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身耀眼的标签，她是作家，是诗人，是近代首位女建筑学家。她是国徽设计者之一，是一个智慧与美貌并存的才女。
在家国情怀上，她铮铮铁骨。在学术实践上，她一丝不苟，踏遍大半个中国，只为寻找华夏建筑的精髓。她用铅笔勾勒出飞檐翘角的楼台、碑塔，用小楷描绘出了声情并茂的“四月天”。
有人说，她是理想的灵魂伴侣，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最幸福的女人：最浪漫的诗人把爱情给了她，最踏实的建筑学家把婚姻给了她，最杰出的哲学家把知己给了她。
而对待每一个相遇，她始终能够清醒地选择，温柔地接纳，勇敢地担当，让每一段关系都成为人生路上的一束光芒，把杂乱无味的生活，书写成诗歌般的篇章。
她是一道风景，用才情温暖了冰冷的时代，她是一种坚守，用风骨丈量了坎坷的人间。她就是才女林徽因。
性格熏陶 海外历练
林徽因（1904年－1955年），原名徽音，诗人、作家、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建筑师。祖籍福建福州，出生于浙江杭州。曾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建筑协会理事。
林徽因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祖父林孝恂，光绪年间以进士之身列翰林之选,历任多地官员。
父亲林长民曾任民国参议院秘书长，参与起草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民国著名的外交官。叔叔林觉民是七十二名黄花岗烈士之一，著名《与妻书》的作者。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书香门第，所以林徽因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琴棋书画，学贯中西，思想开放先进。
1904年，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继室，与林长民感情不是很好。何雪媛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算勉强识字。她认为自己一生是失败的，所以她不想让女儿重蹈她的覆辙，希望林徽因成为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人。
从林徽因5岁开始，何雪媛就让她跟姑姑们学习。在她看来，林徽因的四个姑姑们的日子都过得不错，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她的想法很简单：林徽因只要学会她们身上一部分优点，这辈子过日子也就够用了。
林徽因本有五个姑姑，但二姑早逝。其余四个姑姑都相当出色，且她们的丈夫也算是人中豪杰。幼时的林徽因聪明伶俐，开朗活泼，姑姑们都非常喜欢她，疼爱她。
大姑林泽（哲）民，对林徽因的教育影响最大。她通情达理，温婉端庄，教林徽因传统文化知识和书法，她经常带着侄女临摹字帖。一次，在临摹赵孟頫的《胆巴碑》时，林徽因走神把一滴墨汁溅到了宣纸上。小丫头很惊慌，一是自己恍惚了，二是怕大姑训她。可林泽民没责备她，反而拿起笔，当场在墨迹上画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一下使心情郁闷的小姑娘开心得跳起来。林泽民是想让侄女明白：污点不是最终的错误，只要很好的纠正，也会变成优点。这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无形中影响着林徽因。
林泽民的丈夫王永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法学硕士。俩人结婚以后，感情非常好，有共同语言，经常商讨各自见解，还会用英文辩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后来，王永昕因政治原因流亡日本，林泽民毅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跟随。林泽民是一个有知识，又兼具三从四德的女性，因此深得丈夫的敬重。王永昕曾说：“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三姑林嫄民，丈夫卓定谋写得一手好文章，是著名书法家，对章草研究颇深。她对林徽因的影响主要是书法，受她影响，林徽因的字写得刚劲有力，风骨凸显，有男子的风范。
四姑林丘民的丈夫曾仙舟，留洋归来，是民国时期知名的银行家。林丘民受丈夫的影响，在操持家庭之余，还学了不少金融知识。在战争时期，她变卖自己的嫁妆和首饰，将钱财捐给前线，还策划药品运输，冒险给前线送盘尼西林，甚至在上海租界开地下诊所，为抗战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她的坚韧和爱国情怀，使林徽因深受影响。
五姑林子民的丈夫李石珊是个书法家，和齐白石是知己好友，曾为齐白石的画作做题跋。他们家里艺术气息浓厚，院子里种满了花草，书房里摆满了书画作品。小时候林徽因经常到她家，这让她在建筑艺术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对美的敏锐和感知。
几个姑姑的思维方式、艺术造诣、处世方法，都烙印在她幼小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认知和性格，也成为了她儿时的重要启蒙。所以林徽因一生中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有几个姑姑的影子。
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那时候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着他。看过世界后，他思想也变得开明。从日本回来以后，他认为国家要变革，就要先改变教育，所以他在福州参与创办了新式学堂。以前的学堂教的都是“四书五经”，林长民办的这些新式学堂，增加了科学知识、外语，还有西方的思想观念等课程。他一心想推动教育改革，为国家培养一批有新思想的人才，后来他进入了政府部门。
林长民前两任妻子都是包办婚姻。发妻体弱多病，结婚没几年就病逝了，也没有儿女。继室何雪媛给他生下一儿两女，但一儿一女夭折，活下来的只有林徽因。何雪媛是商人之女，文化不高，长得也不漂亮，脾气还不好，林长民不是很喜欢她。
林徽因8岁时，林长民娶了姨太太程桂林。程桂林年轻、漂亮，很受林长民的宠爱。她来以后，林长民就让林徽因和母亲何雪媛搬到后院，自己和程桂林住在前院。
林长民很少去后院，林徽因要找父亲就去前院，但她只要一去前院，回来母亲就会不停地数落和抱怨，她经常听到母亲的哭诉。幼小时她甚至认为，父亲所在的前院是光明、希望，而母亲的后院则意味着灰暗、落后。最可贵的是，随着渐渐长大，也随着知识的丰富，她没有过多的对母亲共情，也未陷入怨恨父亲的泥沼。
后来程桂林先后生了五个孩子，一女四男，分别是林燕玉、林桓、林恒、林暄、林垣。自从祖父林孝恂去世后，林家从福州搬到了天津。林长民忙于政务，十多岁的林徽因就帮忙照料家务。后妈生病，弟弟妹妹哭闹，她半夜都要爬起来帮着哄。她没有把后妈的孩子当作外人，而是像亲弟弟妹妹一样带着，与他们真诚相处，以至于后来姊妹间的关系都很好。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养成了她独立、顽强的性格。多年后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始终相信，每个灵魂都有其不得已的轨迹。”
父亲偏宠姨太太程桂林，但有一点，父母对林徽因的爱是一致的。在所有孩子中，林长民最疼爱的还是林徽因。林徽因从小聪明好学，林长民觉得她是个可塑之才，对她的培养也非常上心。后来，他们举家迁往北京，父亲安排林徽因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
1920年，转眼林徽因已经16岁，林长民决定带闺女游历欧洲，出去见见世面。父亲给她的信是这样说的：“此次携汝远游，乃欲汝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更望汝能自谋终身之业。”
在欧洲期间，她们到过巴黎、罗马、阿尔卑斯山、法兰克福、英国剑桥。在这些文化名城风光旖旎，林徽因大开眼界，在自然界中，她经常感觉心旷神怡，思绪万千，这为她日后的建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深厚的底蕴。
林长民忙于工作和社交，在这期间，林徽因考入伦敦圣玛利亚女子学院学习。林长民在与朋友的聚会中，也经常会带上林徽因，让她了解这个世界，了解人情世故，这就是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带着女儿结识了徐志摩等文人雅士，林徽因也逐渐走入了父亲的社交圈子。她开始尝试与这些社会名流们交流、探讨，不知不觉中，她也学会了应酬和驾驭场面的能力。
游历欧洲各国期间，她被当地独特的建筑和文化所吸引，尤其是意大利的艺术氛围让她深深痴迷。不知不觉中，林徽因找到了一生热爱的事业—— 建筑。
特别是在伦敦期间，她的房东是一位女建筑师。通过经常帮房东描绘建筑图的过程，林徽因逐渐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房东对林徽因的评价是：她有灵动聪慧和对建筑的敏锐感知。房东还带着她外出写生，让她接触了许多中世纪的传统建筑，进一步激发了她对建筑学的热爱。房东还向林徽因解释，建筑师的职责和建筑的艺术性，使她理解了建筑不仅仅是盖房子，更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些经历对林徽因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确立了她要攻读建筑专业的志向。
林长民发现女儿喜欢建筑，不但没反对，还鼓励林徽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让林徽因喜欢什么就去学，有困难他支持她。因为有这个开明的父爱，后来的林徽因在建筑行业成为佼佼者，她的成就和父亲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异国婚礼 幸福女神
1922年，回国后的林徽因在父辈的撮合安排下，正式与梁思成确定恋人关系。其实林徽因和梁思成认识很早，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好朋友，两家算是世交。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缘分，从一开始就有着梁启超的“精心策划”。早在林徽因14岁时，梁启超就带着17岁的儿子梁思成前往林家拜访，那时，或许为儿子择偶的想法已在他心中萌芽。初见林徽因，梁启超便很欣赏她的聪慧与才情，认定她是理想儿媳的人选。此后，他有意为两人创造相处的机会，让他们自由培养感情，期望这段姻缘能水到渠成。
