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作为第一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游牧帝国，匈奴与汉王朝的关系贯穿始终，并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大陆的历史。匈奴崛起于战国末期，其部落联盟首领头曼单于创建了匈奴政权，并乘中原战事正酣，各诸侯国无暇外顾之机，占据河南地（即河套地区），即使最终因秦始皇使蒙恬北击而弃河南地，仍雄踞北方。到了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继位时，东灭东胡，西击月氏。控制东起辽河、西至葱岭的草原，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同时又夺回河南地，对西汉王朝产生了极大威胁。西汉初年，因韩王信背叛汉廷投降匈奴，刘邦决心亲率32万大军反击匈奴，至平城，遭遇了匈奴的“白登之围”，感受到匈奴兵锋正盛，遂实行和亲政策以换边境安宁。
白登之围示意图
惠帝、吕后之时，曾因匈奴的“国书”事件欲发兵而击之，但终因国力限制而卑辞求和。到了文帝、景帝时期，随着西汉国力的恢复，西汉开始就匈奴掠边之事展开防御性作战。到了汉武帝时期，决心对匈奴采取主动进攻，马邑之谋拉开了汉匈大战的序幕。武帝前期，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率领下，汉军发动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战役，收复了河南地，夺取了河西走廊。有力打击了匈奴，使其不敢肆意南下掠边。然而武帝后期，由于西汉内部社会动荡，加上所率将领素质差异等因素对匈奴的战争却是败多胜少。
武帝前期对匈奴反击态势图
武帝后期出击匈奴态势图
而与此同时，连年的战争加上频繁的天灾，也使得匈奴的情况十分恶劣。到了昭宣时期，匈奴内部争权夺利的竞争日趋激烈，终于引发五单于争立事件。最终匈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形成了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和以郅支单于为首的北匈奴。呼韩邪单于在匈奴内部的斗争中失败后，遂南下归汉。西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对于主动来降的呼韩邪单于大力扶持，并发兵与西域各国联合攻灭了郅支单于，结束了西汉之世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通过昭君出塞，西汉与匈奴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和亲方式，这种和亲方式由此稳固。
宣帝时期出击匈奴示意图
新莽时期，由于王莽采取了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致使维持了几十年的汉匈和亲关系破坏。天凤五年（18年），匈奴单于舆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辊单于。舆单于雄心勃勃，自比于英武一世的冒顿单于，乘新末中原战乱之机，扩充势力，控制了除莎车以外的西域诸国，鲜卑、乌桓亦置身于其奴役之下。东汉建立之初，又积极支持或联合与东汉敌对的割据势力，如卢芳、彭宠等军事集团，不断侵扰汉之边郡，给东汉造成了巨大压力。
建立之初的东汉政权正处在各方割据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乃是光武帝刘秀首要的战略任务。及至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平定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十六年（40年），称帝于五原地区的卢芳降汉，全国复归统一，刘秀又忙于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因而，在建武年间，东汉对匈奴的袭扰无力顾及，从战略上采取怀柔与防御政策。建武六年（30年），东汉因匈奴与卢芳侵扰不息，乃遣归德侯刘飒使匈奴，以通旧好。“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然而，舆单于十分骄恣，“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毫无诚意，一面与汉通使，一面继续伙同卢芳袭扰北边。建武九年（33年），刘秀终于首次派大司马吴汉率军5万余人，北击匈奴和卢芳。这是东汉初年对匈奴采取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然而，这次出兵非但未能取得战果，反而助长了舆单于的骄横之心，史称，汉军“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刘秀只得紧急设防，诏令朱祐屯常山（今河北元氏县西北），王常屯涿郡（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并以王霸为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太守，以备匈奴。
汉光武帝刘秀像
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南下攻势，刘秀深感忧患，却又因“天下疲弊”而无力反击，遂权且容忍和退让。西域诸国因不堪忍受匈奴重敛，想寻求东汉的庇护，“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建武二十一年（45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同时明确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因国力尚未恢复，刘秀最终放弃了西域地区。由于西域诸国得不到汉朝的庇护，只得继续依附于匈奴。
与此同时，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刘秀被迫决定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39年）二月，正率军抗击匈奴的大司马吴汉，奉命迁徙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代郡（郡治高柳，今山西阳高县）、上谷三郡吏民6万余人，置于常山关（今河北唐县西北、太行山东麓倒马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同时刘秀也加强边防工作，在建武十一年（36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诸郡弛刑徒，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建武十年，东汉内迁边民后，“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正在常山、中山屯守的扬武将军马成，被诏令接替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又曾派人监造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
