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东大街文化馆前广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石牌坊。
2010年，耀州区政府为振兴耀州悠久的文化，在文化馆前树起了一座“左氏御史坊牌坊”。2014年被陕西省公布为省文保单位“耀州左氏御史石牌坊”。
这座牌坊的前世今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一切还要从东大街毁于七十年代的两座明清石牌坊说起。
耀州老人都知道，东大街曾经有过两座御史石牌坊，都是明清耀州望族左氏家族为了光宗耀祖，彰显家族功名地位，经明朝崇祯皇帝颁旨恩准建造的家族功名“圣旨”牌坊。
现在在网上可以找到两张当年石牌坊的老照片。
左氏御史石牌坊群
左氏父子御史石牌坊（源自1997年耀县志）
两座牌坊位于当年东大街上，文化馆前东西两侧。四柱三门五楼的大牌坊是左史左佩玹父子御史牌坊（以下简称“大牌坊”），四柱三门三楼的小牌坊是左永图御史牌坊（以下简称“小牌坊”）。
从第一张石牌坊群照片可以看到道路左侧，两牌坊间街道边有宣传布告栏，那里就是文化馆。由于文化馆朝南，从照片显示，大牌坊在东，小牌坊在西，这与人们的记忆相左。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第二张照片。这是大牌坊全景照。照片右侧，透过牌坊门，可以看到高墙，墙上“保”、“国”二字，下面好几个布告栏，距离牌坊有两根通讯电杆约6-70米的距离，那里应该是县政府的大门。这是一张拍摄正常，符合視角的照片。街道两边，右侧是通讯电杆，左侧是电力电杆。再看第一张照片，街道两边，左侧是通讯电杆，右侧是电力电杆，正好相反。原来，石牌坊群照片显影时显反了，也可能是图片处理时水平翻转了。我们将照片再水平翻转回来，一切就合理了。
大牌坊位于文化馆西侧，左家巷口稍西，小牌坊位于文化馆东侧，东大街胜利巷解放巷十字口西。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它们的距离，连头带尾四根电力电杆，由此判断牌坊间距约在100-120米左右。这与胜利巷到永安北路（原北街）口的距离基本相当。
皇帝恩准树立的两座御史牌坊多在明季崇祯年间。两座牌坊的主人分别是左佩玹和左永图。他们为同时代人，出生于左氏望族，左佩玹年长于左永图，官位也远高于左永图。大慨已出五服，两人名字世系不同。
左氏家族在明初并非耀州顶尖望族。据明《耀州志》作者乔世宁（1503—1563）在《捐设书院膏火碑记》中写道：“唐宋元明迭升迭降，期间人物之之生，如：傅、梁、贾、柳、令狐、孙氏，及曹、赵、成、张、王、乔、左、宋、文、刘、辛、阴诸大姓，皆业著当时，声垂后世。”左家跟在乔家后面，处于中下游地位。
根据耀县志，明初及前，左氏在耀州没有任官职的记录，也没有入贡及以上的记录。可以合理推测，左氏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大移民的后裔。
入明八十年后，洪熙年，左姓出了第一位贡生左珩，又过了五十年，成化年间出了第二位贡生左登。进入弘治，左氏家族开始兴旺，弘治五年左琎的儿子左经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然后，左经的儿子左思忠、孙子左熙分别在嘉靖二年（1523）和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一门三进士。左思忠的弟弟左思敬、从弟左思恭、左思明(聪)分别在嘉靖四年（1525）、七年（1528）和二十八年（1549）考取举人。
十七世纪起，左经从子左思明（原名思聪）家族开始兴旺。左思明的儿子左史（1607贡生），孙子左佩玹、左佩琰、曾孙左重光分别在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崇祯六年（1633）和崇祯三年（1630）考取举人。左佩玹还取得左氏家族的最高官位——按察使（正三品）。
左氏家族还有不少名人，如左熙的弟弟左煦、儿子左佩瑾、左佩玹儿子左重耀，左永图及其儿子左士元等，耀州知名人物。
左氏家族重视得来不易的荣耀，充分应用官场规则，一是申报对祖辈的封赠秩，二是入祀乡贤祠，通过地方申报，经皇帝批准树立“圣旨”牌坊。