梁思成当年在清华学堂时，就表现出出众的美术天赋和才能，他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林徽因也喜欢建筑，他们都很喜欢传统文化，对艺术的认知也高度一致，所以两个人相遇后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同时赴美，又一起去康奈尔大学学习。然后两个人结伴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留学，梁思成就进入了建筑系，林徽因也想学建筑，但是当时建筑系不收女生，所以她就改入了美术学院，但自己进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还被建筑系聘为辅导员。
梁思成获得了宾大建筑系的硕士学位，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院的学士学位。然后，他们一起在美国一家建筑师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梁思成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林徽因也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
1928年，在梁启超大女儿梁思顺、女婿周希哲夫妇的操办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举办婚礼。这场婚礼虽然简单，却轰动一时。
提前就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结婚的消息。3月17日，《渥太华新闻报》英文版刊出了标题为“梁思成与林徽因将来此完婚”的消息。文中称来自中国北京的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及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之后，将于当日抵达渥太华，拜访中国总领事周希哲先生及夫人梁思顺女士，并于3月21日在华总领事馆举行婚礼。
其实，当时林徽因、梁思成就是普通留学生，举办婚礼竟被主流报纸报道，而且受到当地侨界热烈欢迎。不难看出，若非名门望族之后，难有如此规格礼遇。
确实，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 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清末民初的大儒。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亦是同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与梁启超交情甚笃。林徽因乃是林长民的掌上明珠，二人出自这样的显赫家族，也难怪会引起当地的关注。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美国完成学业，便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在去欧洲度蜜月之前，来到加拿大渥太华，拜望姐姐梁思顺与姐夫周希哲，并特意安排在此举办婚礼。
虽然林徽因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但在人生这一重大时刻，她却不愿穿西式婚纱，觉得传统的东方服饰更有韵味。那时的渥太华没有卖中国传统服装的门店，于是林徽因自己动手设计了一套婚纱。衣服的领口、袖口配上宽条彩边，是根据壁画图案，效仿唐代的皇后袍服风格，具有典型东方样式，有戴头饰的结婚服装。
1928年3月21日晚，新娘和新郎双方亲友约40多人齐聚中国总领事馆。晚8时30分，伍德赛德牧师主持的结婚仪式正式开始。当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周希哲挽着新娘林徽因步入礼堂时，奏响了著名的《罗恩格林》婚礼进行曲。
林徽因身穿黄色的皇家锦绉缎长袍，宛如一位美丽的唐代皇后。她头戴饰有嵌珠的凤冠，凤冠左右垂下两条彩缎，美艳夺目。身着唐装的林徽因大方灵动，手持一束衬着兰叶的黄玫瑰，也同时给人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伴娘是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
新婚之夜，梁思成问林徽因：“这个问题我只问一遍，以后再也不提，为什么你选择的人是我？”
林徽因说：“这个问题我要用一生来回答，准备好听我回答了吗？”
而梁思成和林徽因选定3月21日成婚，是有纪念意义的，为纪念宋代建筑家李诫，这一天是李诫立碑刻石的日期。几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又取名为从诫。
这场婚礼的举办，背后一直是梁启超在运作。1927年底，梁启超虽身在国内，却为远在海外的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精心策划了隆重的订婚仪式。梁启超进庙祭祖，把他亲手撰写的《告庙文》吟诵完毕后，当即寄往美国，嘱咐梁思成与林徽因妥善保存。遵照父亲的意思，姐姐和姐夫大力相助，使这场婚礼办得简洁而隆重，那时候中国名门望族在异国举办婚礼的相当少。
从开始看，这门婚姻可能是双方父亲觉得门当户对，想结个亲家。但从她们交往乃至婚后生活，不难发现梁思成和林徽因有共同语言，是真感情，而不是简单地顺从父辈的意愿。
婚后梁思成对林徽因呵护备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留学美国时，每次约会，梁思成都早早地等在女生宿舍楼下，尽管林徽因会磨蹭好半天，他也毫无怨言。抗战中，他们时常在奔波逃难的路上，林徽因染了肺病，为了她，梁思成俨然成了一个绝好的私人医生，输液、打针、消毒和煎药，样样都是他亲自上阵。
在李庄时，林徽因躺在病榻上，整日整夜咳嗽。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没有仆人，没有水电，梁思成自己动手生火炉，给她取暖。林徽因病中对饮食挑剔，尽管环境不允许，梁思成还是尽可能地照顾她的口味。都说君子远庖厨，你很难想象，梁思成这样一个曾经的公子哥，一位大科学家，为了爱人，硬是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可能很多女人走进婚姻，迎接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林徽因不是，她依然是女神。可能是强烈的自尊心和满腹的诗人气质，不容许她向世俗低头。
回到北平后，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而肺病是会传染的，按理家人应该做一些适当的隔离措施，但一家人对她没有半点嫌弃，梁思成自始至终都带着子女和她同桌吃饭，丝毫没有怨言。
后来梁思成曾经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梁思成曾花了一周的时间，为林徽因做了一面仿古铜镜，从雕刻、铸模到翻砂，每道工序都是他亲自经手，诚意十足。在镜子的背面写着“林徽因自鉴之用 民国十七年元旦 思成自镌并铸 喻其晶莹不珏也。”
二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在梁思成心里，林徽因始终是女神，他一直让林徽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作为“梁夫人”。也许正因这样，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具有诗人美感与想象力，又具有科学家细致和踏实，个性鲜明的才女。
太太客厅 精英沙龙
了解林徽因，“太太客厅”是绕不开的话题，所以这里就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大致讲述一下太太客厅的情况。
自从梁思成林徽因搬进北总布胡同四合院后，由于夫妻俩热情好客，还有他们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很快就有一大批当时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到他们家里来品茶聊天。
开始只是少数几个，在时间上也不是很确定，有空就来。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时间上逐渐也逐渐固定在星期六下午。
每到这一天，林徽因会提前准备好小吃、水果、茶水。大家陆续到来以后，很多时候是没有主题，没有先后，随意而言，随口而说，就像村里的老百姓没事聚到村口大树下闲聊。
大家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也互相开玩笑。林徽因“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伦、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捷，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纵论古今。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越来越大，逐渐成了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这个备受世人瞩目的地方，曾使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心驰神往，当时像萧乾这样的年轻人，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
林徽因的好友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冰心曾写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这个在后面的章节会讲到。
林徽因的客厅一直在文人的闲谈中未曾消退。钱钟书说“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主要是在主位沙发后有一副对联较为醒目：“性远风疏光春蔼，和平自在爽气秋。”据说是康熙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所写。
“太太的客厅”成了当时顶级的文化沙龙，特别在人文学方面有一大批顶级的大咖成了核心常客，学术涉及面也相当广泛。如胡适（思想家、文学家）、陈岱孙、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张奚若（政治学家）、陶孟和（社会学家）、徐志摩（新月派代表诗人）、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诗人）、李健吾（戏剧家）、萧乾（记者兼作家）。这些人在当今随便提起一个都是大师级别的。
30年代的北平，主要活跃着几个大的知识群体。一个是以胡适等为首，带有一定政治观点的学者群体，以《独立评论》杂志为纽带，与《大公报》合作，作为议政、批评理论阵地。另一个就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等，具有鲜明文艺色彩的作家群体，这个群体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进行交往。
