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的璀璨星空中，杨万里（1127—1206）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一颗。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县同水乡新嘉里人（今江西吉水县湴塘村），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图1）。作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开创“诚斋体”独步诗坛，以“活”法作诗，语言通俗活泼，意境新奇，充满生活情趣和自然生机，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同时期的陆游赞他“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现代学者钱钟书也高度评价其诗：“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图1 《杨氏忠节总谱》中的杨万里画像 江西吉水县湴塘村藏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一代诗宗”亦喜爱书画艺术，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却长期被其诗名所遮蔽。杨万里在一首诗中写道：“只以诗传字不传，却羡别人云落纸”（《跋丘宗卿侍郎见赠使北诗一轴》），反映了他对书法的热爱。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在《癸辛杂识》中称其“书有晋人风致”，明代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评其“工笔札”。这些评价表明，杨万里的书法在历史上已为人所关注，并因具有晋人书韵受赞赏。
杨万里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实践。从他存世的诗文、题跋等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他书学思想的表达。其存世书迹稀少，可信者仅见4件，却能展现出他在书法创作上的多家师承和不凡造诣。在现存宋代书法史著述中，对杨万里书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关注远远不够，这种“诗名遮蔽书名”的现象，导致我们对杨万里书法艺术成就的认知存在严重缺失。
杨万里的书学思想与审美观念
南宋偏安一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诗词、书法、绘画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对杨万里的书学思想形成和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继承北宋“尚意”书风，受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大家的影响深远，整体上看，仍然是苏、黄、米三家书并趋风流的局面。
杨万里的书法虽未超出时代书风的影响，但他始终树立尊崇魏晋帖学道统观念，有意识地进行融合，形成了清雅隽秀的个人书法面貌，为宋代文人书法增添了新的色彩。从他的书学思想与书法实践中，能够清晰看到他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书家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艺术中，诗、书、画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化成文人的综合艺术修养与文化内涵。杨万里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歌创作的理念必然影响着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
尊崇帖学的道统观念
