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第一章 陌生的使命

1930年4月的上海，春雨绵绵。

宋侃夫撑着油纸伞，在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快步走着。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衫下摆，他却浑然不觉。方才江南省委的同志匆匆传来口信，要他立即到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这种突如其来的紧急约见，在地下工作中往往意味着重大变故。

推开咖啡馆的门，风铃叮当作响。角落里，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抬起头——是陈寿昌，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

“小宋，坐。”陈寿昌的声音很低，手指在咖啡杯沿轻轻划着圈。

宋侃夫坐下，跑堂送来一杯清咖。他注意到陈寿昌面前摊开一份《申报》，但报纸是倒着的——这是预先约定的安全信号。

“组织上有个重要决定。”陈寿昌推了推眼镜，镜片直视着他，“中央特科需要懂无线电技术的同志。我们知道你念书时学过电机。”

宋侃夫一愣。电机？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五年前，他还是杭州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在五卅运动的浪潮中，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在那时，他加入了共青团，次年转党。从此，书本里的电机原理、电路图，渐渐被传单、标语、秘密会议取代。这些年，他在法南区委做青年工作，整天在工人夜校、学生社团间穿梭，那些曾经学过的，早就“丢光了”。

“陈同志，我……”宋侃夫苦笑，“那些东西，真的都还给老师了。”

“有基础就能捡起来。”陈寿昌的语气不容置疑，“现在是边学边干的时候。苏区需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白区的地下联络也需要新技术。你学过，就是优势。”

咖啡馆的留声机放着周璇的《天涯歌女》，甜腻的歌声与此刻严肃的谈话格格不入。窗外，巡捕房的警车呼啸而过。

宋侃夫沉默了。他想起上周在杨树浦工厂区因为叛徒告密，三个同志被捕。地下交通员老李冒死送来消息时，嘴唇都在抖：“电台被破坏了，和中央的联系……断了三天了。”

三天，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可能意味着一个联络网的覆灭，几十个同志的牺牲。

“我服从组织决定。”宋侃夫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

陈寿昌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用铅笔快速写下地址：“明天下午三点，到这个地方。记住，只看一遍。”

宋侃夫接过纸条。地址是沪东华德路处里弄。他默念三遍，将纸条揉碎，撒进咖啡杯里。褐色的液体瞬间将纸屑吞没。

第二章 三人学习小组

华德路的住处是一间临街的亭子间，不到十五平米，朝北的窗户永远照不进阳光。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木箱。

和宋侃夫同住的，是两个从湘鄂西苏区来的年轻人。矮壮些的叫阿广，广东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客家口音，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另一个姓周，大家都叫他小周，才十七八岁，脸颊上还带着少年人的绒毛，眼睛亮得像星星。

“宋大哥！”小周见到宋侃夫，兴奋地搓着手，“组织上说你会教我们无线电！我在苏区见过一次电台，那么大个箱子，能跟几百里外说话，神了！”

阿广比较沉稳，只是憨厚地笑着，从怀里掏出两个还温热的烧饼：“宋同志，还没吃吧？巷口买的。”

三个人的学习小组就这样成立了。宋侃夫是组长，负责技术学习和三个组织生活。说是“教”，其实他自己也要从头学起。那些欧姆定律、电磁感应、电子管原理，在记忆深处早已蒙尘。

第二天，一个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男子敲门进来。他三十岁左右，面容清癯，眼神锐利。

“我姓翁，单名英。”来人声音很轻，从公文包里取出几本书，“今后由我来讲课。时间不多，我们必须抓紧。”

从此，每个周二、周四的下午，翁英准时出现。他讲课条理清晰，从最基础的电路开始，用粉笔在墙上挂的小黑板上画图。那些电阻、线圈的符号，渐渐在宋侃夫脑中重新鲜活起来。

“无线电通讯，关键是发射和接收。”翁英在黑板上画出发射机的结构图，“振荡器产生高频信号，放大器增强功率，最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接收则是逆过程……”

小周听得入神，手指不自觉地跟着比划。阿广则埋头在笔记本上刷刷记录，他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极认真。

理论之外，是翁英带来一堆零件：电子管、变压器、电容器、电阻、线圈，还有一块钻好孔的胶木板。

“先从三管收音机装起。”翁英说。

三个人围在方桌前，像在做最精密的工艺品。宋侃夫按照电路图，用焊锡将零件一个个连接起来。焊枪烧红了，锡丝融化，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的味道。小周负责递零件，阿广则在一旁默记每个零件的名称和作用。

第一次通电时，三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宋侃夫深吸一口气，按下开关。

电子管慢慢亮起橙红色的光，像黑夜里的萤火。转动可变电容器，喇叭里先是沙沙的噪音，然后——突然传出了声音！是电台的播音，虽然夹杂着杂音，但确确实实是人的说话声！

“通了！”小周跳起来，差点碰倒焊枪。

阿广咧开嘴笑，露出白牙。宋侃夫看着那闪烁的电子管，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这微弱的电波，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革命的未来。

