会战，日军已迫近长沙近郊，但布雷队的船只，仍能停泊长沙江面的牛头洲安然无恙，亦应归功于布雷的效果。其后两年中湘北无战事。
笔者和叶可钰之子叶延华（右）在胪雷村陈氏祠堂
海军还在鄱阳湖、赣江、瓯江、甬江、闽江、西江等处实施了广泛布雷，封锁日军。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海军布雷游击总队仅在第一游击区就布雷1370具，炸沉炸伤敌舰船114艘。海军八年来共击沉敌舰船186100余吨，绝大多数为水雷所毁。
四、石牌保卫战，坚守石牌
自1939年3月起，失去舰艇的1200名中国海军将士，按照陈绍宽的指令，将他们从舰艇上拆卸的炮械，历尽千辛拉上陆地要塞，在湖北宜昌石牌至四川万县间航道要隘处，择险构筑了大小炮台十余座，形成一道扼守长江的铜墙铁壁，护卫着西南大后方。
宜昌石牌，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是当时的军事重镇石牌抗战要塞遗址。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它下距宜昌城仅30余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若其有失，敌人便可溯江而上，直指重庆。为拱卫陪都，中国海军于1938年冬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10尊，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驻守石牌的海军官兵共有100多人。由于石牌与宜昌几乎处于一条线上，要塞炮台的炮火可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极具威力。正因为此，军委会派重兵防守，敌我双方生死相搏，其间所发生的战斗数以百计。
1943年5月28日，日军开始向石牌推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决战。战至6月2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使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遭到空前惨败，取得了以“太史桥大捷”为标志的石牌保卫战主战场的彻底胜利。石牌保卫战的胜利，使拥有海陆空立体作战能力的强寇，再也没有了大规模向大西南进攻的军事机动力。
参加胪雷村陈氏祠堂纪念活动的全体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