而“太太的客厅”里，林徽因、朱光潜、金岳霖等既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又融通了西方生活方式。这一知识群体，仿照西方知识界聚会的形式，有别于其它文化沙龙。林徽因凭借其欧洲留学背景、卓越的社交能力及个人魅力，将沙龙打造为跨学科交流平台。从参与者就可以看出，他们讨论聊天的话题，涵盖了文学、哲学、建筑等领域，被誉为“民国第一沙龙”。
当然，林徽因是沙龙当仁不让的主角，她是张罗者，也是沙龙的灵魂，是这个群体的核心。费慰梅回忆说：“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与当时的社交明星不同的是，林徽因不是单纯依靠美貌来吸引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来赢得众人的折服。
在“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的同时，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也是具有吸引力的聚会。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19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有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品位。或者说“星六碰头会”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 的一个补充和更加完善的形式。
林徽因从小就是一个健谈的人，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不管在哪里，她就把“梁家下午茶”开到哪里。从北京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到长沙的“车站小屋”，再到昆明“乡下茶室”，不管到哪里，总能吸引一大群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她家品茶聊天。
而通过这种形式，增进了互相之间的感情，一些友情维系了一辈子，甚至到了下一代。晚年的金岳霖在《我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中多处提到“太太客厅”。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也在给林徽因女儿梁再冰的信中，感谢林徽因一家对他父亲的照顾。林徽因的智慧、用心和真诚，让她的影响力穿越时空，成为永远的女神。
娟秀丹青 四月温暖
林徽因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一生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翻译等方面成就斐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在沈从文眼里，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费慰梅认为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
她几乎标志了一个时代的颜色，出众的才能，更是她倾城美貌的托举。她的文学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九十九度中》《一片阳光》流传至今，仍是人们的喜爱。
林徽因随父亲旅欧回国后，再到培华女中读书，写了一首《雨后天》：
我爱这雨后天，
这平原的青草一片！
我的心没底止的跟着风吹，
风吹：
吹远了香草，落叶，
吹远了一缕云，象烟——
象烟。
或许经历了欧洲的游历和情感的萌动，面对熟悉又有些陌生的环境，她把内心的感受通过雨后的景象抒发出来。青春年少，对未来充满憧憬，让人感受到自由与愉悦，心之向往，随风而舞。
1931年，林徽因的《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笔名，发表于《诗刊》。以后几年，她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
最早林徽因叫林徽音，是林家老太爷给孙女起的名，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是夸赞周文王妻子大姒的，说她继承了先辈的美好声誉和美德，才让文王有了百子。《诗经》认为是因为周文王妻子大姒德行美好，才得到上天的眷顾与恩赐。所以老太爷给孙女起名林徽音，是希望孙女德才兼备，子孙满堂，被世人敬仰。
林徽因经常在报刊上投稿发表，后来发现还有个男作者叫林微音。此人水平有限，翻译外国作品经常错误百出。但两个人名字形和音都很易混淆，因为已经有人把林微音的作品当成她的来加以评论，她很烦恼，遂起改名之意。
她和林暄谈起这个想法，林暄说有个朋友的女儿叫“筠因”，林徽因一听立马叫好，她也很喜欢这个“因”字。“徽”是美好的意思，那么“徽因 也就是美好的夙因。从此她写文章就改署“徽因”。她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作是他的，只怕将来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34年，林徽因在《学文》上发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关于这首诗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为悼念徐志摩而作，还有说是为儿子的出生而作，以表达喜悦和对儿子的希望。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说：“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林徽因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做过解释，所以这首诗可以是一首情诗，也可以是一个母亲为孩子写的表达母爱的诗。“你是爱，是暖，是希望”，这是出自母性的呼唤和期待，诗词里满是关爱。
当年，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而徐志摩也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对她评价甚高。之后，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并常有书信来往。林徽因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表演，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也在徐志摩的影响下，她开始诗歌创作，可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很大，是她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在林徽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糅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会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的精湛美妙，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如《深笑》：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当时，她曾被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严谨学术 建筑大师
文采让林徽因蜚声文学圈，其实就专业来说，她是一个杰出的建筑大师，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当初她与梁思成确定恋人关系后，和所有的情侣一样，对一切都那样憧憬。梁思成问：
“徽因，你以后想学什么专业？”
“建筑”林徽因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梁思成有点不可思议，毕竟眼前的这个清秀文弱的姑娘，怎么会跟“建筑”联系在一起呢？
于是再问：“建筑？你是说房子，还是建筑物？”
林徽因：“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建筑学吧！”
于是林徽因将自己在欧洲的经历，还有自己对建筑的认知，讲给梁思成听。她用丰富的情感、诗一般的语言，把梁思成听得如痴如醉。可能就从这次对话开始，他们已经确定了未来的专业。也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建筑领域即将诞生两位卓越的建筑学家。
1923年，林徽因考取了赴美半官费留学的资格。此时她已与梁思成订婚，本来计划是两人一起去美国留学，不幸梁思成出了车祸。
一天，梁思成骑着从姐姐梁思顺家借来的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去参加北大学生举办的“国耻日”纪念活动。不幸在路上遭遇车祸，梁思永只是嘴唇撞裂了一处，并无大碍。
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受伤。开始因为被误诊，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治疗，致使他的左腿落下了残疾，因没有接好，比右腿短了一厘米。脊椎的伤害更严重，后来不得不穿上特制的背心。因此留学一事也推迟了一年。
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在大学里，梁思成是一个刻苦认真的人，在完成各科的学习和作业后，很多时间就泡在图书馆。为了加深理解和练习绘画基本功，他摘录了研究西方建筑史的很多资料，并根据这些建筑的照片在笔记本上绘制图形。他正是用这种很土、很笨的办法，奠定了一代建筑大师的扎实基础。
而林徽因虽说喜欢建筑学，实质上她没有绘画、制图的基础。但她悟性超强，是一个充满灵性、头脑灵活的人，还有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与敏锐，使得她能够迅速掌握到学术的精髓，并形成独特的个性。她的绘画和制图水平突飞猛进，以至于绘画作业在班级都能够得到最高分数。