宋初以来，大量官、私刻帖涌现，书法面貌影响深远。与杨万里相交甚密的词人姜夔言：“法帖自贞观，褚遂良所校馆本《十七帖》是也。”宋太宗时主持镌刻了《淳化阁帖》，成为刻帖之祖。上溯帖学的源头无疑是魏晋的“钟、王”，到唐代的“虞、欧、褚、薛”“颠张醉素”，再到北宋的“苏、黄、米、蔡”形成的“钟、王”谱系，是帖学的一条主线。
南宋初期，宋高宗赵构崇帖抑碑，倡导“学书必以钟、王为法”的复古观念，其书法初学“黄、米”，后精研“二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对当时的书法影响很大。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宰执奏江东提刑洪兴祖欲进三石碑事，高宗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学书惟视笔法精神。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近已写《尚书》终篇，不惟字进，而经亦熟。”可见，宋高宗学书是遵循传统帖学之路。
据书法学者蔡显良统计，杨万里的论书诗有16首，其中并未论及金、石、碑等碑学内容。另据笔者统计，杨万里诗、跋中提到的前朝书法名家有钟繇、王羲之，如《跋罗春伯所藏高氏乐毅论》《跋陈简斋奏草》《跋兰亭帖》《跋袁起岩所藏兰亭帖》4种；提到的含“宋四家”在内的书法前贤作品有林逋2首、欧阳修7首、王安石2首、苏东坡6首、黄庭坚12首、米芾2首、蔡襄2首；本朝善书者有赵构4首、胡铨2首、张栻2首、罗天文1首、王安中1首、苏庠1首、悟空道人1首等。其中，由于对黄庭坚一以贯之的仰慕，杨万里有12首题跋与黄庭坚有关。如《跋马公弼省干出示山谷草圣浣花醉图歌》《题眉山程所藏山谷写杜氏帖》等。
通过杨万里诗、跋中的内容及涉及的书家来看，他有着强烈的尊崇帖学的道统观念。如他在《跋罗春伯所藏高氏乐毅论》中写道：“右军乐毅论，大令洛神赋。王家小楷天取将，只余惊鸾尚双翥。”在《跋袁起岩所藏兰亭帖》中写道：“南湖千载有斯人，拈出兰亭花草青。”《赠倪正甫令子阿麟》中有“钟王妙法老始成，阿麟今才十二龄”。《跋丘宗卿侍郎见赠使北诗一轴》中有“君不见晋人王右军，龙跳虎卧笔有神”。
这些诗句中提到的魏晋名家钟繇、王羲之，以及北宋黄庭坚等名家，无疑都是杨万里学书师法的对象，也是他心里认可的好书法的标准。其中“王家小楷天取将”“笔法仍抽逸少关”等诗句的表达展现出极力强调王羲之书法的神性，强调其超越人工的浑然天成。他将王羲之笔法奉为书法技法的终极标准并顶礼膜拜，这与宋人“尚意”书风形成微妙对话。这种融“晋韵”和“尚意”的时代书风一结合，便形成了杨万里“复古中求变”的书学思想。
以“雅、健、活、神”为标准的书法审美
杨万里在诗歌上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诚斋体”。其诗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影响了他在诗歌创作时对意境、情感表达的追求，同时也影响到他在书法艺术中对秀雅、劲健、通活、神韵的理解。他将诗词创作中的“活法”理念引入对书学的观照，追求书法创作的自然流露和心手相忘的境界。其诗歌主张“万象毕来，生我肺腑”“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这种诗学观表现在书法中便转化为追求“无法之法”“心手相忘”的创作状态，强调书法应如诗歌般自然流露，反对刻意雕琢。这种“诗书一体”的思维方式，使杨万里的书学突破技法层面，上升为更深层意义上的表达。
在南宋世俗化的浪潮中，杨万里书法审美呈现出以“雅、健、活、神”为书法核心标准的多重维度。其在《跋御书诚斋二大字》中道：“视诸斋字画，雅健相若，而精神飞动，似觉更胜。恭惟皇帝陛下，心画超诣，云章昭回。龙跳虎跃，鸾飘凤泊。”从此跋中可以看出，杨万里“雅、健、活、神”的书法审美标准是层层深入的关系——“雅”是由线条和结构产生的形式美；“健”是由形式美承载的个体精神；“活”是师法自然，活泼多样的表现手法；“神”则是在书法中呈现出超越技法的生命境界。“雅健相若”是书法审美中表里关系的统一。
