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华文化西来说？
仰韶文化第一次被发现时，一个巨大的疑问和争论也随之而来。
仰韶文化，从何而来，它的源头究竟在何处？
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为了寻找答案而辛勤努力。
| 安特生探寻仰韶文化源头|
当安特生从仰韶村遗址回到北京后，面对琳琅满目的石器、甲骨和彩陶片，他开始思索仰韶文化的来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特生把目光聚焦在遗址出土的彩陶之上。
在仰韶发现彩陶前，不管是地方志还是古代记载，它从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它完全是一种新的发现，所以安特生自然而然地把探索视角看向外面。
在此之前，欧洲东南部的特里波利、中亚地区的安诺等史前遗址，也发现和出土了一批彩陶器物。
通过对比，安特生发现仰韶村的彩陶和它们非常相像。
在他的著作《中华远古之文化》里，他亲手画下了那些不同地方出土的陶器碎片。
在普通人看来，它们确实长得差不多。
受到当时的学术思潮影响，加上实物材料的限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源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既然仰韶的陶器器型与欧洲、中亚地区的非常相似，那么它们的源头会不会是一处呢？
刚好当时安诺遗址的考古报告出来，所以他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中亚、东欧地区，自然而然地做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或者是仰韶文化的“西来说”推论。
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文化西来说”。
| 甘青地区考古调查“验证”结论 |
安特生知道这个说法一公开肯定会引来巨大争议。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安特生决定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更多的证据。
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抵达兰州，一场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千米的考古调查由此展开。
黄河沿岸的地形地貌让安特生深信，此行将有重大发现。
事实也是如此，在今天青海省民和县的马厂塬、贵德县的罗汉堂、西宁市的朱家寨和湟中县的卡约等地，安特生都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
这些发现似乎验证了他此前做出的推测，还令他更加期待着能够在这里找到中原仰韶彩陶的来源。
1924年3月，安特生终于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收获。
一位英国传教士把自己手里的陶器全部卖给了他。
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这些陶器出土于洮河的西岸。
在这条线索的指引下，1924年4月下旬，安特生和助手赶到洮河西岸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考察发掘。
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今天甘肃省的临洮广河、康乐和临夏等地，在这里他们收集和发掘出了大量的彩陶和石器。
安特生的这次甘青之行发现遗址近50处，收集和发掘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了图案更加繁复的彩陶。
根据这些收获安特生认为，这里可能比河南仰韶村的年代更加久远。
这似乎印证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这一结果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巨大震动。
| 中国学者将信将疑“西来说”|
很多中国学者对这一观点都持怀疑态度，胡适在日记里明确表达了反对“西来说”的态度。
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仰韶彩陶、仰韶文化来源问题发表议论的文字。
直到今天判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早晚，器型分析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标准和方法之一。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对文物，尤其是陶器器型的熟悉和分类，是一项从学生时期就要开始联系的基本功。
看得越多，判断也就越准。
当年的安特生受限于考古实物资料的限制，得出“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似乎情有可原。
但是，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人们又该如何去探寻它呢？
#02 真相如何？
| 西阴村发现更加精美彩陶|
1926年，为了找到“这文化（仰韶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任清华大学人类学讲师的李济，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晋南地区开展田野调查。
在山西境内，李济由北向南走访了传说中尧舜禹的故都遗迹。
3月22日，在今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李济发现了大量史前时期的陶器碎片。
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一年冬天正式开始，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带有花纹的彩陶。
这种花纹有个专用的名称：西阴纹。
这次发掘扩大了中国远古文明的版图。
李济的发现还显示出，这里出土的陶器做工比此前安特生在甘肃地区发现的陶器更加精良。
如果按照安特生“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仰韶文化是自西向东而来，那意味着越往东彩陶的质量应该越低。
而夏县西阴村的发现，却与此相反，西阴村发现的陶质非常精美。
李济先生在发掘完西阴村之后，根据陶质陶色也认为安特生的说法不一定对。
| 后冈三叠层，揭示仰韶之后文化|
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人类学的梁思永加入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位接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教育的学者。
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主持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
他敏锐地铺捉到了地层中保留的不同信息。
他发现三个紧密接续的土层，它们代表着三个前后相继的时代，其中年代最早的正是仰韶文化。
借此，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在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和其他两个不同时期文化的叠压关系。
这就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冈三叠层”。
| 现代考古地层学，带来验证工具|
假如把地层比作千层蛋糕，不同颜色的蛋糕分层就像是不同的地层。
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干扰，那么下面的地层一定比上面的地层时间早。
但是若因为种种原因地层发生了彼此打破和混乱状况，那么如何把原先的一层层“蛋糕”区别出来就成了一门学问。
在现代考古学里，这就是地层学。
梁思永先生开启了中国按层位考古，使得中国考古学有了大的进步。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城子崖的发现，比较了安特生有关仰韶村出土文物的发表材料，认为安特生可能把地层弄混了。
| 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
1928年和1930年，中国考古工作者两次对山东城子崖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
依托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工作方法，首次揭示出一种新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它的年代晚于仰韶文化。
安特生认为是一样的仰韶文化遗存里分出了龙山遗迹，这进一步推翻了他早年的说法。
| 阳洼湾墓地发掘，发现此前考古时间分层的错误|
1945年，在夏鼐的带领下，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甘肃省广河县的阳洼湾墓地。
在这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对墓葬填土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清理。
填土是埋葬时才形成的土壤。
填土中发现的遗物，在时间上往往比墓葬本身还要早。
借助这种方法，夏鼐对填土和墓葬中分别出土的陶片，进行了更加科学的时间排序。
此前安特生根据陶片器型和花纹的不同，对中国西北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了时间顺序的分期。
正是通过这次发掘和研究，夏鼐发现了安特生时间分层中的错误。
看陶片，不光是器型和花纹，还要看它们出土的不同地层。
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时间早晚和年代序列关系。
| 多地考古发掘，确认仰韶文化为“本土”文化|
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1951年夏鼐主持了对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1954年到1957年，考古工作者对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进行了发掘。
1955年在离仰韶村不远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掘并确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清理出舌状石铲和泥质红陶双耳壶。
发现和确认了距今8000到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化。
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代表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址。
建立起仰韶文化早、中、晚的时间顺序，也找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中国本土史前文化类型。
这些发现证明仰韶文化是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土地上孕育和发展而来的史前文化。
这也终于回答了“仰韶文化从何处来”这个问题，现代考古学帮忙找到了中国远古的历史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