左佩玹的父亲左史，万历丁未（1607）成为贡生，壬子（1612）以贡生成光州训导，六年后（1618）升迁至扶沟县当了知县。直至去世。
左佩玹当官后，没忘父亲的恩德，每迁官一次，就为父亲申请赠秩一次。万历乙卯（1615）佩玹中举，任沙河县县令，即为亡父左史“赠文林郎直隶沙河县知县”；调邢台考选御史后，左史再“赠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左佩玹升户部郎中，司漕运后，左史三“赠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后左佩玹出守济南。盗起，左佩玹讨平有功，加升三级，加俸一级，约崇祯十五年（1642）转山东按察使。此时，崇祯皇帝末日即将来临，左佩玹再没机会给父亲加官进爵了。
在父亲获赠御史官职后，左佩玹立即通过地方官府，申请建立御史牌坊。获准后，于明崇祯五年（1632）树立了大牌坊——左史、左佩玹“御史坊”，民间俗称“父子御史坊”。
根据现牌坊推测，牌坊主楼下前后有“圣旨”牌匾，匾下精雕细刻多层花枋和字牌。最上，前后为“二龙戏珠”和“双凤朝阳”花枋，上字牌为“御史坊”，字枋下前后为“御史巡按”和“父子御史拜官”通间長花枋，下字板为“明赠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左史巡按直隶屯田马政监察御史左佩玹”，再下，前后透雕“二龙戏牡丹”、“双凤戏牡丹”花枋，前后“六狮滚绣球”和“胡人驭四狮”花枋。八座抱鼓石，除了次间四座“双狮戏绣球”、明间二座“三狮戏绣球”外，最具特色的是二座“胡人骑狮”，这在国内牌坊中罕见。（也可能是“金童骑狮”。陕北谚语，“金童骑狮，富贵登梯（第）”。）
牌坊由左佩玹出资树立，牌坊上没有其它牌坊上常见的上级、同僚和下级官员的敬贺。
当左佩玹树父子御史坊时，左永图还在以恩贡侯补，次年才出任蓬莱县令。一上任，就为亡父左熊“赠文林郎山东蓬莱县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由山东道监察御史升任广西巡按御史(正七品)。直至崇祯十五年（1638）被接替。在此期间，左永图已经获得树立“御史坊”的恩准“圣旨”，做了大量石牌坊设计和构件制作的准备工作。但一件天大的事改变了一切。
当时，明朝大厦将倾。左佩玹是明朝最后一任山东按察使，左永图是明朝最后第二任广西巡按御史。
崇祯十五年左永图卸任广西巡按回耀州。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陷西安。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正在山东的左佩玹和大儿子左重光，避地入关回到离西安180里的耀州。没想到，李自成以“檄各府举人赴西安候选”为名，将两位御史的儿子，左佩玹长子左重光、左永图独子左士元，从耀州抓到了西安，一是要捐钱，二是要他们做“大顺朝”的官，二人不从被杀。
左永图寡人一个，再无能力树牌坊了。据小牌坊字板记载，直到百年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才由左永图曾孙左翷将牌坊树成。据乾隆二十七年的《续耀州志》记载，三年后乾隆十六年（1751）左翷考上岁贡。
问题来了。据《续耀州志》记载，左永图之子左士元遇难时，其妻岳氏才嫁来四个月，已有遗孕。因舅姑（即公婆左永图夫妇）无他子，左士元死后，左氏仅此一线，岳氏继续怀胎，直到生下儿子左驂。
左永图孙子左驂应该生于顺治二年（1645）。如果左翷（按25岁考上岁贡推测，生于1726）是左驂的儿子，那么左驂81岁才生左翷。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左永图崇祯元年（1628）中恩贡也是二十来岁，由此推测他生于万历三十年前后，当他唯一的儿子1644年被害时，他已无子嗣。岳氏腹中还不知是男是女。左永图时年四十左右，正是壮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考虑家族的传承，他娶了小妾。继续开枝散叶。左翷是左永图妾之后的曾孙。八十年间，四十岁一代。
满人入关一百年后，满汉渐渐融合，清朝认同了明朝的正统，认可了明朝皇帝的圣旨，允许左翷恢复明朝御史“左永图”牌坊的树立。
