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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杨振宁教授在研讨会上听取年轻学生的提问

1923年秋，我还不到一足岁的时候，父亲到美国去读书。以后五年的时间，母亲和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当时杨家经济情形很差，加上那时候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就抛弃了他们原有的旧式妻子。母亲当然非常害怕父亲也会这样做，所以曾与附近的一间教堂中“吃教”的某姐谈过，说如果父亲抛弃我们母子，她就带我也去教堂“吃教”。这是她晚年亲口告诉我的。

在那五年间母亲和我确是“相依为命”（图1）。她后来多次告诉我，我两三岁的时候，每晚要她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尤其喜欢《王祥卧冰》，“百听不厌”。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一年多的时间，我认识了三千多个字。

1929年到1937年间我们住在清华园。清华园中父亲的同事的夫人们多半是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这对母亲产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父亲的态度很好，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母亲的问题。1933年夏天以前，我还是小学生，可是已经能感受到母亲所承受的压力。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她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一两年以后，母亲在清华园中已经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

图1 1927年前后摄于合肥

抗战期间母亲又承受了另外一种压力：父亲的收入不够用，而物价却飞涨。四十多年以后，我在一英文书中曾这样描写那七年：

为了一家七口的生活，母亲——一个意志坚强、自奉严谨的女人，操劳终日，年复一年。全家度过了艰苦的战时岁月，人人瘦削，但都健康。

1945年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一生第一次离开母亲远去美国，以后十五年我们都没有见面。1960年夏，我写信请父亲、母亲到瑞士跟我、杜致礼及我们的二儿子光宇（那时一岁半）团聚。父亲欣然答应，可是母亲却迟迟未能决定。她心中有一个疙瘩：她的“解放脚”。她小时候曾缠过足，后来虽然“解放”了，可是脚已变了形。下意识地她觉得她的脚似乎代表了中国一切的落后与丑陋。考虑了好多天，最后想看见她的大儿子和孙子的欲望终于克服了此心理作用，她陪父亲去了瑞士几个星期。（她到瑞士以后，发现瑞士人看见她这位中国老太太都客气地说“Bonjour，Madam”，心中的疙瘩很快就消失了。）

图2 1983年摄于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宿舍十一苑

1982年与1983年春节前后我接母亲到香港小住。图2是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十一苑门口照的。她十分喜欢香港冬天的气候，也十分欣赏中文大学的优美环境。一天清晨我自室内远眺吐露港的海景，写了一首诗：

马鞍山衬朝阳辉，吐露静寂渔舟归。

槛外南国冬日暖，槛内花草沐春晖。

1984年母亲已达八十八岁的高龄。我们兄弟姐妹商量许久，决定请她到美国探亲游览。她欣然答应。在美国的四个月，她去了西岸及东岸，一切都十分顺利美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图3是在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里面摄的，背景是1954年及1956年我写我一生最重要的两篇论文（BNL-1938与BNL-2819）时所用的办公室。

图3 1984年春摄于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1985年母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癌症，我把她接到香港居住，以方便照顾。每个月她要去养和医院打一次针。头两年病情控制得很好。最后于1987年9月12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图4是1987年春节在香港仔照的一张照片。五年以后，1992年6月9日南开大学为庆祝我七十岁生日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会上我做了一个演讲，用了这张照片做幻灯片。介绍这张幻灯片时我说：“这是母亲和我最后一次过春节……”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熊秉明当时在座。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描写当时的情景。

图4 1987年旧历新年摄于香港仔

母亲出生于1896年的旧中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念过一两年私塾。小时候她只有小名，和父亲结婚以后才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罗孟华。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多种动乱，以镇静的、坚定不移的做人态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她是杨家的精神支柱，受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和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敬。

后记（杨振宁）

三联书店为出版《曙光集》的简体字版，于2008年1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首发式。周光召在简短的发言中，提到书中既有一文《父亲和我》，似乎也应有一文《母亲和我》。

多年来我曾在多处谈到与写到我的母亲。因为我写作速度极慢，今天我不再尝试那样展开写一篇《母亲和我》了，只写下几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