第三章 指尖上的密码

技术学习渐入佳境，更艰巨的任务来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敲门声响起，三长两短。宋侃夫开门，一个穿着邮差制服、戴鸭舌帽的男子闪身进来。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张朴实憨厚的脸。

“我是伍云甫。”来人伸出手，手掌粗壮，指节突出，“从今天起，教你们报务。”

报务，就是收发电报。伍云甫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手键——这是发报用的电键，还有一个耳机。

“电报用的是摩尔斯电码。”伍云甫在桌上铺开一张纸，上面画着点和划的组合，“点（·）读’滴’，时间短；划（—）读’答’，时间是点的三倍。每个字母、数字，都由不同的点和划组成。”

他示范：食指和中指轻轻搭在手键上，手腕悬空，只靠手指的力度按压。“滴答答答，是A。答答答滴答，是B……”

宋侃夫试着按下去。“咔哒、咔哒”，手键发出清脆的响声。看似简单，但要快、要准、要稳，却不容易。小周第一次练习，手指僵硬得像木棍，发出的电码时长时短，毫无规律。

“放松，手腕要活。”伍云甫纠正他的姿势，“这不是力气活，是巧劲。”

收报更难。伍云甫让宋侃夫戴上耳机，自己到隔壁房间，用手键发送电码。耳机里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时快时慢，夹杂着干扰的噪音。宋侃夫必须全神贯注，在纸上记录下每一个点划，再翻译成字母。

“C……Q……D……”他写下一串字母，额头渗出细汗。这比组装收音机难多了，需要极致的专注和敏锐的听力。

伍云甫回来后，检查他的记录，用红笔圈出错误：“这里，应该是’滴答滴’，你记成了’滴滴答’。差一点，意思就全变了。”

除了伍云甫，王子纲也常来指导。他是个老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飞舞时，快得几乎看不清动作。他发报的声音，清脆、均匀，像钟表的滴答声。

“速度要快，但不能乱。”王子纲说，“每个’滴’、每个’答’都要清清楚楚。收报的人，就靠这个分辨。”

练习是枯燥的。从早到晚，屋子里只有手键的“咔哒”声和抄报的沙沙声。宋侃夫的指尖磨出了茧，小周的肩膀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酸痛，阿广则因为听力高度集中，晚上睡觉时耳朵里还嗡嗡作响。

但进步也是显著的。两个月后，宋侃夫已经能每分钟抄收120个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能达到80到100个。小周和阿广稍慢些，但也都能独立收发了。

一天傍晚，翁英带来一台十五瓦的发报机。这是他们自己组装的，外壳是用木箱改的，天线从窗口悄悄伸出去，沿着屋檐拉到屋顶。

“今晚试通报。”翁英神情严肃，“呼叫频率是7500千周，呼号’春风’。对方是我们在浦东的一个地下台，呼号’秋月’。”

夜里十一点，万籁俱寂。宋侃夫戴上耳机，手指搭在手键上。小周负责调整频率，阿广在窗口望风。

“开始。”翁英点头。

宋侃夫深吸一口气，按下手键：“滴滴答滴滴答……”（CQ CQ，这里是春风，呼叫秋月）

发送完毕，他转为接收。耳机里只有沙沙的噪音。一秒，两秒，三秒……正当他的心渐渐下沉时，一个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响起了：“答滴滴答答……”（秋月收到，春风请讲）

！

宋侃夫几乎是颤抖着发出预定的测试码：“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敏捷的棕色狐狸跳过懒狗——这个英文短句包含所有26个字母）。这是测试信号质量和收发准确性的标准句。

对方完整地重复了这句话，一个字母都不差。

“成功了！”小周压低声音欢呼，眼里闪着泪光。阿广紧紧握住宋侃夫的手，手掌滚烫。

翁英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好，很好。但记住，这开始。”

第四章 风暴前夜

试通报成功后的兴奋持续了几天，但很快就被紧张的气氛取代。

设备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电子管是易耗品，变压器烧了要换，电阻电容也常常损坏。这些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频繁购买容易引起怀疑。

一天，一个穿着长衫、提着皮箱的男子找上门来。他四十岁上下，面容和善，说话带着四川口音。

“我姓吴，吴永康。”来人皮箱，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各种无线电零件，“我在北四川路开了个’永康电器行’，你们需要什么，列单子给我。”

吴永康不仅提供零件，还常常带来一些市面上少见的新器材。有一次，他甚至搞来几只美国产的真空管，性能比国产的好很多。

“吴老板，这太贵重了。”宋侃夫过意不去。

“什么话。”吴永康摆摆手，“你们在前线拼命，我在后方做这点事，应该的。”

