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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哈尔滨》中所有哈尔滨的故事，都是来自真实的经历。
“夜幕”小说基本取材于真人真事，哈一中老师、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员王一民的原型就是在哈尔滨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李维民。
李维民，吉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鞍山市副市长、市长。这样一位革命前辈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维民口述陈屿整理的《地下烽火》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母本。
1960年起，陈屿为在哈尔滨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鞍山市市长李维民同志整理回忆录《地下烽火》。“夜幕”故事素材基本脱胎于《地下烽火》创作而成，王一民就是李维民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时的化身。《地下烽火》完稿于“文革”前的1962年，首次出版于1982年，而李维民病逝于1976年3月25日，始终没有见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
李维民，时任中共吉林支部书记。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李维民被迫化装成铁路工人北上哈尔滨。他得到工大学生的帮助，同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老罗接上关系，省委分配他做秘密印刷发行工作。组织上把原在吉林女师读书的秦淑云调来，和他在道里商铺街21号，以补课升学为掩护，进行秘密工作。后来他们又搬到道里端街，对外以“夫妻”相称，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来，秦淑云因患疾病无钱治疗而牺牲。
李维民曾任鞍山市市长。在十年动乱中，对党忠心耿耿的李维民遭到了迫害，于1976年3月25日不幸逝世。
陈屿当年告诉记者，李汉超和石玉芳的原型是革命烈士李世超和石正芳，李世超由李维民介绍入党，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工人中组织地下斗争。1936年，李世超被捕牺牲，年仅32岁。
剧中哈尔滨的爱国名士、老官员卢运启就是以哈尔滨当时有民族气节的马道台和民族资本家武百祥若干事迹为原型综合而成虚构的一个人物。
陈屿在研究了冒死为抗联运送军火的日本反战志士伊田助男的史料后，创造了日本青年学者玉旨一郎的独特文学形象。他写的卢运启的独生子卢秋影——一个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污染了灵魂的纨绔子弟，其原型是陈屿在一中读书时的一个同学，这是旧时代颓废青年的一种类型。共青团员罗世诚，爱国知识分子柳絮影、塞上萧和爱国的工人、商贩以及汉奸特务等人物均有参照的真实生活原型。如1932年日军侵入哈尔滨时，一中有200多名师生在教师车鸿志烈士带领下到珠河（今尚志市）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学生大队。抗日战争时期，哈工大共有28名青年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员6名、共青团员2名），11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小说开头，在纪念碑上写“还我河山”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1933年5月1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出现了一条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型标语。策划人是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书记张进山，另两人是三十六棚铁路车辆总工厂工人柴好和电车工人杨兆顺，他们都秘密地从事反对日伪政权的革命活动。张进山亲自书写标语，柴好负责弄一辆马车和油漆刷子，杨兆顺配合。
4月30日午夜两点钟左右，火车站附近一片寂静，微弱的路灯下只有几个行人走过。这时，一辆马车从霁虹桥向车站急驶而来，车上坐着张进山、杨兆顺和赶马车的柴好。马车来到车站前右侧的小树林处停下来，张进山跳下车，杨兆顺掀开坐板取出油漆和刷子，柴好放哨，张进山和杨兆顺立即快步奔向纪念碑前台阶蹲好，张进山嘴里叼着刷子，一手提着油桶，蹬着杨兆顺的肩膀站了起来，两个人加起来有三米多高，张进山一边写，杨兆顺便往下蹲，不到5分钟就在碑上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个大字，然后迅速撤离。在马车上放哨的柴好焦急地等待着，当他见到张先生和小杨胜利完成任务回来时才放了心，他俩登车后，马车飞快消失在夜幕中。
5月1日清晨，“纪念碑”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个字非常耀眼，过路行人都过来观看，有的人小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心中无比兴奋。这使日伪当局十分恐慌，立即在车站实行戒严，还把纪念碑用白布围起来，费了很大劲儿才将标语铲掉。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取材于中共哈尔滨地下党人的抗日斗争生活，主人公“王一民”的形象是作家陈玙根据原鞍山市市长李维民在哈地下斗争经历而塑造的。