当年崇祯皇帝几乎同时（仅差数年）恩准树立的两座“圣旨”牌坊，在御史大牌坊树立（1632）一百十六年后，御史小牌坊终于也树立（1748）了起来。
但是，在它们在223年后1971年，却又同时被拆了。
虽然这两座牌坊，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为了改善交通，扩建道路，还是被彻底的拆除了。就像天安门前的东西牌楼一样。
两座牌坊被拆了，但耀州的文化人士、文物保护部门及左氏族人，将牌坊主要构件运到药王山附近保存了起来。
又等了四十年，2010年耀州人将这些构件起出，利用老构件，又重新树起了现今的牌坊。新牌坊位于老牌坊群的中间北侧文化宫前。由于构件的缺失，只树了一座牌坊。
当年保留的是哪一座牌坊的构件呢？现在好像很难有人说得清。
一种观点是小牌坊，因为新树牌坊的字牌是左永图的官衔，如：2025年杨五贵的“耀州’父子御史坊’和’御史坊’”，文中“’御史坊’ 的主要构件被掩埋在药王山戏台西侧。”。一种观点是大牌坊。如：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21日的文章“罕见’父子御史’牌坊重现陕西耀州”。其中有“父子御史牌坊被拆，主要构件埋葬在药王山附近。”还有观点认为是两个牌坊。如耀州史志办在介绍不可移动文物·古建筑·左史父子御史坊牌坊时称：“2010年利用两牌楼残存构件组合重建。”而1997年《耀州志》的描述则是（文化宫）“大门前东西两侧街道旧有明清时’父子御史’石牌坊两座。已于’文革’中拆毁。其中一座构件存药王山。”
现在回忆是哪个牌坊的构件已不重要，新树的牌坊结构本身已经能说明问题。
从新牌坊石料颜色、结构特点和加工特征可以判断，新树牌坊的所有仿木斗栱、楼顶、鸱吻、明间两石柱都为新物件，两须弥座上部也可能为新物件（图案麒麟加工粗糙，明显用现代工具加工）。
新牌坊有以下特征：
一。新牌坊三门四柱五楼结构，与大牌坊相同，小牌坊为三门四柱三楼结构。
二。前后四对石抱鼓（夹柱石）为大牌坊所有，与老照片相同。而小牌坊照片上部分石抱鼓已经缺失。
三。明间四层花枋与大牌坊同，而小牌坊顶层花枋断裂，下面无花枋。
四。次间两楼结构与大牌坊同，与小牌坊单楼不同。
五。次间花枋层次与布局与大牌坊同，与小牌坊不同。
六。石柱须弥座与大牌坊相同，与小牌坊风格完全不同。
下图为三座牌坊对比图。
无论从总体结构，还是具体构件，都可以判断新牌坊主要构件来源于大牌坊，重建架构按照大牌坊。是“父子御史牌坊”的易地重建。
新牌坊被命名为“左史父子御史坊牌坊”，名正言顺。
在2011年重建后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官方，还是耀州老百姓，都是这样称呼的。如：前述的2011年中国新闻网报道、2013年铜川市人民政府公布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御史坊（左史父子御史坊牌坊）。
但是，由于在易地重建牌坊规划中，决策层的一点疏漏，竟造成了“左史父子御史坊”响当当名称的丢失。
牌坊共有两块四面字牌。
一块是“御史坊”字牌。据报道，无论是崇祯五年左佩玹立的，还是乾隆十三年左翷立的，当年字牌全已损坏丢失。重建时，文物部门重做新字牌，由左氏后人，耀州书法家区书协主席左玉民题写“御史坊”。
第二块旌表字牌是关键，重建父子御史新牌坊的字牌，旌表的不是父子御史的“明赠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左史 巡按直隶屯田马政监察御史左佩玹”，而是“明山东道监察御史广西巡按兼管湖南左永图”——小牌坊的主人。该字牌制作粗劣，字牌两面文字不同，另一面刻成“明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兼管湖南左永图建”，这二十个字，竟有四个字颠倒了！
这块字牌也绝不是左永图任御史时制作的构件，因为崇祯年间他任御史的四年多时间内（1638-1642）还没有湖南建置，史料中也没有左永图任湖广巡按的记载，可能只临时巡按湖广，夸大些是“兼管湖广”。湖南省是改朝换代后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才正式析置的。乾隆十三年（1748）左永图曾孙左翷刻字牌时，已经没了明朝的“湖广”，只能刻上清朝的“湖南”了。
