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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至陈家出过怪事：一个屋里走出四个兄弟，三个穿国民党军装，一个戴共产党红五星。

大哥陈修和是蒋介石侍从室副官，二哥陈孟熙当川军少将，四弟陈季让也成了国军少将，偏偏三弟陈毅，后来成了新中国元帅。

1949年解放军渡江时，这三个国民党将军没跟着蒋介石跑台湾，反倒带着兵工厂、部队投了共产党。

亲兄弟为何分成两派？国民党将军怎么突然’弃暗投明’？答案比’站队’两个字要复杂得多。

1927年，蒋介石清党分共，兄弟间最后一点缓冲也没了。

陈孟熙在武汉找到陈毅，劝他脱离共产党，陈毅把茶杯往桌上一墩：’我信共产主义，就像你信三民主义，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人吵到半夜，陈孟熙哭着走了。

陈修和在南京听说了，叹口气给蒋介石侍从室写了份申请，要求调往军械部门，眼不见心不烦。

那时候兄弟四个，彻底走成了两条道：

陈毅当晚就走，南下南昌找叶挺，后来上了井冈山；

陈修和进了中央军，从排长干到蒋介石侍从室副官，专管军械；

陈孟熙回四川投靠刘存厚，从参谋混到少将参议，成了川军里的’黄埔系’；

四弟陈季让那时才十五，几年后也跟着二哥孟熙的路子，进了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来成了川军少将。

1929年8月，陈毅奉红四军前委之命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那会儿白色恐怖正紧，上海街头到处是便衣特务，巡捕房的警车呜呜叫，中共地下交通站刚被破坏两个，他揣着密信，连火车都不敢坐，混在商船水手堆里才到的码头。

刚下船就被码头稽查队拦住了，稽查队队长捏着他的良民证翻来覆去看，眼神像钩子：’口音不对啊，四川人跑上海做什么？’正要把他往卡车里推，突然有人拍队长肩膀——是陈孟熙，穿着笔挺的军装，身后跟着两个挎枪的兵，掏出个铜徽章在队长眼前晃：’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这人是我们要提的人犯，跟你们没关系。’

队长立马点头哈腰，陈孟熙使个眼色，兵把陈毅架走，塞进巷子深处的汽车。陈修和早等在车里，递给他件长衫：’先去新苏旅馆躲躲，孟熙在外头守着，我回兵工厂弄点白药和干粮。’

旅馆房间里，陈毅把枪往枕头下塞，对两个哥哥说：’我来上海是公事，你们帮我，我记着情。但有三条：不谈国共，不问公事，天亮我就得换地方。’陈修和把一叠法币放在桌上：’钱够用，我在兵工厂留了暗号，真出事就去那里找老王。’

那几天，陈孟熙白天去警备司令部’销假’，晚上就睡在旅馆外间沙发上，听见动静就摸枪。陈修和每天绕远路送报纸和吃的，报纸里夹着地下党的联络地址。一周后，陈毅在静安寺附近见到了周恩来，汇报完红四军的情况，又在英租界的小阁楼里写了三天三夜，把’九月来信’的草稿交给交通员。走前他在旅馆门口抱了抱陈修和：’以后见面，怕是难了。’陈修和别过头：’活着就好。’

陈孟熙1938年调任西昌行署禁烟专员，上任头个月就查获3000斤鸦片，牵扯出当地驻军和官员。

他刚把人犯押进监狱，省府电话就追过来：“放人，那是友军的’特货’。”

他拍着桌子骂“狗屁禁烟”，当场摔了专员徽章，辞职时连路费都凑不齐——清廉在这官场成了笑话。

陈修和在兵工厂更窝火。

他从龙华兵工厂到汉阳兵工厂，图纸改了七遍，炮弹精度刚达标，军需官就来要回扣：“给弟兄们分点，不然这批货走不了。”

后来蒋介石把他叫到侍从室，递过一张支票：“你去劝劝陈毅，过来就是中将。”

