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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郎官石柱记》的稀世之美
唐张旭所书的《郎官石柱记》，为楷书作品，又名《郎官厅壁记》，由唐陈九言撰文，张旭挥毫书写。此碑立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原碑位于陕西西安。
众多典籍对其赞誉有加，《古今法书苑》称：“张颠草书于世所传者，其纵放奇异之态近世罕见，然此序独以楷书呈现，精劲庄重，浑然天成。书法虽为一艺，然臻于极致者方能如此。其楷书于世极为罕见，故而此序更为珍贵。”
明赵涵在《石墨镌华》中亦言此记 “笔法源自欧阳率更，兼采永兴、河南之韵，虽骨力稍逊，然法度森严。” 此外，还有赞语云：“长史草书，潇洒自然，纵逸奔放；即便略具点画之处，意态亦自足，堪称神逸。”“长史所书真迹《郎官石柱记》，字体简淡高远，颇具晋宋之风。” 早在宋代，此石便已有刻本流传。明代董其昌还将其刻入《戏鸿堂帖》之中。
张旭以草书闻名，其草书风格纵放奇宕，而《郎官石柱记》却以楷势呈现，精劲凝重，法度森严，同时又兼具雍容闲雅之态，历来备受推崇。苏轼赞其 “作字简远，如晋宋人”，黄山谷更是盛赞 “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宣和书谱》评价道：“张旭之名本源于其狂草，然而其小楷与行草亦丝毫不减草书之精妙。其草书虽变化奇怪百出，但追溯其源流，无一点画不合规矩。”
《广川书跋》亦云：“…… 观《郎官记》，则楷法完备，严谨深隐，筋脉相连，毫发无失，方知楷法之严谨如此。严守法度至极者，方能在突破法度时肆意放纵。世人不知楷法之要，甚至怀疑此非张旭所书，就如同只知骐骥能日行千里，却不知其在法驾中亦能服御有节。”
《古今法书苑》再次强调：“张颠草书于世所传者，纵放奇怪近世未有，此序独以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这些评述，从侧面揭示了书法艺术中楷书与草书、严谨与放纵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所谓真书生行书，行书生草书，正如人未有未能行立而能奔跑者也。
《郎官石记》在字体上汲取了欧阳询、虞世南的笔法，整体风格端庄严谨，不失规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楷书的精妙之处。《宣和书谱》所评 “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张旭书法在不同书体间的精妙与统一。而此序楷势精劲凝重、法度森严且雍容闲雅的特质，更是为其在书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
《郎官石柱记》的原石早已散失不见，如今传世的仅有王世贞曾经收藏的 “宋拓孤本”，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钤有赵孟頫等鉴藏印。其字口锋芒如新，笔锋起收处显露出”藏头护尾”的独特用笔，如”考功郎”三字中”考”字左部方折与右部圆转的精妙平衡，展现盛唐楷书的雄强气骨。苏轼赞其”作字简远如晋宋人”，黄庭坚称”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印证此本作为最可靠张旭真迹的权威性。
早稻田本为日本漆山天童旧藏，拓本挺拔遒劲，颇具魏晋遗韵。虽未标注具体年代，但笔锋转折处更显圆融舒展，如”吴郡张旭书”款识的飞白效果与上海本略有差异，折射出不同拓制时期的工艺特点。
这种版本差异恰似唐代书法的时空切片：上海本凝固了盛唐碑刻的峻拔风骨，早稻田本则以其墨色层次保留着书写的韵律感，共同构建起《郎官石柱记》作为张旭楷书巅峰之作的完整艺术图谱。
二笔锋如铁铸，婉笔见风骨——张旭《严仁墓志铭》
1992年河南洛阳的考古发现，让湮没千年的《严仁墓志铭》重见天日。这方青石质墓志以55×53厘米的尺幅，记录着唐代绛州龙门县尉严仁的生平，而末尾”吴郡张旭书”的款识，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盛唐书法艺术宝库的密钥。