回国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过教，后回到北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他们有着欧洲的研究理论技法，不仅对过去的研究材料进行考古式挖掘，也深入到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他们到蓟县的独乐寺、河北的西大寺、山西应县木塔，用科学的方法考察、研究中国古建筑，开创了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先河。梁思成有一个习惯，他只要听到或从报刊书籍中看到哪个地方有古建筑，就会写信给当地的邮政局长，并附上邮费，拜请弄到这个建筑的照片。由此，他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古建筑遗存信息。每当这时，林徽因就会打趣道：“侦探小说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1932年，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中国学界第一篇建筑理论文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1937年，营造学社抗战爆发而被迫辗转多地。面对研究经费短缺、物质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等困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度停刊。但营造学社成员们的学术研究未曾中断，他们坚持进行勘察测绘、论文撰写、图纸绘制等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调研成果。而学术刊物是一个学术机构的命脉，时隔7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终于在李庄复刊，林徽因负责主持编辑工作。
在一个个艰难的岁月里，特别在四川李庄，体弱多病的林徽因又一次在这个潮湿偏僻的小镇病倒了。因远离城市，加上中国战火纷飞，一药难求。林的病时好时坏，卧床是常态。但她和梁思成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全面系统整理战前收集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
林徽因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看书和整理《中国建筑史》、绘图成为林徽因打发卧床无聊时光最无奈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她真正脱离了文学界，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建筑学的研究之中。
《清式营造则例》是梁思成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依据，对清代建筑的营造工法及则例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后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梁思成在书序中写道：“这部书不是一部建筑史，也不是建筑的理论，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 —— 纯粹限于清代营造的则例。” 他请林徽因撰写绪论。梁思成在序言里写道：“内子林徽音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直到现在《清式营造则例》仍是建筑学界的一部重要教科书。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由梁思成主持工作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解散。次年，梁思成林徽因到达昆明，住在竹篾当墙，铁皮屋顶的房屋里，恢复因战乱中断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日军轰炸机掠过昆明上空时，他们紧抱着营造资料躲进防空洞。在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时，他们将西方建筑理念与云南竹楼形式相融合，用最廉价的茅草屋创造出了兼具实用与美感的教学空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城市进入复兴建设之际，林徽因敏锐地洞见了战后住宅建设的时代命题。1945—1946年，她发表两篇与住宅设计及城市建设相关的文章《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住宅供应与近代住宅之条件—市政设计的一个要素》。她高屋建瓴地指出，住宅供应与建设要放于市政计划与城市规划之中统筹考虑：“住宅设计，以小单位论，是人民个别福利的要求，以集体论，是地方解决人民生活条件的答案。它牵涉着道路交通，都市中公共设备，市中心的分配，户口密度的限制，普通的卫生机构，及土地的使用等，所以它是市政，乃至于国策的一部。”
西南联大北归后，林徽因参与了清华大学住宅群设计，其中胜因院37号由她参与设计的平房，至今仍保留在清华园内，其设计理念前卫实用。
建筑学家陈志华这样回忆：“先生向我们一些同学介绍过先生正在设计的清华大学一批教师小住宅，先生说厨房窗子应该对着好朝向，因为主妇一天有很多时间花在厨房里，既要保证她们健康，又要使她们心情愉快。还说，厨房里，油盐酱醋放在什么位置最便于主妇取用，都要考虑周到，减少她们家务工作的劳累。先生还解释过为什么要把一面暖墙造在大门里，为的是抵御开门时候漏进来的冷风。”可见林徽因的严谨和细致。
在那个年代，中国建筑乃至中国建筑学术领域几乎是一片荒原。这种情况下，林徽因展现出的前瞻性、敏锐性与洞察天赋，放在今天都是前卫的。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走遍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武义延福寺、山西的应县木塔等。绘制的近3000张古建筑图，这些图纸放到现在，你会以为是AI生成，事实却是80多年前，林徽因用手绘制出来的。
曾经日本一名建筑史学家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构遗存。林徽因说：“我们像是被激怒的猎人，要找到活着的证据。”她和梁思成跨越全国137个县市，调查了1800多座古建筑，绘制测绘图近两千张，足迹覆盖华北、华东及西南地区，最终在五台山佛光寺找到了唐代木构建筑的确凿证据。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建筑史，也让日本学者的论断不攻自破。这些数据后来成为中国建筑史的核心章节，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铁证。
在五台山发现佛光寺时，林徽因是第一个爬上横梁的女性学者。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徽因攀上檐椽时，裙裾扫过千年尘埃，那抹身影比任何斗拱彩画都动人。”那张穿着旗袍，趴在房梁上的照片是一个女建筑学家别样的风采。
1948年底，北平郊区解放，解放军包围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正在这时，解放军主动来访，表现出的对重要文物古迹的保护态度，使他们消除了疑虑，并应解放军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林徽因还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
1950 年，林徽因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提出修建 “城墙公园”设想。
为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她抱病与高庄、莫宗江等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并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图案，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苏联文化代表团”献上一批礼品，深受与会人员欢迎。
1952年，梁思成、刘开渠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拖着病体参加设计工作，与助手关肇邺一起完成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
林徽因的一生，还有几个显著的贡献：一是东北大学校徽设计。二十年代，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二是保护奈良古建。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受美军邀请，在即将执行的奈良轰炸图上为其标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以免被炸。三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设计。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八宝山的护国寺改建为公墓，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公墓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作为革命烈士的安葬之处。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由林徽因设计，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部分，公墓内遍植苍松翠柏，庄严肃穆。
林徽因一生还撰写了很多关于建筑的论文著作。如林徽因梁思成撰写了《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图录》（英文版）《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撰写了《中山堂》《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故宫》等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还有《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
《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林徽因是主研者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奖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女性获奖者人数更少。
长者慈爱 托起温暖
林徽因的一生，除了自己天生聪慧外，还得到了众多人的关爱和帮助。特别是长者，四个姑姑、父亲林长民自然不用说，还有一个她生命中重要的长辈，就是公公梁启超。
前面讲到过，林徽因和梁思成能成为夫妻，是梁启超多年就开始策划，最终让他们顺其自然走到一起。而在林徽因最艰难的时候，往往后面总有一个坚强的后盾，这就是公公梁启超。
1925年底，林长民在奉系军阀混战中不幸遇难，年仅49岁，此时21岁的林徽因正在美国求学。在此之前父亲是她的主心骨，遇到事情她不需要过多考虑，父亲会帮她分析原因、拿主意。父亲可以说是她的主要指导，同时父亲也力推促成她与梁思成的婚姻，在她心里父亲亦师亦友。可以想象，遭遇此噩耗，对她的打击是巨大的。
