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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姬昌谥号为“文”？为什么姬发谥号为“武”？古代为有地位的人死后制定谥号的法则就是谥法。古往今来，研究历代谥法的著作有很多，其中第一部系统研究历代谥法的鸿篇巨制就是明人王圻所著的《谥法通考》，以十八卷的篇幅系统梳理了自远古至明代的谥法，涵盖帝后、宗室、诸臣乃至异端、宦寺、夷狄等群体，展现其非凡的学术广度与深度。“王圻全集”已推出了《谥法通考》点校本，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更便捷的路径。下文摘自叶舟的新著《梅源记贤：王圻传》，深度挖掘了这部谥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体评述了王圻在文献学与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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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稗史汇编》是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副产品，但其实严格来说，王圻所编的著作中真正称得上是《续文献通考》副产品的应该是《谥法通考》。《王侍御类稿》中所附王圻的《墓志》《行状》及《行实》诸文均未提及是书。现《谥法通考》共十八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万历刻本。原书题“云间王圻编辑，巴郡赵可怀校正，平湖孙成泰、郢中朱一龙、龙江王应麟、西陵吴化参阅”。前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初夏赵可怀序，可知是书约刻于此时。根据王圻所撰《凡例》及赵氏之《序》可知，是书乃从《续文献通考》未定本中抽取“谥法考”一考，仍原书之例而增明代部分单独刊行。
古代有地位的人死后，一般要依据他的生平业绩盖棺定论，给予一个称号。如汉刘彻为孝武皇帝，宋司马光为文正公，明清文臣更以谥“文”，尤其是“文正”为人生最高荣耀。这个称号，就叫谥号。关于给谥的规定，叫谥法。谥法是古代礼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礼记·檀弓》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古人说谥法是周公所创，《周书序》称：“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谥”是为彰显周公、太公功德而作，《逸周书·谥法解》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近代以来，众多学者根据考古等资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汪受宽先生和彭裕商先生等就认为，谥法的形成可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商文丁以前，为谥法的先期阶段，商人以死后选定的祭日和人为的区别字来称呼故去的先王，即我们通常知道的如太甲等，此时已经具备了谥法的一些特征。第二阶段从文丁到商末帝辛，是谥法的形成阶段，已用文、武、康等美称来称呼故去的先王，但仍保留祭日天支，其形式与后代谥法稍异。第三阶段为周文王、武王之后，周人因袭晚商称呼先王的美称，但不取其祭日干支，径称为某王某公，其形式已与后代谥法无别。周人谥名最初承袭商代，只有文、武，往后逐渐增多，甚至开始寓褒贬，于是进入了谥法的成熟阶段。这一结论是通过对甲骨、金文资料与传世文献综合分析得出的，非常有说服力，也为目前学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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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图会·周王世系之图》
（中国台湾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周初所制的谥法制度被秦始皇指为“子议父，臣议君”而遭到废止，到汉初才得以恢复。以后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贵族大臣死后定谥，由朝廷赐予。明清定谥属礼部。此外还有私谥，始于东汉，大多是士大夫死后由亲族、门生、故史为之立谥，故称“私”谥。谥号按性质可分三类：一类属于褒扬性的，如“经天纬地曰文，布纲治纪曰平，布义行刚曰景，威强睿德曰武，柔质慈民曰惠，圣闻周达曰昭，圣善闻周曰宣，行义悦民曰元，安民立政曰成，照临四方曰明，辟土服远曰桓，聪明睿知曰献．温柔好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另一类属于贬抑性的，如“乱而不损曰灵，杀戮无辜曰厉，好内远礼曰炀”。还有一类属于哀悯性的，如“恭仁短折曰哀，慈仁短折曰怀，在国遭忧曰愍”。
现存最早的谥法著作是《逸周书·谥法解》。《逸周书》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在汉时有七十一篇，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并给每篇名后加一“解”字。如“世俘”称“世俘解”，“谥法”称“谥法解”。今本连序篇实得五十九篇，其他则有目无文，而且仅存的这五十九篇中，文字讹缺甚多。关于“谥法解”的撰成时代，汪受宽先生推断作者为楚人，或者该书成于众手，而由一位楚国人最后修订完成，时间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21年间。“谥法解”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有删增，现存篇前有小序，而主体部分是所列的一百多个谥字及其训解。篇末还有一个百数十字的释训，是对篇内字义的解释。“谥法解”深受历代礼官重视，往往成为议谥的依据。
汉代以降，历代都非常重视谥法，也产生了不少有关谥法制度的文献，据汪受宽先生统计，应不下百种。在王圻《谥法通考》之前，最重要的是北宋苏洵的《谥法》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南宋郑樵《通志》中的“谥略”。如前文所及，有学者指出，《续文献通考》和《通志》之间有继承关系，其中氏族、六书、谥法三考直接从《通志》继承而来，《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四“谥法考·历代谥法释义·郑夹漈谥法并杂论”与《通志》中的“谥法略第一·谥中·谥法三篇”几乎相同，只有个别稍异。由此可见其中的学术嬗递继承过程。