不知当年的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
由于这块字牌，2014年申报省级文保单位“御史坊（左史父子御史坊牌坊）”时，被退了回来，因为易地重建的父子御史坊，字牌旌表的是“左永图”御史，不是“左史左佩玹父子”御史。
无奈之下，省级文保单位牌坊的名称只能退而求之“耀州左氏御史石牌坊”。
就像一个人老人“张三”身份证丢了，有人给了他一张“李四”的身份证。认识老人的人知道他是“张三”，公安却根据身份证认定他是“李四”。张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变成李四，尽管他骨子里还是张三。但还得以李四的名义活下去！
左永图这位七品芝麻官，稀里糊涂成了三品大员牌坊的主人。
耀州也失去了全国唯一的“父子御史古牌坊”的宝贵财富。为耀州人可惜了。
为什么牌坊不放置旌表左史左佩玹的字牌，而要放置旌表左永图字牌？
未见到相关报导。大致设想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决策层没考虑太多，在两座牌坊的旌表字牌中，随便选了一块保存较好的字牌安装上去；第二种可能是“左史左佩玹父子”字牌损坏或丢失，为了省钱，赶进度，没考虑太多，将“左永图”字牌安装上去；第三种可能，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左史左佩玹家族后裔目前已经式微，左永图家族后裔影响着牌坊的移建工作。
最可悲的还在于“耀州左氏御史石牌坊”文保碑碑阴，官方对文保单位的介绍。
“御史坊为四柱三间五楼式石雕牌坊。明山东道監察御史，广西巡按兼管湖南左永图奉旨所建。明末左永图受朝廷旌表奉旨建坊，构件雕刻完成而逢战乱未安装，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其曾孙左翷安装竣工。”
这种无视历史，无视牌坊总体结构和构件来源，纯粹胡编的介绍，竟出现在素来严肃的文保部门官方文件中，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亵渎，是对耀州百姓的欺骗和侮辱。
目前的耀州人还认可易地重建牌坊为“父子御史牌坊”，特别是文化界，等到一代人老去，人们只知道这是“左永图御史”牌坊，即使听说过“父子御史牌坊”，也认为左永图是“父子御史牌坊”的主人，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前网络上看到的网文，均是如此描述，实在可悲！
为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建议官方对文保单位的介绍修改为：
“御史坊为四柱三间五楼式石雕牌坊。明御史左佩玹奉旨于崇祯五年（1632）所建，旌表’明赠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左史 巡按直隶屯田马政监察御史左佩玹’。俗称’左史父子御史坊牌坊’。
因旌表字牌原件在移建中损毁，旌表字牌借用崇祯年同期奉旨建造，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左永图曾孙左翷刻制的’明山东道監察御史广西巡按兼管湖南左永图’的旌表字牌。”
当然，如果耀州人有魄力的话，不妨恢复旌表左史左佩玹御史字牌，修旧如旧，恢复父子御史坊牌坊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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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资料来源于网络。
主要资料：
明乔世宁 嘉靖三十六年《耀州志》
清汪灏 乾隆二十七年《续耀州志》
1997年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耀县志》
清《山东通志》
清《广西通志》
清《湖广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