然而，在不幸面前，命运同样给了她一个慈祥、厚爱的长辈。当梁启超得知林长民遇难的消息，便第一时间致信安慰林徽因：“我特别心疼的孩子徽音：我真没有别的话可以慰唁你，我只有远远的寄给你两行同情之泪，但我愿意你知道，你爹爹生平惟一敬爱的朋友即你生平惟一敬爱的人的爹爹：他对于你是看着和亲生的孩子一样的。愿你领受他一点温情，减少你的苦痛。”这封简短的书信朴实无华，字字入心。
梁启超同时致信儿子梁思成：“你和徽音真不幸。出去游学一年多，一个失了妈妈，一个失了爹爹，徽音所遭尤比你更惨酷万倍。”“我恨不得把她抱在怀里，拿我的热心保护她的惊魂。”他嘱咐儿子：“今又远在万里，只好把这个责任全交给你了。你须要自己十分镇定，让徽音尽情一恸之后，慢慢的拿达观的道理安慰她，这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人了。”
他又说：“在一种既定的事实下，不是以人力改变得转来的，便要随遇而安，不可以愁苦忧伤妨害别的事业，这是做人的唯一秘诀。”“凡一件事有可以努力时，努力能发生效率时，我便十分努力，一点不放松。若遇到无从努力之事，或已经努力过而无法挽回之事，我便把它放下了，情感方面亦然。哀乐，人情所不免。该哀痛的自然须哀痛，但哀痛总要有个节制，若情感纵而无节，变成了野蛮人了。”“人生在宇宙间几十年，总要替宇宙做一点事。做一国的国民，总要替本国做一点事。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在那几万万丈之长的文化线上用自己的努力添上一寸半寸。越发有天才的人，责任便越发重。”
这些看似殷殷的絮叨，蕴含了客观规律、做人原则。这些家书既有共情的温度，又有理性的高度，对林徽因走出那段暗淡的日子有着明灯般的指引。
林长民去世后，林家一下陷入经济困境。梁启超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林徽因的留学费用，并写信安慰林徽因：“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随着进入婚姻，即使像林徽因这个女神级的才女，同样会面对家庭柴米油盐酱醋茶，面对处理婆媳、姑子等关系。
还在林徽因与梁思成恋爱时，梁思成母亲李蕙仙就因林徽因“过于新派”而反对这门婚事。梁思成出车祸后，林徽因到医院照顾他，李蕙仙看到这未过门的儿媳妇对光着上身的梁思成毫不避讳，谈吐间好像也无所谓。这让受多年封建礼教熏陶的李蕙仙难以接受，认为林徽因不淑女，甚至不检点。但梁启超却极为欣赏林徽因的才华与性格，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这样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
婆媳关系自古是一个无解的话题，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时候，哪怕是亲人也难理清，弄不好反而越理越乱。而梁启超的做法是：既维护儿媳的尊严，又耐心说服家人接受她。每次发现一有隔阂，都用一种公正的态度疏导，因为他希望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而非矛盾的战场。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而与大姑姐梁思顺的关系也充满了跌宕。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编有《艺蘅馆词选》，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她也是梁启超最喜欢、最信任的女儿，几乎很多家长里短都会和这个女儿敞开心扉地说，可以说梁思顺也是最了解父亲的。
当年16岁的林徽因，在梁启超书房里第一次见到大姐梁思顺，梁思顺对这个父亲盛赞的 “天才少女” 很是喜欢，满怀怜爱。她为林徽因量体裁衣，教她世家的礼仪规矩、相夫教子的传统，俨然视作亲妹妹。
隔阂始于林徽因欧洲归来。当梁思顺知晓，在文学沙龙里林徽因与徐志摩等文友的哲学辩论、诗会上的新体诗、对包办婚姻的质疑，这些被新青年追捧的“自由气息”在林徽因身上都显示出来，梁思顺看不入眼。
最让梁思顺不能容忍的是与徐志摩的纠葛。当得知徐志摩登报与张幼仪离婚，是为了追求林徽因，梁思顺对林徽因更是充满了排斥，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道：“徽因妹妹行事张扬，恐损梁林两家清誉。”
更大的矛盾是林长民去世后，林徽因寄居梁家。一次，梁思顺发现家里一台取暖器被搬进“未过门媳妇”的卧房。继而梁思成林徽因又被安排出国留学，在这期间梁启超为林徽因的留学经费四处借贷。梁思顺的心里很失落，她对丈夫抱怨“父亲待她，胜于待出嫁之女”。这里面也许包含了被分走父爱的委屈。
父亲梁启超嘱托，由梁思顺全权张罗弟弟的婚礼。在加拿大渥太华总领事馆，梁思顺一身绛紫色织锦旗袍，将一束铃兰捧花递给新娘林徽因时，这位亲手操办整场婚宴的大姐，目光始终避开弟媳的眼睛。
“思顺姐费心了。”林徽因轻声道谢。
“梁家娶媳，份内之事。”梁思顺平静地回答，似乎只是完成任务，缺少了预想中的那句祝福。
在李庄林徽因病情严重，缺医少药，不得不写信给梁思顺：“肺病咯血，急需盘尼西林。”时任红十字会理事的梁思顺接到来信已经深夜，几乎没有考虑，她及时起床备药，连夜托人送走，只在里面夹带一张未署名的“保重”字条。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这药让我想起她教我裁的第一件夏衫。”
林徽因肺病是什么时候染上的，没有确切的记载，推测应该是青少年时期隐性感染，可能是当年在旅欧期间被传染的，那时候肺结核在欧洲普遍发生。在她生育后肺病复发，后被诊断确认为肺结核。
在李庄期间，因当地潮湿阴冷、医疗资源匮乏，肺结核全面发作，此时链霉素等抗结核药物还没有面世。加之多年的流亡生涯中，拖着病体颠沛流离，长期营养不良，居住环境恶劣，导致免疫力持续下降。1947年检查时，其肺部已出现大面积纤维化。还有就是，林徽因频繁进入密闭古建筑开展测绘，这些场所往往通风条件差、蝙蝠等动物携带病原体，极大增加了结核菌暴露的风险。
而对于妻子的病，梁思成一直很愧疚，在写给费慰梅夫妇的信里说：“我觉得是我的疏忽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其实在这方面，梁思成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林徽因患病期间，他学会了为她静脉注射，包揽一切家务。
抗战胜利后，费慰梅在重庆为她联系了一个有名的美国胸外科博士检查治疗，却被博士遗憾告知：“太晚了，可能活不过5年。”直到此时，周围的同事才知道林徽因的病如此严重，因为在工作时，她总是神采奕奕，眼里闪光，与人交谈时也是热情洋溢，才思敏捷。1947年，林徽因病重入院，被切除一个坏掉的肾。
在林徽因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躺在同仁医院的病床上，她用枯瘦的手指划过纸面浮雕纹样：“这里的牡丹瓣…… 该再饱满些。”她忽然望向梁思成：“大姐裁的秋香色旗袍，腰线收得真漂亮。”
而此刻正在整理父亲家书的梁思顺，当读到梁启超当年写给她的信：“徽因灵动却失之任性，汝为长姐当如母如师” 时，她竟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眼圈也红了。
几天后，林徽因去世，梁思顺托人送来铃兰。灵柩前洁白的花朵，不由想起二十七年前在渥太华那束新娘捧花。
其实她们是两种女性生存哲学的碰撞。梁思顺用一生守护的是家族“体面”，林徽因的“自由”则是灵魂的奔放。到了生命的尽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美好的开始。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在心里。
梁启超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身体力行告诉孩子们，人生不是只有成功一条路。梁思成因遇车祸，情绪低落，他写信开导：“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绝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他教导子女：“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梁启超对子女的婚姻观极为开明。他曾得意地说：“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这种既牵线搭桥，又尊重子女意愿的方式，让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结合既有家族支持，又有自由恋爱。
梁思成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书房名为“饮冰室”。“饮冰”一词出自《庄子・人间世》，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梁启超心怀天下，以“饮冰室主人”为号，表达自己救国图强的爱国情怀和抱负。所以给女儿取名“再冰”，是对父亲的敬重与怀念，也是让女儿延续爷爷的精神与情怀，铭记家族传承的使命感。
梁启超在培养子女上是世人的楷模“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经营家庭上，他营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家庭氛围，他既是慈父，又是开明的公公和岳父，既是学问大师，又是温情家长。所以最好的家风，是爱与尊重。
情丝万缕 人间清醒
1920年，林徽因随父亲游历欧洲，在英国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
林长民去欧洲访问考察，携林徽因一同前往。到了英国，父亲一如既往地忙碌，经常留林徽因一个人在家。一天，一个肤色白皙、戴一副眼镜，名叫徐志摩的年轻人来拜访林长民，他和林长民是忘年交。
也就是在这里，徐志摩邂逅了林徽因。徐志摩有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林徽因有出众的才华与漂亮。徐志摩发现徽因的可爱不仅在她的外貌，更在她活泼跳跃的思维、明澈清新的见识。特别是林徽因对文艺作品的理解，有超出自己年龄的悟性。之后，林长民再外出时，林徽因也因为有了志摩的陪伴，不再感觉到孤单。
他们经常会坐在壁炉前，从伦敦的冬雨谈起，谈到徐志摩喜欢的诗人拜伦、雪莱等，再谈到《夜莺颂》《致云雀》《忧郁颂》《秋颂》等，谈话内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忘记了窗外绵绵的阴雨和透过缝隙吹进来的寒风。
徐志摩喜欢林徽因淡淡的双眉、秋水般的眼眸，还有脸颊上时隐时现的小酒窝。他说：“喜欢和林徽因无拘无束的谈心，她空灵的艺术感觉和见解，谈吐常常能激发出自己思维的灵感和火花。”她说：“喜欢志摩广博的见识、独立的见解、奔放的性情、坦荡率真的为人。”他们相互被吸引了。
这样的感觉，就像康桥河畔的柔风，吹开了情窦初开少女的心房。在两人交往期间，他们书信来往不断，可以看出徐志摩给林徽因的每一封信都是认真的，连林长民都夸他的情书写得好。
在英国期间，徐志摩在英国作家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并结识了许多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如作家威尔斯、福斯特、曼斯菲尔德，哲学家罗素等。受他们影响，徐志摩的兴趣转向文学，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当时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一写让中国诗坛又多了一颗闪耀的巨星。