他说的”，既指苏区的武装斗争，也指白区这条无形的战线。宋侃夫后来才知道，吴永康1924年就入党了，他的电器行是中央特科重要的联络点和物资供应站。1937年，吴永康参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壮烈牺牲——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安全考虑，一个地方不能久住。夏天，学习小组搬到了沪西小沙沟路和康脑脱路交界的一处房子。这里更偏僻，邻居多是做小生意的，不太关心别人的事。

搬家后不久，湘鄂阿广和小周接到命令，要返回苏区。

“宋大哥，我们要走了。”临别前夜，小周眼睛红红的，“苏区要建电台，组织上调我们回去。”

阿广默默收拾行李，把几本无线电教材仔细包好，塞进包袱最底层。“宋同志，这些日子，谢谢你。”他说话还是那样简短，但握着宋侃夫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宋侃夫心里也堵得慌。三个月同吃同住、一起学习，虽然不是血亲，却比亲人更亲。他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苏区的斗争更残酷，无线电工作更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

“保重。”他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你也保重。”小周抹了把眼睛，“等革命胜利了，咱们再一起装电台！”

阿广和小周走后，组织上又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姓王，来自湘鄂赣苏区，二十出头，聪明机灵，学东西很快。另一个年纪稍大，沉默寡言，名字宋侃夫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新组合需要重新磨合。宋侃夫既要自己学习，还要教新人，忙开交。就在这时，翁英、伍云甫、王子纲来联系的次数突然减少了。有时约好时间，却不见人来。宋侃夫隐隐感到不安。

九月的一天下午，雨下得正大。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不是约定的信号。宋侃夫警惕地从门缝往外看——是陈寿昌！

他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阴沉得可怕。一进门，他就从怀里掏出一卷用油纸包着的钞票，“啪”地放在“小宋，”陈寿昌的声音又急又低，“听着，从现在起，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开水，不要出门。吃饭让饭铺送，钱在这里。”

宋侃夫心里一紧：“出什么事了？”

“别问。”陈寿昌走到窗前，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了看，“翁英、伍云甫、王子纲，近期都不会来了。你们自己学，保护好设备，销毁所有文件。”

“要多久？”

“不知道。可能很长。”陈寿昌转身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宋侃夫从未见过的凝重，“记住，无论听到什么消息，都不要擅自行动。等我来联系你。”

说完，他拉低帽檐，又冲进雨里。

屋里的气氛骤然凝固。姓王的同志脸色发白：“宋大哥，是不是……”

“别瞎猜。”宋侃夫打断他，但自己的心也在狂跳。他想起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消息：租界巡捕房加大搜查力度，好几个地下联络点被破坏。难道……

他们严格执行陈寿昌的指示。除了每天轮流去巷口的老虎灶打一壶开水，绝不出门。一日三餐由街角的小饭铺送来，每次都是不同的伙计，放下食，一句话也不多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消息。无线电零件用完了，他们不敢去找吴永康。教材翻来覆去看，已经能背下来。实在无事可做时，他们就练习收发电报，但不敢真的开机——谁知道电波会不会被侦测到？

焦虑像霉菌一样在屋里蔓延。姓王的同志开始坐不住，有时傍晚说要“透透气”，一去就是一两个钟头。宋侃夫提醒他注意安全，他只是笑笑：“放心，我就是走走。”

十月初的一天，姓王的同志很晚才回来，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宋侃夫皱眉：“你去哪儿了？”

“就……随便逛逛。”

“这种时候，怎么能’随便逛逛’？”宋侃夫压低声音，但掩不住怒气。

几天后，陈寿昌突然又出现了。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但神情比上次稍缓。

“警报解除了。”他坐下，接过宋侃夫递来的热水，喝了一大口，“是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着几乎所有核心机密！

“他四月底在武汉被捕，立即就叛变了。”陈寿昌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供出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还要来上海指认中央机关。幸亏我们在南京政府内部有同志，钱壮飞截获了电报，提前报警。中央机关连夜转移，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宋侃夫听得脊背发凉。如果让顾顺章得逞，整个党中央可能被一网打尽。

“那翁英同志他们……”

“翁英已经转移去中央苏区了。伍云甫、王子纲安全，但暂时还不能来。”陈寿昌顿了顿，“另外，那个姓王的同志，组织上决定调走。”

“为什么？”

“我们发现他常去舞厅。”陈寿昌神色严峻，“这种时候，太危险。无线电工作，首要的是隐蔽和纪律。”

姓王的同志很快被调离。剩下的那位沉默的同志，不久也被派往别处。小小的学习小组，又只剩下宋侃夫一人。

第五章 独守空城

十一月的上海，已经有了寒意。

宋侃夫独自住在亭子间里。组织上派了新的同志来同住——徐以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读过几年书，说话做事都很稳重。