如《跋尚提干所藏王初寮帖》中云：“览初寮帖卷首，爱其字画秀美，然其神气风骨，竟莫名其胄出也。”只有字画秀美，才能一扫“俗浊无生气”的萎靡之风，呈现出神气风骨。《跋袁起岩所藏后湖帖》中赞《后湖帖》“银钩四纸墨尚鲜，妙处难与俗人言”。《跋张伯子所藏兄安国五帖》中称张孝祥书法“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均直指脱离俗浊的“雅健”，才能直抵书法的灵魂“神韵”。杨万里认为，书法要达到“雅、健、活、神”的核心标准，犹如文章的好坏是由文气决定的。他在《问古今文章》说：“是故文章不关于所学，而关于所养。人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养其文气；君子欲自为一家之文，必先涵养其文气。切譬天地之于万物，风以嘘之，日以烜之，雨之所润，露之所滋，生育长养，各极其至，然后万物林林以生矣。”也就是说，文章的好坏主要由文气决定，气不同，文章之味就不同，所形成的风格就大不相同。因此，书法要达到高维度的审美标准，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养浩然气、扩展视野、锤炼心胸，“正辅有孙文百炼，笔倒三江胸万卷”。
南宋市场经济发达，这种“雅、健、活、神”的书法审美标准呈现了士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文化坚守，为书法注入文化品格，抵制书法庸俗化倾向，彰显了时代文人精神。与朱熹“书如其人”的理学观形成呼应。
书法实践：清雅隽秀的文人书风
杨万里出生于湴塘村一个贫寒家庭，家无田，靠父亲杨芾授徒养家。杨万里自幼聪颖好学，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5岁启蒙，7岁学经，10岁从父宦学四方，踏上了求知之路。父亲饱读诗书，精于易学和书画，时人赞其“书画清壮”。虽家境不富裕，却藏书颇丰。“公岁入束脩之赀，以钱计者才二万，橐鬻太榖，忍饥寒以市书，积十年得数千卷。谓其子’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盍懋之！’”这为杨万里的学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源泉。
杨万里学书和其启蒙的时间大致相同，早年随父亲杨芾习书，后随父宦学四方之后，结识王庭珪、刘安世、刘廷直、刘才卲、张浚、胡铨等名师，及周必大、张栻、虞允文、陆游、范成大、朱熹等名士。其中不乏善书名士——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被明末清初学者沈曾植称为“南宋书法四家”。随着交游圈的不断扩展，书法作为其与友人文学交流、学术探讨、情感沟通的载体，自然会愈发重视和不断提高。
作为南宋著名诗人、理学家、易学家，杨万里的毕生精力都集中于作诗、理学与易学研究，仅治学之余临习书法，但因多年过目宫廷及师友所藏名家法帖，书法自有所得。他曾在《跋米元章登岘大字帖》中自言：“某学书最晚，虽遍参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见米礼部登岘大字，乃知李密未见秦王耳。”此后不少鉴藏家评价他“工书”“工笔札”，是对其书法成绩的肯定。
杨万里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书迹，如南宋曾宏父辑刻《凤墅帖》中曾收录杨万里多件题跋书迹，今已无存。据近现代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容庚在《丛帖目》中对《凤墅帖》目录的记录，在“前帖卷第十六”《张元幹贺新郎词》《王庭珪送邦衡编修之新州诗二首》后均有杨万里书跋。此外，在历代书画著录中也散见有杨万里书迹。如清初书画鉴藏家吴升的《大观录》中载有“杨文节公清和帖”，清代书法家顾复的《平生壮观》中载有“杨万里，楷书文一篇，白纸”，清代学者倪涛在《六艺之一录》中载“有苏黄诸刻、杨万里跋在韶州府内”等。从这些记载看，杨万里书迹虽称不上宏富，但可见在历史上亦留存不少。可惜因战乱损毁等因素，其存世书迹如吉光片羽，极为珍稀。
据与杨万里时代相去不足百年的同郡名贤文天祥在《跋诚斋锦江文稿》中云：“诚斋当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某他日尝读道院集，见所品题甚多，及来此，则先生一字之迹无复存者。惟亭阁尚留其名，而屋亦化为乌有矣。有则嵚嵌老压，亦未知其为当时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锦江尺牍一帙，大率吏楷，而为先生手笔者四，其三盖在郡时作，其一作于还朝以后，而附诸帙尾者，典刑远矣，于此尚庶几见之。呜呼，庚申一变，瑞之文物煨烬十九，修复以来，得十年间残编断简，不啻足矣，而况出于七十年之前者乎。”