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提到：“在24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还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在24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为一个诗人 —— 那还有什么话说？”
或许是与林徽因的相遇，更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然而，当林徽因知道志摩已成家，而且已有一个2岁孩子时，不自觉间，童年记忆里母亲由于父亲娶了二姨太备受冷落的情景，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这段感情。
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林徽因果断地拒绝了徐志摩的追求。她对徐志摩说：“我们只能有友谊，不能有爱情。”于是收藏起了这段情感。他们的爱情耀眼又短暂，犹如流星划过，随着林徽因随父亲回国，林徐之恋便成为了过去。
最终徐志摩还是与发妻张幼仪提出离婚，而张幼仪一直恨林徽因，认为徐志摩与她离婚是因为林徽因。
对于自由和爱情的追求，徐志摩有一句感人肺腑之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回国之后，他们以好朋友的身份，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并常有书信来往。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担任翻译，之后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美国。几年后，他们再次见面时，林徽因已和梁思成结婚，陆小曼也嫁给了徐志摩。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去参加林徽因演讲会，在途中遭遇坠机。本来当天梁思成林徽因已提前到机场接他，但没有等到飞机降落，却等到了坠机的消息。梁思成知道，林徽因心里对徐志摩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也把徐志摩当成朋友。当确认徐志摩已遇难，林徽因很是伤心。梁思成一边安慰她，一边及时赶到坠机现场，帮助处理徐志摩的善后事宜，并带回来一小块飞机残骸，给林徽因作为纪念。
在徐志摩去世一周年，林徽因写了一首《别丢掉》：
“你向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这是林徽因为纪念徐志摩遇难一周年而创作的，也是她的代表作。从诗中，还能感受到林徽因对这份情感也同样珍视。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梁从诫说：“林徽因对徐志摩有友人之谊，但绝无男女之情。”
有一个男人，也许他对林徽因的感情更加感人。他是林徽因生命中亘古不变的邻居，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大家都称他老金。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老金身高1.8米，一身西服，铮亮的皮鞋，特别有绅士派头。他因为陪好朋友徐志摩去参加文艺沙龙，认识了林徽因。见到林徽因，老金一下就被她的才情折服。在他看来，这个女子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一片清澈的小溪，在一群文化名流之间，林徽因落落大方，举手投足都透露着自信、优雅，她的言行特别有诗意和韵味。
老金开始对她是欣赏，不知不觉这个漂亮多才的女人就住进了他的心里，挥之不去。从相识以后，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同时也成了梁思成的好朋友。金岳霖是留洋博士，逻辑奇才，不仅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并且风趣幽默，林徽因也感觉到和他在一起时是那样的阳光、快乐。
逐渐，老金发现这个女人让自己痴狂，每天都想见到她，他确定自己爱上了林徽因，无法自拔。觉得自己家离林徽因住处太远了，索性就搬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住所附近，说是附近，其实就是前院与后院。
日久生情，林徽因也发现自己爱上了金岳霖。她很苦恼，于是对梁思成说：“思成，我特心烦，我好像一下子爱上俩人了，怎么办？”当时林徽因跟梁思成说的时候，一点都不像妻子跟丈夫说话的样子，却像一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梁思成顿时感到血液凝固，思考了一夜，对林徽因说：“我觉得老金又会写诗又浪漫，我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他比我更适合你。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幸福。”
林徽因哭了，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感慨道：“看来思成是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爱你的人，我退出。”老金说到做到，之后三个人成了一生的好友。林徽因是一个在感情上坦荡的女人，这或许就是她有着独特魅力的一方面。梁思成后来也说，他十分感谢林徽因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傻丈夫，她至少对自己是坦白与信任的。
平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有点小矛盾，会找金岳霖来调解。梁思成不在身边，老金会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林徽因和孩子，儿子梁从诫上学也经常是金岳霖接送，从小梁从诫也很喜欢金伯伯。金岳霖是梁家的常客，一过来串门，就会问：“徽因今天写了什么诗，拿出来让我们一饱眼福啊。”林徽因会说：“金先生又笑话我了，不过倒是写了几句，正想请你指点呢。”一旁的梁思成看着，满脸笑意，这可能就是来自充分的了解和信任。金岳霖调侃两位建筑学家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就这样，两家人不管到哪里，不离不弃，择邻而居二十多年。尽管金岳霖对林徽因用情很深，但他始终以高度的理智驾驭情感，坦荡地与梁思成和林徽因交往，他们之间从来不曾有猜疑，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
林徽因去世，金岳霖悲痛得像个孩子嚎啕大哭。在林徽因葬礼上，他写了一幅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去世七年后，梁思成再娶林洙，结婚当晚，金岳霖去林徽因的墓前坐了整整一夜，他在这里陪她。
晚年，金岳霖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对梁从诫说：“我守了她一辈子，下辈子希望可以早点遇到。”梁从诫将他葬在林徽因梁思成的墓地旁边，让他们三人再续前缘。
是非恩怨 随风淡然
林徽因的一生，在性格上宽宏大度，很少与人有直接冲突。特别是与女性之间，即使有一些误解和纠葛，她也尽量用平和的方式来化解。
1947年，林徽因的肺病严重，处在生命垂危之际，病床上的她提出一个请求：“我想见见张幼仪。”在场的人都很惊愕，怕她们见面引发情绪波动，加重病情，纷纷劝她不要见面，但林徽因态度坚决，执意要见。
于是家人只好联系张幼仪。张幼仪听闻林徽因想见自己，也是很震惊。因为现实中，她俩素未谋面，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轨迹都毫无交集，唯一的关联便是张幼仪的前夫是徐志摩，而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然而此时徐志摩已离世16年。而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一直对林徽因怀有敌意，她曾直言：“我不恨陆小曼，却讨厌林徽因。”
当年徐志摩为追求林徽因，决然要与怀有身孕的张幼仪离婚，她认为林徽因的出现是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虽然离婚后，林徽因还是没有嫁给徐志摩，但在她心里仍然没有原谅林徽因。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是张幼仪出面料理了徐志摩的后事，在张幼仪心里徐志摩的死似乎也与林徽因有关。往事渐渐涌上心头，张幼仪心情复杂，她不想因见面重现痛苦回忆，于是她拒绝了林徽因的请求。
然而，林徽因再次坚定地发出见面请求，这让张幼仪满心疑惑，不知林徽因究竟要干什么？得知林徽因已经处于病危状态，最后张幼仪决定去见她，同时也想亲眼看看这个让徐志摩癫狂的女子究竟有何魅力。
其实在去医院途中，张幼仪心情很忐忑也很紧张，不断在脑海中设想见面的场景，她还带上儿子和孙子一同前往。当推开病房门，看到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林徽因床前时，不由有几分心酸。虽然面色苍白，但依然难掩那份独特的美丽和气质。林徽因虚弱地看向张幼仪，又将目光投向她的儿子和孙子，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或许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徐志摩的影子。
短暂沉默后，林徽因声音微弱却清晰：“终于得见了，幼仪，我欠你，对不起，但我不后悔。”在这种场景、这种氛围下，张幼仪心中也五味杂陈。她终于明白，当年林徽因在不知徐志摩已婚的情况下陷入感情，知晓真相后毅然决然分开，可徐志摩还是抛弃了她。即便没有林徽因，她们的分开也是迟早的事。看着虚弱的林徽因，张幼仪心中的怨恨仿佛消散了很多。
而林徽因见过张幼仪后，也许解开了心结，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她竟奇迹般又多活了8年。这场会面，或许就是对彼此最好的和解，后来，在张幼仪的回忆录中也出现了“不恨林徽因”。
林徽因是一个集美貌、才华于一身的才女，她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却又饱受争议的人。比较明显的是，在当时的精英界，她就受到了几个人的攻击，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民国才女”。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首先是硬骨头的鲁迅。1924年，鲁迅发表了一首名为《我的失恋》的诗，诗中写道：“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 —— 由她去罢。”这首诗从不同角度概述了失恋的原因及经过，幽默诙谐，讽刺辛辣。一些人理解为是对林徽因与徐志摩感情纠葛的尖锐批评，是对 “新女性”的道德审判。