他把支票推回去：“他信他的主义，我造我的炮，各不相干。”转头就被调往东北，说是“主持军工”，实则晾在沈阳。

1947年冬天，陈修和在沈阳街头看见国民党伤兵抢粮，老百姓跪在雪地里哭，而解放军围城时却秋毫无犯。

他蹲在城墙根抽了半包烟，终于明白：这仗不是输在枪不如人，是民心早就散了。

1948年底沈阳城炮声渐紧，蒋介石给东北兵工署中将署长陈修和发密电，白纸黑字写着：“炸毁90厂及水电设施，物料不得遗留。”他捏着电报在办公室转三圈，对副官说“等工兵营到位再说”，转头就让人把炸药库钥匙收进保险柜。

第二天开大会，他拍着桌子喊：“机器是国家的，得迁去关内！”底下人嘀咕“哪有车皮”，他装没听见，只催着工程师拆图纸、工人打包零件，实则把拆下来的精密仪器往地下室藏。保密局的王队长来查，他指着堆在院里的废铁：“都在这儿了，炸吧。”王队长摸不清底，悻悻走了。

夜里他找老工人头头老李，塞包烟：“护厂队得建起来，发铁棍，三班倒，谁想动机器就往死里打。”老李搓着手：“陈署长信得过咱？”他拍对方肩膀：“机器在，你们饭碗就在。”三天后护厂队立起来，三百多工人扛着铁棍巡逻，厂门口贴大红纸：“保护工厂，人人有责”。

解放军攻城那天，陈修和让护厂队把红旗插厂楼顶，自己站大门前等。部队进来时，车床还在转，仓库里零件摆得整整齐齐，连图纸都按编号收着。后来他接着当厂长，1949年10月，周恩来一个电话打到东北：“来北京，中央技术管理局缺个副局长。”

离开西昌后，陈孟熙在川军里熬到川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管征兵的，见不得抓壮丁时军官克扣军饷，跟师长拍过桌子，官帽子越坐越稳反倒心里发慌——这队伍早烂透了。

1948年秋，老上级郭勋祺在淮海战场被俘，解放军没为难他，反倒请他见了陈毅。陈毅递烟时说“孟熙哥还在四川吧？劝劝他，别跟着蒋家王朝耗了”，郭勋祺记在心里。

转年郭勋祺回川，摸到乐山找陈孟熙，俩人在茶馆坐了一下午，郭勋祺把淮海见闻、陈毅的话原原本本说一遍，陈孟熙捏着茶碗听，末了叹口气“早该如此”。

12月解放军逼近乐山，他没等命令，直接召集手下军官：“把枪收了，迎解放军进城。”队伍里有人嘀咕“降了没面子”，他拍桌子：“百姓盼太平，面子值几个钱？”

起义后他解甲，先在上海军管会帮忙，后来回四川当参事，见人就说“这辈子最后悔没早跟三弟走，最庆幸没跟着蒋介石跑”。

陈修和、陈孟熙、陈季让这三个国民党将军，最后都脱了国民党的军装。

不是一时冲动，是跟着蒋介石这些年，看明白了——这队伍早就烂透了，民心丢了，再打下去就是给历史当炮灰。

陈修和护厂那阵子，兵工厂工人说’陈署长是好人’，这话比任何勋章都实在；陈孟熙起义时，手下兵没一个反对，都盼着早点不打仗回家种地；陈季让干脆解甲归田，在乐至老家等着解放军来，说’总算不用昧着良心做事了’。

兄弟四个，殊途同归。

陈毅成了元帅，照样穿布鞋下连队；三个哥哥在新政府里当参事、做顾问，每天看文件写材料，跟普通干部没两样。

1950年陈家办过一次家宴，陈修和喝多了拍桌子：’当年要不是各走各的路，哪有今天？’陈毅给他满上酒：’路是自己选的，但民心向背，早就定了输赢。’

说到底，他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是败给了自己——败给了四大家族的贪婪，败给了官场的腐败，败给了老百姓对太平日子的渴望。

蒋介石到死都不明白，他丢的不是江山，是人心；陈家兄弟最后都懂了，所以他们活成了自己年轻时想成为的样子：为国家做事，为百姓出力，不管穿没穿军装，肩膀上都扛着份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