从文天祥此段文字可以知道，杨万里书迹在宋末就已经散佚损毁严重。据笔者所见，现存可信者仅存4件：其45岁时所书《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吉水县博物馆藏）、60岁时所书《首夏清和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63岁时杨万里题名的（江苏盱眙第一山）、66岁时所书《睢阳五老图题跋册》后跋文（上海博物馆藏）。此4件作品风格迥异，各有其味，但均未超出“二王”及北宋苏、黄、米书法面貌之外。
前文述及，因宋高宗喜爱书法，在南宋初期便出现了苏、黄、米三家书法并趋风流的局面。陆游的《跋蔡君谟帖》中云：“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杨万里也曾对当时的流行书风做过评点：“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明确指出了黄字、米字、孙字的盛行与帝王喜好的跟风效应密切关联。通过杨万里存世的4件作品看，其书法面貌大概也追随这种时代变化。
第一件吉水县博物馆所藏《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图2）是近年发现最重要的杨万里书法真迹，作于宋乾道七年（1171）六月，杨万里时年45岁。2007年，学者辛更儒在《杨万里集笺校》中收录了此文并进行了点校，但讹误颇多。此后2018年、2025年，学者杨巴金分别将此碑文收录于《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及其著作《杨万里研究文集》中，并进行了点校。现综合二位学者的释读，比照原碑拓片，录全文如下：
本贯吉州吉水县同水乡归宗里。曾祖仕伦不仕，祖处厚不仕，父知成不仕。富川之罗，其本系豫章西山出也。国初有自西山来学于庐陵者，乐富川之山水秀邃，家焉。故居士以富川自号云。居士讳崇，字子高，年十四而孤，从其祖德舆薄游长沙。德舆少以《易》学名家，晚喜阴阳家者流，相宅卜葬，妙极象外。子高从之，尽得其学。德舆客死，子高行冰雪之中，舆之以归，夜则同床同衾。既至其家，家人皆贺曰：“阿翁归矣。”负载下车，而后大惊，哭失声。盖德舆瞑之九日而后盖棺也。德舆讳处厚，是时子高年十五，于是一☐☐☐孝者达吾州矣。至今乡里长老每谈子高此事，闻者犹泣下叹息。子高母刘，其族父杉溪先生、尚书公也，训子有外家之法。既寡居，子高与弟子茂皆未冠，三女皆幼。子高奉其母与弟妹，崎岖兵乱，剽掠强宗。☐☐☐间，田宅荡然尽矣。子高剺耳鏁吭，夜行昼伏，诉之官，二十年而后复其生业，于是以富甲一乡。绍兴庚午，朝廷经界。法既行，有同县异乡曰仁寿乡者，欲嫁其田租之重者于同水，子高倡众争之于官。得直一乡免加赋者，子高之力也。子高之乡有陂曰杭者，其源出宜春，行三百里。陂广一千尺，深居其二十之一，酾为八十四渠，溉田二千顷。陂废二十年，至是，吉水丞龚尹谓陂当复，然役与费不赀，行乡来观，慨然而返。子高谒之途曰：“崇请办此。”乃倾橐捐帑，费皆己出，诛山竅阜，为木为土，犯星触热，僝功不日。于是，户口之流者止，田水之止者流矣。五年，子高卜筑泉口之山，因其故居，撤而新之。一日，蚤作巡功，倚一藤杖，立而逝，得年七十有四。配刘氏，亦尚书公族子也。生二子，长曰合，次曰谧，今补官承信郎、德寿宫主管进奉。刘夫人及长子皆先子高卒。女四人，长适李栖远，次适郭弥年，次适李叔豹，季女未嫁而卒。子高居富川时，方兵乱，尝有一恶少欲杀二甿，逐之急，突入子高室，子高匿二甿，而身当恶少于户，以无人告，恶少乃去，竟活二甿，其好义如此。其孤谧将以七年八月庚申，葬子高于中鹄乡长春洞口之原，来请万里状子高之行，将以乞铭于当世之老于文者。万里于子高世姻，于书为宜。谨状。乾道七年六月，表姪、左奉议郎、新太常博士杨万里状。欧阳广刊。
图2 《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青石 纵118厘米 横58厘米 厚2.8厘米 吉水县博物馆藏
遗憾的是辛、杨两位学者均未认识到该碑的书法价值。并认为“将罗子高行状碑的文字说是杨万里传世书迹，明显有误”。这种结论显然错误。证明这件作品是杨万里真迹其实并不复杂。因该碑于1996年前后在杨万里家乡相邻的云庄某古墓中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一块碑《宋故罗子高墓志铭》（图3），此碑仍由欧阳广刊刻，但碑文是由李盛撰文，谢谔书，郭份篆额。通过图像比较的方法可以发现，行状碑明显呈现黄庭坚书风面貌，而墓志铭呈现的是褚遂良的书风面貌，二者迥然不同。由于刊刻者同为欧阳广，因此两块碑文的书法面貌只能是杨万里和谢谔书法面貌的差异。我们将罗子高行状碑与罗子高墓志铭中抽取5组相同字迹“罗子高、吉州、吉水、仕伦、处厚”进行图像比对及细致的字形笔迹分析：