“宋同志，今后请多指教。”徐以新很客气，把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包袱、几本书——整齐地放在床头。

两人相处融洽。白天一起学习无线电技术，宋把翁英教的内容，一点点转授给徐以新。晚上，他们轮流值夜，一个睡觉，一个在窗口警戒。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他们渐渐发现，房东很不对劲。

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杜，身材矮胖，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他很少正经做事，但家里经常有三教九流的人进出：有穿绸褂的生意人，有短打扮的苦力，甚至还有一两个巡捕房的人。

一天傍晚，杜房东敲开他们的门，满脸堆笑：“两位先生，还没吃吧？我让老婆多炒了两个菜，一起喝一杯？”

宋侃夫婉拒：“谢谢杜老板，我们吃过了。”

“别客气嘛！”杜房东挤进来，眼睛在屋里扫视，“两位是读书人吧？做什么营生？”

“教书的，在补习班代课。”这是预先准备好的身份。

“教书好，教书好。”杜房东嘴里应着，目光却落在墙角堆着的木箱上——那里装着无线电零件，虽然盖着布，但形状还是能看出来。

等他走后，宋侃夫和徐以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警惕。

“这个人不简单。”徐以新低声说，“我打听过，他是这一带的’老头子’，手下有一帮徒子徒孙，专干些欺行霸市、收保护费的勾当。跟巡捕房也有往来。”

宋侃夫心里一沉。这样的房东，太危险。无线电设备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所有无线电教材、笔记、电路图，全部转移到徐以新在法租界租的一个信箱里。重要的零件分散藏匿：有的塞在屋顶瓦片下，有的埋在屋后的花坛里。屋里只留最基础的几样，而且都做了伪装——发报机零件混在一堆旧钟表零件里，电子管用报纸包好，塞进米缸底层。

最关键的改变是：他们不再在屋里进行任何无线电操作。不组装，不调试，更不发报。所有技术学习，只停留在纸面讨论。

杜房东还是常来串门。有时拎一壶酒，有时端一盘花生米，东拉西扯，拐弯抹角地打探。

“两位先生，我看你们屋里有不少铁家伙，是做啥用的？”

“哦，那是些旧钟表，我业余喜欢修修补补。”宋侃夫面不改色。

“钟表？我看看？”杜房东伸手要掀盖布。

徐以新抢先一步，掀开布，露出几块旧怀表和一堆齿轮、发条：“杜老板对钟表也有兴趣？”

杜房东看了几眼，似乎没看出什么名堂，悻悻作罢。

但他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个房东太精明，也太好奇。必须更加小心。

宋侃夫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只有一把房门钥匙。无论谁出门，都把钥匙交给房东的老婆。

“杜师母，我们出去一趟，钥匙放您这儿。”每次，宋侃夫都说得格外自然，“免得您要打扫，进不来。”

这一招果然有效。房东老婆是个老实巴交的妇人，每次都笑眯眯接过钥匙：“宋先生太客气了。”

而杜房东见他们如此“坦荡”，疑心似乎也消减了些。有时在楼道遇见，还会点头打招呼。

但宋侃夫知道，危险远未解除。顾顺章叛变的阴影仍然笼罩，租界的搜查越来越频繁。而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十二月初的一天，陈寿昌带来了新指示：中央已任命乐少华同志接替他的工作，领导无线电小组。

“乐少华同志是工人出身，对无线电是外行。”陈寿昌说，“技术上，你要多担当。不仅要自己学，还要教后来的同志。另外……”

他压低声音：“中央决定，要尽快建立上海到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络。苏区那边，曾三、刘寅他们已经在组建电台。我们这边，必须加快速度。”

“可是现在……”宋侃夫看了一眼窗外。弄堂里，一个穿着黑褂子的男人正在慢悠悠地踱步，已经来回走了三趟。

“困难我知道。”陈寿昌拍拍他的肩，“但形势不等人。苏区急需和中央保持联络，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小宋，这副担子很重，但必须挑起来。”

陈寿昌走了。宋侃夫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尽头。夕阳西下，将整个上海染成暗红色。远处，外滩的海关大楼传来报时的钟声，沉重而悠长。

他转身回到屋里，打开米缸，取出那几只用报纸包着的电子管。橙红色的玻璃壳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微弱而执拗的光。

这条无形的战线，刚刚拉开序幕。而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面。

（未完待续）

注：

1. 法南区委：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区的地下区委。
2. 陈寿昌：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1934年在湘鄂赣苏区牺牲。
3. 中央特科：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情报、保卫等工作。
4. 翁英：原名翁瑛，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技术负责人之一。
5. 普通电码：指摩尔斯电码。
6. 康脑脱路：今康定路。
7. 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