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江妇女趁新茶，鬓影衣香笑语哗。
齐向客庄分小票，春葱纤剔冻雷芽。
【赏析】
早春新茶采摘季，是茶叶品质最佳、采茶最繁忙的时段，“趁” 字体现采茶需抢时效的特点；但是采茶女并非愁苦劳作；“客庄” 指外地茶商在产茶区设立的收茶据点（清代铅山茶业鼎盛，吸引徽商、晋商等外地茶商入驻）；“小票” 是茶商给采茶妇的 “结算凭据”，说明采茶已形成 “按劳取酬，计件工资” 的规范流程；妇女纤细的手指，精细的动作采摘早春打雷后萌发的嫩芽，侧面反映铅山茶品等级高，采摘标准严苛。
千盘茶绕代香熏，一日靑蚨二百文。
抛却女红入尘市，桑鸠啼遍不曾闻。
【赏析】
采摘后的鲜叶摊放在竹簟上晾晒、萎凋，茶叶香气弥漫四周；“青蚨” 是古代对货币的代称，“二百文” 采茶妇的日薪 —— 清代中期二百文可买 13-20 斤大米，或 5-6.5 斤猪肉，或 1 匹粗布；这样丰厚的报酬自然吸引妇女“抛却”纺织、刺绣等家庭内部无报酬劳动进入茶商聚集的 “茶市”，连熟悉的农桑声音都未察觉，既体现采茶劳动的忙碌，也暗示茶业已取代传统农桑，成为当地妇女的主要生计来源。茶市的兴旺景象，从这两首小诗扑面而来。
这两首诗，有力地证明了明朝廉吏笪继良“茶利”说的正确性和前瞻性，也抵消了毫无意义的茶山禁忌的负面影响。“一日靑蚨二百文”可能因为诗歌创作的音韵关系有所夸张，但从两首诗的主题和情绪也可以看出，茶业，确实发展了铅山经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这些在县志里是完全找不到的史料。正因为如此，要写一部完整的铅山地方茶业“史”是不可能的。
河口镇形成“中欧万里茶道”的起点，到底有多大的商业规模？我没有在国史和地方史中找到一丁点资料。
没办法，只能依靠推理——历史本来是最忌讳推理的。
同治《铅山县志》载，清朝道光年间铅山来了一位被誉为“惟饮蕉溪一勺水而已 ”的清官吴林光县令，他在查办河口镇八家茶行违例案中，按照上峰的命令，对八家茶行罚款。结算后除了遵缴之数之外，仍余洋银三千两。这对七品芝麻官来说就是一笔横财，但吴林光不为所动，一文不取，“即请”生员（可能是衙门经办此案的“临时工”、县学的秀才）雷维藩全数上交。
这么一小段信息，我“推理”出以下的现象：
其一，河口在清中期非常繁荣，茶叶贸易兴盛，清朝乾嘉道时期，河口镇的商业贸易达到鼎盛，当时茶行有 48 家，违规的只是一个零头；
其二，八家茶行仅仅是“违例”，就罚款甚巨，因为按比例缴纳的罚款余额就多出三千两白银。这说明了八家茶行营业额巨大，获利颇丰。进而也可推衍出河口镇茶业交易的市场量也是巨大的；
其三，地方官员廉政执法，维护了市场秩序，清明了商业环境。
要准确推算出铅山县河口镇茶业中转的“量”，这是困难的。我查到《大清光绪新法令》中有载：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907 年 12 月 6 日）据福建商务议员吕渭英声称：闽省出口之茶久为环球所同嗜，当通商伊始，每年出口三百余万箱，至光绪初年犹销二百余万箱。迩（近）年出口之数锐减至三十余万箱，揆其原因，西人以民族主义行之于茶业，谤毁华茶，以为抵制。今欲整顿茶务，亟宜改良制艺，营连两端，近三年闽茶销数大减，今年较前稍有起色。”
由河口镇转运水路的闽茶不等于上述的每年闽茶出口额，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取消严格的海禁，签订了“五口通商”的条约，其中就包括福州。但福建茶区主要在闽西，所以可以推理正常出口额三百万箱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由铅山县河口镇转运水路经信江进入长江的，但具体数字我无从查考。茶叶生产有一定的周期，不是说前一年海禁，翌年解禁，就可以产量暴涨。闽赣茶路茶的运量多少，我认为不会达到百万箱，但也不至于太少。同治十二年《广信府志》载：“今建安之茶多取道铅之河口镇”。建安是闽茶的主产地（古代建安主要辖有现在福建省的南平市、三明市的全部及周边部分地区）。
咸丰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上《闽省征收运销茶税疏》中写道：