图3《宋故罗子高墓志铭》 青石 纵116厘米 横66厘米 厚7.5厘米 吉水县博物馆藏
从结构特征看，行状碑结字宽扁，中宫收紧、四面扩张，结构新奇独特；墓志铭高耸，字形宽博舒展，中宫放松，笔画间留白增多。从用笔习惯看，行状碑起笔、收笔多用露锋，呈现黄庭坚长枪大戟般的“山谷体”书风。笔法上用笔坚实，展现一种挺拔险峻的姿态。而墓志铭以圆笔为主，起笔多见藏锋，用笔沉稳，结构端庄，一定程度上追求褚遂良书法面貌，注重笔法的规范和结构的严谨。
基于上述图像学证据，可以看出，两件作品在结体方式、用笔习惯等方面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差异，充分证明其并非同一作者书写。
第二件《首夏清和帖》（图4）是杨万里书法的又一代表作品，内容为：“万里伏以首夏清和，恭惟达孝宫使、判府中大，新拜祝釐，高蹈事外，天相台候，动止万福。万里素餐有著，亡补县官，未以罪行，庇焉所逮。知感知幸！尚遥良，敢几尽珍爱理，即应予环之宠。右谨具呈。四月廿二日，朝请郎、守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杨万里札子。”据内容可知，此札乃杨万里呈友人胡达孝所书。
图4 杨万里《首夏清和帖》（局部）纵34.8厘米 横42.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明嘉靖《江西通志》载：“胡思诚，字达孝，澶州人。乾道间寓居清江。自号溶溪居士，有《溶溪居士集》若干卷行于世。”《杨万里集》中见有寄胡达孝诗数首。《胡达孝水墨妙绝一世，为余作枯松孙枝，石间老柏，谢以长句》中可见胡达孝乃绘画高手。另一首杨万里写道：“气自论诗合，情因叙旧通。”可见二人志同道合，交谊情深。此件作品为历代鉴藏家反复著录，可谓传承有序。前文述及吴升的《大观录》中著录：“此札白笺，高一尺，阔一尺一寸余，行草十四行。”
此外，清代鉴藏家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的《平生壮观》，以及安岐的《墨缘汇观》中均有著录，其中以清代鉴藏家安岐的《墨缘汇观》著录最为详细：“白纸本，草书十四行，前书万里伏以首夏清和，后书右谨具呈，四月廿二日，朝请郎、守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杨万里札子。末角押’宣和书学博士江南徐氏仍孙’朱文大印。”
查杨万里年谱可知，淳熙十三年（1186）正月，杨万里转任枢密院检详官，同年任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时年60岁。
从笔法上看，《首夏清和帖》以中锋立骨，侧锋取势，点划线条圆润饱满、夸张生动，能看到受黄庭坚及米芾的笔画影响，在笔画的转折处喜用侧锋切入，形成锐利棱角，增加了笔画的灵动性和变化感。这种“中侧并用”的笔法，呈现欹侧取势、奇正相生的效果。从结构上看，疏朗松活，字形略扁，有钟繇影响，但比钟字的结构更为新颖巧妙。通过部件的错位与倾斜，形成“险中求稳”的视觉效果，这种结构处理方式体现了杨万里对书法结构的独特理解和创新。从整体风格上看，此帖承袭魏晋风度，又融入了宋人“尚意”时风，笔法清雅流畅，结字欹侧多姿，细腻飘逸，尽显文人风骨。
第三件，盱眙第一山杨万里题名（图5），是杨万里书法的另一重要遗存。其内容为“庐陵杨万里、建宁黄夷行、京口霍篪，淳熙己酉十有二月初二日偕来”。据署款可知此题为杨万里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二日所刻，杨万里时年63岁。此题刻在盱眙县城现在的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秀岩偏北部，高43厘米，宽59厘米，行书6行。第一山古称都梁山，因在淮水之南，古称南山。
图5 盱眙第一山杨万里题名（局部） 高40cm 宽57cm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二日刻，石在江苏盱眙第一山
从书法特点来看，此题刻融合了黄庭坚和米芾的风格。笔势雄奇，姿态横生，一笔而下，其断连辗转，粗细藏露皆变化无穷，气象万千。在笔法上，既有黄庭坚长枪大戟式的舒展笔画，又有米芾的灵动多变、俊迈豪放的笔势。此外，笔画的粗细变化明显，线条富有张力，展现出一种豪放不羁的风格。这种融合黄、米两家风格的书法创作，体现了杨万里在书法上并不拘泥于某一家风格，而是根据环境审美和创作需求，将不同书家的优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