在鲁迅看来，徐志摩为了与林徽因在一起，不惜与发妻离婚，虽然这段感情最终以林徽因的理性告终，但此后，林徽因与徐志摩仍保持往来，认为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是不道德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虽然倡导思想解放，但在两性关系上却保留着传统文人的道德观。他无法接受一位女性周旋于多位男性之间，更令鲁迅担忧的是，林徽因的这种行为被视为“新女性”的典范，其影响面世很大的。
鲁迅对林徽因的批评是有所代表的，徐志摩、胡适等人倡导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在鲁迅眼中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矫情与放纵。林徽因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他批判的靶子。这种批判背后，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分歧。
而在对林徽因的批评中，钱钟书的《猫》更显直截了当。这篇短篇小说，以一只名为“小黑”的猫为线索，讽刺一位太太，她长相好看，交友广泛，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不碍事。这篇小说一经登载，文艺界一眼就能看出，写的是林徽因。
钱钟书与林徽因有什么过节，会对林如此刻薄？如果但从表面看，是一件滑稽可笑的小事，起因是两家喂养的猫打架。钱钟书与林徽因家在清华园时曾是邻居，两家都喂养了猫，两只猫经常在一起，钱家的猫在打架上干不过林家的，常被林家的猫欺负。护猫心切的钱钟书为此耿耿于怀，最终将怨气发泄在了这篇小说中。
但进一步探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人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根本差异。钱钟书出身书香门第，生活简朴，治学严谨；而林徽因是名门闺秀，热衷于社交与沙龙文化。在钱钟书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浮华，更让他不满的是，林徽因的才华与魅力使丈夫梁思成显得相形见绌，这直接挑战了“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钱钟书的这篇小说，被文艺界调侃为“一只猫引发的文坛血案”。
一个女人若是长得漂亮，便足以招人妒忌；若兼具才情，会让人相形见绌；若是才貌双全，必会成为众矢之的。
与冰心的隔阂，可以说是两个才女之间的暗战。1933年，冰心小说《太太的客厅》，文中描写了一位热衷于在家中举办沙龙、周旋于众多男性崇拜者之间的“太太”。而且小说中太太的女儿叫“彬彬”，现实中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小名也是“冰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塑造的这个“太太” 就是林徽因。与前两位的批评默不作声不同的是，这次林徽因从山西回来后，托人给冰心送了一坛老陈醋。
那么冰心为什么也会对林徽因进行攻击呢？现实中，两人虽然同为福建同乡，冰心丈夫吴文藻与梁思成是清华同窗，开始两位才女经常在一起，几乎成为闺蜜。但实质上，她们的性格与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冰心内敛、含蓄，坚守传统；林徽因外向张扬，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朋友之间，有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很难做到真正欣赏对方的。
还有林徽因在北平文化圈的中心地位，无形中让同样是才女的冰心被边缘化。“太太的客厅”的学界名流，可以说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个代表。开始林徽因也邀请冰心参加，但她内敛、传统的性格难以融入这种氛围，慢慢也就退出了这个圈子。
还有一种说法，泰戈尔访华无形中是他们矛盾的催化剂。1924年，应梁启超和林长民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到中国访问，林徽因是全程陪同的唯一女性。作为翻译，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对泰戈尔的表达，恰到好处的诠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泰戈尔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出席了很多欢迎会、座谈会，到北大、清华、燕京几所大学做演讲，还跟末代皇帝溥仪见了面，林徽因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
冰心早年也写过一系列的小说，但总是不温不火，没有多大的影响。而泰戈尔是她崇拜的偶像，她一生翻译了很多泰戈尔的诗歌。可以想象，泰戈尔访华时，冰心应该比任何人都想陪同偶像，但造化弄人。
实质上，冰心与林徽因的隔阂，是一种传统女性和“新女性”之间的矛盾。冰心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在骨子里不能接受林徽因的张扬与自由。在徐志摩遇难第6天，冰心给梁实秋写信说：“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她们的这段纠葛，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热点。在林徽因去世32年后，晚年的冰心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夸赞林徽因：“林徽因是我见过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她很美丽，很有才气，她的诗文写得很好，真的是文如其人。”在另一次采访中，她主动解释，当年的小说讽刺的是陆小曼而非林徽因。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也算是两人之间的一个了结。
尽管冰心对“太太的客厅”有些不屑，但她自己的客厅中却挂着梁启超写给她的一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龚自珍诗中的两句，是冰心委托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向梁启超求书的。
面对三位文坛大咖的批评或者讽刺，林徽因选择了沉默，她既没有公开反驳，也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这种超然态度，如此从容的面对，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
不管是名人还是百姓，都应该有血有肉，有憎有爱。可以骂街，可以哭泣，可以大笑，甚至可以穿个拖鞋坐在大街边上，这才是平凡的人。所以对精英们的一些纠葛不要过度解读，甚至一定要分个对错、表明立场，就有点太较真了。而对每个人的评价，历史终究会回归理性、公平。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是林徽因唯一的女闺蜜费慰梅。解读林徽因，包括她的想法，很多是从与费慰梅的通信中知晓的，可以说她们志趣相投，成为一生的朋友。
费慰梅，美国人，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慰梅的父亲坎农博士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著名教授，生理学家。用《费正清在华二十年》一书的说法：“全世界的科学家都知道他。” 她的母亲则是一位酷爱旅行的作家。
1932年，费慰梅来到中国，与费正清结婚。费正清是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观察家，“头号中国通”，有 “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称。他来华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兼课。
一次偶然，费慰梅在美术展上与林徽因结识，自此，一段跨越国界与岁月的友谊拉开帷幕。此后的日子里，她们情谊日笃，无话不谈：在林徽因的客厅中，二人常常把酒言欢，畅谈艺术、文学与人生；在野外考察的艰苦旅途中，她们相互扶持，共同探寻古建筑的奥秘。
费慰梅这样描述她们最初的相识：“对于我闯入梁家的生活，起初是徽因母亲和佣人疑惑的眼光，尽管有种种不适，但不久我的来往得到了认可。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 她们在一起，是松弛、愉快的。
抗战中，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生活陷入困境。重病卧床的林徽因向费慰梅求助，费慰梅得知后心急如焚，想尽办法寄去钱财和奶粉，为她解燃眉之急。
多年以来，林徽因与费慰梅通信，絮絮叨叨完全像个话痨。从长沙迁往昆明的路途上，她写信：“后来还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 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 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在昆明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小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在李庄写道：“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 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这时候，感觉林徽因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最让林徽因难忘的是，在李庄的五年里，她忍受着战乱带来的种种困难、贫病交加，有时感觉生活快支撑不住了。这个时期，她收到了费慰梅的信，很是欣慰，回信中说：“读着你用打字机写的信，我不禁泪流满面。字里行间如此丰富有趣，好像你们就在眼前。不像我，总是盯着自己眼皮底下那点乏味孤寂的生活，像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
在这些给费慰梅的信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既高傲、又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林徽因。
此后，即便相隔甚远，二人也依靠一封封书信维系着深厚情谊，直到林徽因病逝。多年后，费慰梅再次来到中国，与梁林后人相聚，直到2002年去世。