1992年初的洛阳寒夜，考古队员在偃师商城东北角的工地上，借着探照灯的光晕，揭开了尘封千年的秘密。这座唐代墓室早已被盗掘一空，唯余墓志在封门处静静诉说着历史。志文开篇”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昭示着墓主身份，末尾”前邓州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 吴郡张旭书”的署款，让在场专家们屏住了呼吸——这竟是”草圣”张旭存世最完整的楷书真迹。
作为”吴中四士”之一，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肚痛帖》虽名垂书史，却因真伪争议与残缺而留下遗憾。《郎官石柱记》原石早已散佚，传世拓本难辨真容。这方出土于原生墓葬、字迹清晰的《严仁墓志》，恰似张旭留给后世的一块”书法界碑”，填补了草书大家楷书成就的关键拼图。
《张旭严仁墓志铭故宫初拓》仿佛有生命般跃然纸上。志文开篇”君讳仁，字明馀”六字，笔画起始处如春笋破土般尖细锋利，行笔至中段转为饱满劲健，收笔处又显露出刀劈斧凿般的锐利感。这种”藏头护尾”中暗藏锋芒的用笔，正是张旭楷书区别于初唐欧、虞诸家的独特标识。
在”宗人挺之时为考功郎”一句中，”考”字左半部的”耂”头以方折笔法写成，右半”攵”旁却用圆转线条收笔，方圆并济间暗含阴阳互济的哲理。”功”字末笔长捺如利剑出鞘，与左部紧凑结构形成疏密对比，展现出”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智慧。
作为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的书法大家，张旭的楷书既传承了初唐的严谨法度，又彰显着盛唐的昂扬气象。与《郎官石柱记》相比，《严仁墓志》少了几分《石柱记》的散淡闲雅，却多了几分雄强刚健。”年逾知命，位犹黄绶”的慨叹，通过”逾”字右半”俞”部斜向笔画与”位”字端正结构的对比，将人生际遇的无奈与坚守的信念凝固在石上。
当我们将《严仁墓志》与初唐《王居士砖塔铭》、中唐颜真卿《多宝塔碑》并置观察，能清晰看到唐代楷书演变的三重维度。张旭此作既有欧体结体的险峻，又融入了颜书笔画的丰腴，在”运笔雄健”与”结体宽博”间找到完美平衡。如”迁厝于土塿东五里新茔”一句中，”迁”字末笔平捺如卧波，”新”字左木旁与右”亲”部形成穿插呼应，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结构处理智慧。
现存拓本多采用传统椎拓工艺，以宣纸包裹棉絮制成的扑子轻拍碑面，呈现出独特的”乌金拓”质感。《严仁墓志铭》1992年出土后拓制，字口清晰无磨损，”吴郡张旭书”款识笔画完整，尤其”旭”字末笔飞白处墨色浓郁。观察”君讳仁”三字，”讳”字言字旁起笔露锋如利锥刺纸，拓片上可见清晰的三角状入笔痕迹。在”明经甲科为郎”句中，”科”字禾木旁竖画呈现”S”型曲线，拓本墨色深浅变化印证了运笔的提按节奏。”黄绶”二字末笔，拓本墨迹呈现不规则的垂滴状，完美复现毛笔毫端分叉渗墨的细节。
“吴山嵯峨兮材降生”铭文部分，采用左疏右密的对比布局，拓片上可见左侧”吴”字单字成行，右侧诗句密如织锦。虽石面刻有21×21方格，但”嗣子宪昌”句中”昌”字故意压扁，”痛深乐棘”句”棘”字纵向拉伸，展现对格律的创造性破坏。拓本中”奉公忘私”四字呈45度倾斜，与相邻”克勤夙夜”的垂直字列形成空间张力，这种构图在同时期墓志中绝无仅有。真本在”返真宅兮表忘情”句中”宅”字宝盖头右侧，拓片可见笔锋回勾形成的独特燕尾状收笔。1992年初拓本”春秋五十三”句中”三”字末笔，呈现典型盛唐时期隶意楷书的波磔，而后世翻刻本此处多作平直处理。与《郎官石柱记》拓本对比，《严仁墓志》用笔更显锋芒外露，在”德比珪璋”句中”璋”字斜玉旁的锐利转折处，展现出突破《石柱记》温润书风的革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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