李维民原名李馥惠，曾用名王一民，1909年出生在吉林市一个贫民家庭。1926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并积极参加党的秘密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春，吉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寻找党组织，他来到了哈尔滨。李维民暂住在道里商务街（现上游街）中学同学张克勤家。几经周折，他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罗白先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他和罗白先在道里炮队街（现通江街）街口的江沿见面。
他们在江边谈了很久，李维民向罗白先详细汇报了吉林的情况，并请求为党工作。罗白先向他介绍了对敌斗争形势，分配他搞抗日宣传品的秘密发行工作。
1934年夏季的一天，发行站老王告诉李维民：“老罗已调走，新领导要求他次日下午两点在中央大街孔氏洋行附近见面。”老王还说：“接头人是我老婆，她母亲是俄国人，接头时她右手拿一块白手绢，联络暗语是’你见到老冯了吗’。”他还交给李维民一支蓝杆铅笔，让他接头时使用。
李维民提前来到中央大街孔氏洋行门前，坐在长椅上，不时向斜对面马迭尔楼上的大钟看。下午两点刚过，背后传来女人的咳嗽声，李维民回头望去，见不远处树荫下站着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漂亮的女人。李维民注视着女人的眼睛，期待着女人的微笑。谁料两人目光对视后，女人却把脸转向一边。李维民有点沉不住气了，一边摆弄着手里的蓝杆铅笔，一边起身走到女人身边。李维民按照老王交代的暗语，压低声音问她：“你见到老冯了吗？”谁料这句话激怒了女人，女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怒吼道：“什么老冯不老冯！你是什么意思？”
李维民急忙一边向那个女人道歉，一边乘坐路旁的一辆出租汽车离开中央大街。事后，老王告诉李维民，那天他老婆刚出门就被特务盯上了，等她甩掉特务再去接头时，已错过了接头的时间。
1934年秋天，上级决定新组建一个秘密印刷发行机关，由李维民负责，并要求他租一处清静的房子，再找一位“媳妇”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几天后，李维民租到了位于道里端街的一间俄式平房。该房独门独院，房东是位俄国妇女。上级对他“媳妇”的要求很苛刻，要可靠、有文化、机灵且年龄和李维民般配。李维民的“媳妇”叫秦淑云，20岁，是吉林女中学生，性格爽朗，相貌端庄。当时她正在长春，见到党组织的信，立即来到哈尔滨。
他们看过新房后，就去报户口。李维民是户主，化名张守仁，职业是家庭教师；秦淑云改名何淑贞，和李维民是夫妻关系。从那以后，他们在“家庭”的掩护下，开始了秘密工作。
秘密印刷都是在后半夜进行，用毯子遮掩窗户，打开炉门，准备好火柴，遇有不测，随时准备烧掉蜡纸和印成品。“小夫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却严守男女之间那道防线，两张单人床分开摆放。他们每晚工作结束后，会在两张床中间挂起一道布帘，然后各自上床休息。
他们这种反常的夫妻生活，不久竟被房东发现了，哈尔滨的冬天，居民要烧火墙取暖，家家烟囱都冒烟。可为节省经费，他们经常不点炉子，这样一来烟囱哪能冒烟？房东非要登门看个究竟。一天早晨，由于夜里工作太晚，他们还在熟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把他们惊醒，李维民慌忙打开房门。房东进屋发现两张分开的单人床，十分惊讶：“你们夫妻吵架了？为何分开睡？”李维民连忙解释说：“她身体不好，暂时分开睡。”李维民一番解释之后开始转移话题。从那以后，为避免房东找麻烦，他们每天早晨都点炉子，以消除房东的疑虑。
193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冯仲云敲开李维民的家门。冯仲云告诉他们，满洲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勃叛变了。小说中的叛徒刘勃就是这俩人为原型。原来满洲团省委的联络站设在道里一个大杂院里，满洲团省委的一名委员以学生身份租住一间俄式房子，大杂院里还住着一个日本奸细。院里有一个俄式厕所，顶盖有一个夹层，那名委员经常把秘密文件藏在夹层里。后来这个秘密被院里的更夫发现了，更夫将此事报告给那个奸细，那名委员就被捕了。当晚敌人在联络站里“蹲坑”，还封锁了整个大院。
第二天早晨，杨勃、刘明佛被捕，他们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屈膝叛变。我党打进伪警察厅的老赵冒着生命危险，偷看了刘、杨二人的口供，及时向中共满洲省委作了汇报。尽管中共满洲省委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还是有不少同志落入敌人魔掌。李维民的上级王鼎三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刘、杨叛变之后，本来已经接到立即转移的通知，为处理文件慢走了一步，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宁死不屈，直至牺牲。冯仲云让李维民在家装病，不要出门，免得被叛徒认出来。不久他被派往汤原游击队，此间秦淑云因病故去。
1936年李维民离开哈尔滨，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1年底返回吉林开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维民先后担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市长职务，他的革命经历在鞍山群众中广为流传。1959年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中，李维民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相关部门安排鞍山市文联作家陈玙执笔。李维民于1976年3月25日病逝，享年67岁。