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深恐藉糊口之人失业生事，奏准暂弛（开放）海禁。各路茶贩遂均运茶至省（福州）售买，不从向日输税各关经过。非特本省崇安等处关税日减，并恐浙、粤、江西等省关税亦无不渐形短绌。臣上年履任之际，自江西河口入闽，取道崇安，沿途体察，即已略知大概。到省后，每于接见僚属及地方绅士时悉心谘访，佥称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正赋转亏。若不设法变通，亟加整顿，何以抑逐末而裕国课？
【翻译】
前年（指咸丰初年），因太平军流窜侵扰江西、湖南地区，茶商无法前来贩运，朝廷深恐依靠茶叶谋生的人失业闹事，便奏请批准暂时解除海禁。各地茶商于是都将茶叶运到省城销售，不再从以往需要缴税的关口经过。这不仅导致本省崇安等地的关税日益减少，还恐怕浙江、广东、江西等省的关税也都会逐渐短缺。臣去年上任时，从江西河口进入福建，取道崇安，沿途考察，已大致了解情况。到省城后，每次接见下属官员和地方绅士时都细心咨询探访，众人皆称自从开放海禁以来，福建茶叶的利润较从前不止增加数倍。因为从上游运至省城，再通过海路贩运到各地，一水相通，节省了大量运费和税款，所以商人的利润更加丰厚，但国家正税反而亏损。若不设法调整政策，尽快加以整顿，如何抑制商业投机而充实国家税收？
铅山地处闽浙赣交界，是太平军西进湖南、东进福建的枢纽。石达开曾在 1855-1856 年经略江西时明确指出，控制铅山可“屏蔽天京、贯通东南”，因此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太平军从 1856 年 8 月首次袭击河口镇，到 1864 年 9 月幼天王残部撤离，前后共8 年 1 个月。铅山作为太平军在江西的“补给中转站”，八年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据《铅山县志》记载，县城永平“城内之屋十之七、城外之屋十之三”被焚毁，“深山穷谷，无不搜剔”。战后的铅山“元气之伤，莫此为甚”，直至清末才勉强恢复元气。这一过程折射出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社会结构的深远冲击。也直接摧毁了铅山县河口镇这一闽茶出口中转码头。
福州成为通商港口后，闽茶“不从向日输税各关经过”，潜台词极为丰富。我理解为，本应经由赣浙粤闽各处关隘的茶，向运输成本更低的海运转移，国家税收征缴失控。这证明了在没有战乱时期，加之实行海禁政策，闽茶外销主要的通道是从崇安（今武夷山市）进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自江西河口入闽，取道崇安，沿途体察，即已略知大概”一句反推）。但是一旦福州开放通商，可以想象，对铅山河口镇茶业转运中心的地位，撼动是很大的。
清末汉口茶市采用 “二五洋箱”，即每担（约 50 公斤）茶叶分装 2.5 箱，每箱净重在20 公斤左右。这一标准适用于湖北、江西等地的红茶，如铅山河红茶、祁门红茶等。汉口年出口量三百万箱，可以说就是六千万公斤（六万吨）。这个数字非同小可，不可能都是由河口镇转运。
茶学家陈椽在《茶业通史》一书中虽未直接引用具体数字，但分析指出：“河口镇在光绪年间的红茶产量，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15%”。按当时全国红茶年出口约 30 万箱计算，河红茶产量应为 4.5 万箱左右，与县志记载高度一致。
以上两部著作的数字，我在清代和当代《铅山县志》中均未查到，不知道所自何来？另外，河红茶是红茶的鼻祖，原产地在铅山，以上数据应该只是铅山出口的红茶，不包括由河口镇转运的闽茶。
明清两代的 “海禁” 政策，并非单一、持续的封禁措施，而是随时代背景变化、兼具防御与管控目的的动态政策，其核心是通过限制民间海上贸易与人员往来，维护政权稳定与经济秩序。长达数百年的海禁，客观上促成了“八省通衢”——铅山县河口镇的繁荣。但这一政策长期阻碍了海外贸易与科技交流（如错过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导致中国近代化滞后，为鸦片战争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伏笔。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加之内乱的频仍，河口镇的茶市逐渐衰亡是必然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