这位林徽因一生的挚友，在梁思成、林徽因去世后，还为他们干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
四十年代，梁思成有一批书稿图片托付给费慰梅。后来，由于中美两国不能通信，无法寄回。梁思成托人捎口信，让费慰梅先寄到英国一个姓刘的学生那里，费慰梅照办了。可直到21年后，梁思成林徽因都也去世，费慰梅才知道，这位刘姓学生没有把包裹转交到梁思成手中。
对费慰梅来说，这原本没有任何责任，但她却作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把21年前寄丢的包裹重找回来。于是她开始寻找，先是让梁从诫四处打听这位刘姓学生无果后，她立马转向伦敦，给驻英大使写信，期间牵动了无数人。经过艰辛寻找，真的把21年前丢失的包裹找到，并交还到梁思成的遗孀林洙手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林徽因曾说：“我从没料到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
所以，人的一生，朋友不用太多，有一个林徽因，有一个费慰梅，足矣！
一身傲骨 满门忠烈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对于新中国首都的规划建设，还没有成熟的指导方向，大家意见也不统一。苏联专家主张拆除旧建筑，是“拆除派”，他们认为维护旧城墙不仅费用高，还会影响城市规划；而以林徽因夫妇为代表的学者则要求保留古建筑，是“保留派”，他们认为这些古建筑的价值无法估量。但那时候，国家的财力根本拿不出钱来维修和养护旧城墙。
林徽因当时肺病已经很严重，却仍抱病参加座谈会。为了以理服人，她和梁思成提前对所有古城墙做了合理规划，建议将古城墙改造成公园，还熬夜画了一张漂亮的示意图。
但无论林徽因梁思成如何解释，当时分管的副市长吴晗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最终双方大吵起来，不欢而散。林徽因临走时仍心有不甘，对吴晗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是要后悔的，到时候就算恢复起来，也只能算是假古董。” 而在吴晗眼中，林徽因就是一根筋，思想因循守旧。
病重的林徽因还在绝望中一遍遍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啊？”
永定门城楼终究还是被拆除了，梁思成无能为力，自言自语：“还好徽因没看见。”他痛心不已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还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果然被夫妇二人一语成谶。2004年，“假古董”永定门城楼重修竣工，但总觉得缺少那一份历史底蕴和沧桑。
在另一个场合，吴晗无意说了一句林徽因出身低微。这句话很快传到林徽因耳朵里，病榻上的她气得挣扎着起身去找吴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我林氏满门忠烈，你又算什么东西？”吴晗无言以对。
“林家满门忠烈”，并非林徽因随口而说。翻开历史，林徽因的家族堪称半部中国近代史。如今，在美国纽约寸土寸金的地方，矗立着一座中国人的雕塑，那是林氏同族先辈、清朝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
黄花岗72烈士中，有三位是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林尹民、林文，他们牺牲时都只有20多岁。父亲林长民是“五四”运动的吹哨人，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他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发表在《晨报》上：“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 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多地开展了拒签和约的斗争，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44 年清明，林徽因病中伏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哭三弟恒》。这是她最长的诗，七百余字，字字血泪，为在空战中牺牲的弟弟林恒而作：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1935年，19岁的林恒考入清华机械系，借住在大姐家中。这个面容清瘦的少年与林徽因虽为同父异母，却亲如母子。三年后，抗战爆发，林恒毅然放弃学业，重新报考中央航空学校。
那时的航空界流传着一个残酷的定律：中国飞行员的平均寿命只有半年。在战机肆虐的天空，每一次起飞都是生死赌约。1941年3月14日，成都上空阴云密布，少尉飞行员林恒驾驶战机，同31架战友，一同迎击54架日军战机。在决战面前，这个年轻人无所畏惧，直到把生命定格在成都双流上空的苍穹之上。
听到消息后，梁思成辗转赶赴成都，在烧焦的残骸里寻到一块飞机碎片带回李庄。当时林徽因病情严重，正在发高烧，他没有告诉她，直到三年后才说出这件事。此后多年，这块带着灼痕的金属始终悬挂在她的床头，成为对弟弟最后的纪念。林恒的牺牲，也是林徽因一生的心结。
有说林徽因有9个空军弟弟战死，是这样的：杭州笕桥古镇的民国中央航空学校，被誉为“空军黄埔”。193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前往昆明途中，遇到正往昆明撤退的笕桥航校8名年轻学员。当时林徽因发高烧，小伙子们忙前忙后，无微不至照顾病中的她。相识后，林徽因梁思成便把这8个小伙子认作弟弟。
当时上前线作战，尤其是空军，一旦上天基本九死一生。出发前按规定，每人都要填写家庭住址和联系人，这8个年轻人都填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结果几年内，他们陆续收到了这8个弟弟的阵亡通知书。后来，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日，林徽因梁思成都要带领全家起立默哀3分钟，悼念逝去的亲人与所有抗战烈士。
整个抗战期间，像林恒这样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共有3000余人。他们中90%出身名门望族、归国华侨或书香门第，大多就读于清华、南开、燕京等名校，平均牺牲年龄不到23岁。中央航校16期1700名毕业生中，只有2人活到战争结束。这些本该在校园、实验室、课堂绽放光芒的少年，选择用青春和生命在云端报效祖国。林徽因的这首诗，道尽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气节与悲壮。
抗战爆发后不久，有美国高校邀请林徽因去任教。在炮火肆虐的年代，这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但她一口拒绝。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写道：“若文明的火种需要以血肉之躯去守护，我愿做那捧心之人。”
儿子梁从诫问她：“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林徽因笑了笑：“中国的读书人总有最后一条路，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当时，同为社会名流，个别精英为了睡个好觉，不惜动用军车从昆明运送床垫到重庆；而林徽因却在用双脚寻找和衔接中华文明的断层。在民族大义面前，有的人将学识和关系兑换成特权阶层的通行证，有的人却把民族气节和智慧变成了抵御文化侵略和殖民的盾牌。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满门忠烈的一代才女！
自在人生 岁月评说
一个过于完美和幸运的人，或许连上苍都会嫉妒，用生活的磨难来考验他。林徽因便是如此，她的半生都在病痛中度过。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带着一生的传奇和诸多未了的心愿，在北京同仁医院闭上了双眼，享年51岁。她的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钱伟长、金岳霖等13人组成。她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由梁思成设计，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墓碑下方一块刻着秀丽花圈的汉白玉，原是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样品，人们把它献给了它的创作者。
在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前夕，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她补发了建筑学学位证书。外孙女代表家族接收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林徽因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的造诣得到大众认可，被列入《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
林徽因的一生有毁有誉。费慰梅称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吴良镛说她是 “了不起的中华第一女建筑师”；萧乾称她在建筑学方面 “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有人说，在民国才女中，林徽因更全面，人生际遇也更幸运。她有出众的才，有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像写好的剧本，幸福浪漫，她几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色彩。
林徽因内心强大，一生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感受，从不被世俗左右。尤其面对流言蜚语，从徐志摩、金岳霖到“太太客厅”，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如何攻击，任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这更烘托出她的学识、教养、格局，以及身上那股高贵气质。
最后以一首《致林徽因》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你是康桥河畔一缕柔风，
惬意了懵懂的青春。
你是昆明土屋闪烁的油灯，
冲淡了炮火的硝烟。
你是李庄案头散发的墨香，
弥漫在汉白玉的基座上。
你是站在塔顶对话远古的信使，
衔接了千年文明的断层。
你是眷恋凡尘的天使，
你是人间四月天！
2025.07 于四川攀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