谥法研究至明代而臻于高潮，诞生了如王世贞《谥法通纪》《弇山堂别集·谥法考》，鲍应鳌《明臣谥汇考》，朱睦㮮《谥苑》，何三省《帝后尊谥纪略》等一大批专门性著述，而尤以王圻的《谥法通考》及《续文献通考·谥法考》水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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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通考·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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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通考·释义》
（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王圻的《谥法通考》堪称是目前传世的第一部涉及历代谥法的专著，全书共十八卷。卷一为“总纪”“释义”。“总纪”收录自《周礼》至明人历代关于谥法的论说，“释义”则列出《周公谥法》释义、蔡邕《独断》帝谥、苏洵《谥法》释义等历代谥义解释的权威著作。此后十五卷按朝代顺序，备载从远古至明万历间历代帝后、宗室、公主、诸臣谥号，分别注明其姓名、官职、籍贯、得谥方式或时间，若有异说，亦并录以存疑。最末两卷，分录先圣先贤先儒谥、隐逸谥、历代私谥、妇人私谥、皇明私谥、历代妇人谥、皇明妇人谥、历代追谥、宦者谥、释家谥、道家谥、夷狄谥、皇明赐夷狄谥。所以即使是苛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该书：“自君后妃主、王公卿相，以逮百官，至于圣贤隐逸，旁及异端、宦寺、篡逆之党，凡有谥者，皆备书以资考证。”
正如刘乃和先生在为汪受宽先生《谥法研究》作序时所说：“谥号是生者给予死者评价的特殊称号，既反映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及社会对他的看法，又反映生者的衡量善恶标准；既是死者的盖棺之论，又是政治舆论的时代导向，而有关历史人物的毁誉荣辱，有关社会的发展变化。”正因为谥法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伦理导向作用，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强调“正名”，认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要严守名分，“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谥法是寓褒贬、正名分的重要手段之一，孟子就强调谥法严褒贬、著善恶的作用，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此后，谥法一直是儒家彰善贬恶的重要工具。
多数传统中国人的终级目标是青史留名，最大企盼是社会的公平、公正，但社会上对公平、公正的期待往往只能借助于历史的裁判，而史家就是这种裁判权的执行者，“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成为人们对史家的最大期望。孔子作《春秋》，在记事中褒贬善恶，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居心正直，不以权势富贵为转移，力倡无私公平，为天下主持公正道义，是历史学家被天然赋予的职责和义务。谥法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赵可怀才会在《序》中说，自古以来，最无私公正的就是“法”与“史”，而谥法则兼具“法”与“史”的功能。
前面已经提到，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时与马端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认为马端临所言“文献”只顾及典籍，忽略了贤人事迹，所以他要将那些“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儒家文化的忠实践履者和代表者的卓异事迹全部载入，来充分传播和发扬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如果王圻真的像周中孚所言一稿二用，就不会只刊行一部《谥法通考》了。《谥法通考》历时十余年不断被修订，并专门抽出刊行，正可看出王圻的苦心，也是他“文献”观一脉相承的贯彻落实。另外谥法的功能既然是“彰善贬恶”，历朝也既有“美谥”也有“恶谥”，但是后世如赵可怀所言，先是“天子无恶谥，独人臣有之，后则人臣亦无恶谥矣”，这样就只有“彰善”没有“贬恶”，所以王圻在《凡例》中才会确定将“异端、宦寺、夷狄、篡逆之党，有谥亦书”，这是借研究谥法来砥砺名节、劝善惩恶、维持世教人心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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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圻全集”《谥法通考》点校本
总体而言，《谥法通考》是整个明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中公认最权威的谥法研究成果，明代朱睦㮮曾著《谥苑》二卷，自云系增辑纠补王圻《续文献通考》之缺误，然公认疏略舛误颇多，有狗尾续貂之嫌，由此可见《谥法通考》之地位与价值之一斑。202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高纪春先生点校修订的《谥法通考》，相信借此机会，对于《谥法通考》及王圻的研究将再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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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圻全集”
谥法通考
新刊礼记裒言
续定周礼全经集注
续文献通考
东吴水利考
重修两浙鹾志
万历青浦县志
稗史汇编
三才图会
王侍御类稿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