陈玙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日伪统治期间曾在哈尔滨伪满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现哈一中）读书。此间，他目睹了中共地下党人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在帮助李维民整理书稿的三年间，陈玙被深深感染，完全沉浸在其中。书稿完成后，起名《地下烽火》，李维民看过书稿后十分满意。书稿因“文革”搁置十年，于1982年由春风出版社出版。
陈玙整理《地下烽火》过程中，结合他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于198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以李维民为原型，塑造出中共地下党人“王一民”的艺术形象，在哈尔滨日报首次独家连载。
1984年和2008年小说两次被拍成同名电视连续剧。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成长篇连续广播剧和评书。好几个出版社出版过手绘连环画和电视剧剧照连环画。上个世纪80年代，脍炙人口轰动一时。哈尔滨话剧院曾两度排演过同名话剧。
他是伪满洲国总理的儿子，曾阅尽豪门奢华腐朽。但他却追求自由进步，背叛家庭成为中共东北情报组织一员。
他利用特殊身份，向党组织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绝密情报。
他随溥仪和伪满高层，被苏联方面羁押在西伯利亚五年。
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日本和伪满战犯。
从豪门叛逆到情报英杰，从“走资派”到政协委员，张梦实的一生历尽甘苦，跌宕传奇。
回忆往事，像一首深沉的歌。
我们从《白山黑水画人生——张梦实回忆录》中，选摘部分与哈尔滨有关的内容，一起品读回忆那段危难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一天，赵管家慌慌张张地从沈阳回来告诉母亲说：“日本军队占领了奉天，市面上很乱。”
母亲对这一消息半信半疑，晚上问父亲：“听说日本军占了奉天，是真的吗？”
父亲点了点头，’占了，吉林也进去了。’
“怎么不打？哈尔滨会不会？” 
“南京蒋介石有令，不叫抵抗。”父亲沉吟了一下说：“看样子哈尔滨也保不住，今天上午日本领事馆的松本益雄告诉我，日本军进吉林一枪没有打。”
关东军选定组建的第一任内阁。右起：伪司法部总长冯涵清、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伪财政部次长孙其昌、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民政部总长臧式毅、伪外交部总长谢介石、伪实业部总长孙燕卿
松本益雄是个日本浪人，开始在中国东北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只是会说中文，而且是满口的东北土话。后来到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当秘书官，和当时的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到过我家，认识了我父亲。因为中国话说得好，于是和我父亲混得很熟，后来当我父亲做了伪满洲国总理时，他做了总理秘书官。
母亲听说日本人占领了奉天和吉林，有点慌了，问父亲：“怎么办呀？”
父亲拿起水烟抽了两口，说：“看看再说吧。”当时我记得他好像很沉重的样子。
那些日子我们家每天要来很多人，坐车的，骑马的，步行的；有东北将领，像李杜等人主张抗日保卫哈尔滨，他们想得到我父亲张景惠的支持；还有国民党官员，不想抵抗；也有日本人，其中来的最多的是松本益雄，他劝说我父亲接受日本军进驻哈尔；
另外还有我父亲自己的部下，像警备大队长于镜涛，是我父亲的干儿子，劝我父亲保存实力，避开日本人的风头，先把队伍拉出哈尔滨看看再说。
我们家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忙得副官们上楼下楼地跑个不停，打电话、叫汽车，招待客人，因为大部分人都要求单独见面，所以我父亲见客人的时间就不能重复交叉，还要根据客人的官职大小和关系远近来排顺序，另外还得给老爷子留出点儿休息时间。
当时我父亲久久拿不定主意，尤其是李杜、于镜涛都是老熟人，他们都劝我父亲不能引狼入室，而且他也知道同意日本人的提案，是不光彩的，弄不好还要落个千古罪名。
不久，在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军国主义分子同汉奸勾结并积极策划下，袁金凯在奉天，熙洽在吉林，张景惠在哈尔滨相继成立了“维持会”。从此我父亲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同年三月，在板垣、土肥原（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出现了被日本人养了多年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拉出来做了“满洲国”的皇帝。
利用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满洲领土包括当时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地区。郑孝胥、臧式毅、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等一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也都当上了“满洲国”的高官，
父亲张景惠，做了伪政府的参议府议长，后又做了军政部大臣。
1935年5月，关东军操纵伪满组成以张景惠（前右三）为首的内阁
我父亲自己先单身去了长春任职。随后我们家才从
哈尔滨
搬到了长春，长春也成了伪满的首都改名为“新京”了，1935 年我父亲张景惠继郑孝胥之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做了10年的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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