第四件是《睢阳五老图题跋册》后杨万里跋文（图6）。内容为“绍熙辛亥除夕前一日，庐陵杨万里敬观于金陵筹思堂。”绍熙辛亥除夕前一日即宋光宗二年（1192）年初，杨万里时年66岁。据《至正金陵新志》载：“筹思堂，在转运司内，本筹思亭之旧。王荆公、范忠宣公皆有诗。绍兴二十二年郑侨年即亭基建堂，边惇德为记。”可见南宋的筹思堂即北宋的筹思亭，在江东转运司内。
图6 《睢阳五老图题跋册》后杨万里跋文 上海博物馆藏
淳熙十四年（1187）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副使，驻所就在金陵。《睢阳五老图册》绘制的内容是：北宋仁宗时，名臣杜衍、朱贯、毕世长、冯平、王涣致仕后归老睢阳，雅集行乐，时称“睢阳五老会”。有当地画家为他们绘成图像，称《睢阳五老图》。此图近千年来流传有绪，到近代才被人分割售出。五老像及部分题跋今散落在美国的3家博物馆中，杨万里及宋元名家如蒋璨、范成大、赵孟頫、虞集等以至明清50余家题跋今藏上海博物馆。此跋文的书法风格与上述3件杨万里书迹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同时也有其偏重之处。
在整体面貌上，此跋文更多呈现了王羲之的书法特点。在笔法上，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灵动多变，笔画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在结构上，呈现了疏密得当、欹正相生的结构关系。在整体风格上更加简洁明快，用笔更加精炼，体现了他在书法创作上的成熟和精进。
通过上述4件作品来看，杨万里的碑刻、信札及题跋上的书法面貌虽略有不同，但其笔墨风格的内在特征具有一致性。整体而言是在“二王”帖学系统下，对时代名家风格的不同侧重而已。他的书法更多受到黄庭坚长枪大戟式舒展结构的影响。很多字形是通过部件的错位与倾斜，形成“险中求稳”的视觉效果，暗合其诗歌“活法”的辩证思维。杨万里书风的形成与庐陵地域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吉州（今江西吉安）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其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等江西书法先贤对杨万里多有影响，使之形成“尚奇尚逸”的审美取向。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其书法风格平和自然，具有文士气质。黄庭坚的书法结构独特，笔法多变，充满了创新精神，开创独特的“山谷体”闻名于世。杨万里在传承这些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先贤书法中的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杨万里喜好禅宗，吉安青原山净居寺为曹洞宗祖庭，禅宗“不立文字”思想促使其诗歌和书法均追求“自然天趣”。禅宗思想强调内心感悟和自然流露，这种思想观念渗透到杨万里的诗歌和书法创作中，使他在创作中始终追求一种自然、质朴、纯真的艺术境界，呈现出一种不受拘束、自由奔放的气质和自然天趣的艺术魅力。
余 语
杨万里以“诚斋体”享誉诗坛，但其被诗名遮蔽的书学思想与书法实践仍需得到进一步关注。杨万里尊崇帖学的道统观念，以“雅、健、活、神”为标准的书法审美观，构建起他“诗书一体”的书学思想。在书法实践方面，杨万里的存世书迹虽珍稀，但各具面貌，《故富川居士罗子高行状碑》呈现的“山谷体”书风，《首夏清和帖》中钟繇、黄庭坚笔法的交融，盱眙第一山题名中对黄、米风格的结合，《睢阳五老图题跋册》后跋文的王羲之面貌。整体上遵循着帖学一脉，结构上“险中求稳”，笔法“中侧并用”，融合时代书风又自出新机，呈现出清雅隽秀的文人书风。他的书法风格形成与庐陵地域文化紧密相关，受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先贤影响，以及禅宗思想的渗透，使其书法独树一帜，成为南宋文人书法的重要标本。这位被诗名遮蔽的书林妙手，终将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逐渐被人们重视，在书法艺术领域拥有属于他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