由此可见，在匈奴分裂之前，东汉对匈奴采取的是单纯防御和权且忍让的方针，这与刘秀“量时度力”的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在当时“天下疲耗，思乐息肩”的情况下，只有息边养民，稳定国内，发展经济，才能积蓄力量，作好大举反击的准备。所以，刘秀“量时度力，举无过事”，表面消极，实际上具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实现这个战略，需要较长时间，并付出一定代价，尤其是因不能有效阻止匈奴南扰，使缘边郡县长期处于兵灾之中，边民备受殃祸；放弃西域，亦使匈奴获得了一座巨大的人力、物力后库，增加了其南扰实力。
建武二十年（44年）五月，匈奴骑兵利用其行动快速的优势，连穿数郡，袭入东汉腹心之地上党（今山西长子县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和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北），迫近汉朝京城洛阳。同年十二月，再袭天水。次年十月，上谷、中山等地又遭袭扰，“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与此同时，乌桓、鲜卑亦协助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
就在匈奴得寸进尺，将战火日益南推之时，建武二十二年（46年），统治匈奴30年的单于舆去世，匈奴诸王为争夺单于位而发生内讧，匈奴内部一再分裂，各部贵族无心南下，汉、匈边境战火暂告平息。
二、匈奴第二次分裂与南匈奴归汉
匈奴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早在舆单于死前就已见端倪，其焦点是单于继承问题。匈奴自冒顿单于以降，实行的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单于位继承法。但从呼韩邪单于开始，明确规定，先“诸子以次立”，即兄终弟及，然后父死子继。照此制，舆单于即位时：就应立其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为左贤王（单于储副，相当于皇太子）。然而，“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破坏了兄终弟及的制度。此事引起右薁鞬日逐王比的不满。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舆单于之侄，统领匈奴南边八部约4～5万人，驻牧于匈奴之南，拥有一定实力。知牙师被害后，他曾口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又怕单于加害于己，因此很少参加单于主持的龙庭会议。这使舆单于产生了疑心，“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舆单于死后，其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位，不久亦死，其弟蒲奴立为单于。比觊觎单于位已久，而终不得立，因而愈加愤恨。
此时，正值匈奴地区连年旱蝗灾害，“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桔，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自然灾害的破坏及贵族集团内部斗争的损耗，使匈奴的势力严重削弱。蒲奴单于恐汉军趁机来攻，便主动遣使至渔阳，请求和亲。此举正中刘秀下怀，“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与此同时，日逐王比经再三权衡，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与蒲奴单于彻底决裂。并加紧了同汉朝的秘密接触。
建武二十三年（47年），比密遣汉人郭衡“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并献上了一份厚礼——匈奴地图。监领比部军队的两骨都侯觉察了比的意图，遂于五月龙祠大会时密告蒲奴单于，“言薁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不料，此事又被正供职于单于帐下的比弟渐将王闻知，渐将王火速南下报比。比见情况紧急，立即召集所领南边八部人马，作好应变准备。不久，“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因比的祖父呼韩邪单于附汉而使匈奴得以安定，遂建议比袭用“呼韩邪”的称号。比既得到众大人的拥护，归汉之心愈益坚定，于是遣使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表示“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刘秀正苦于天下初定，经济凋敝，百端待举，无暇顾及匈奴问题，匈奴的分裂及比的举动，无疑为他制定和实施新的边防策略提供了良机。然而，接纳一个长期与汉为敌的部族的归降，实乃关系到东汉北疆安危及其边防策略走向的大事，一向行事稳重的刘秀，决定召开公卿会议，听取众臣意见。结果会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唯对边事“素有筹策”的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认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耿国之议，实际上包含了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思想内容，是一项在新形势下的边防战略方案。刘秀以全局为重，从长远考虑，决意采纳耿国的建议，接受比的归附。
同年10月，比在东汉王朝的支持下，正式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又叫南匈奴䤈落尸逐鞮单于，为与西汉的呼韩邪单于作区分，下文以䤈落尸逐鞮单于代替）。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归汉的次年，䤈落尸逐鞮单于立即将“永为藩蔽，扞御北虏”的诺言付诸行动，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兵万余人进击北匈奴，生擒薁鞬左贤王。继而乘势攻破北单于主力，俘获其部众万余人，缴获马7000匹、牛羊1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北匈奴的失败，使其再度分裂，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3万余人，向南匈奴投降。于是，“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南匈奴的辉煌战绩及其进一步亲附东汉的举动，充分说明采纳耿国之议、接受南匈奴归降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刘秀决定趁热打铁，加强对南匈奴的笼络和控制，把它作为抗击北匈奴的重要力量，纳入东汉重建北边防御体系的总体规划之中。为此，刘秀对南匈奴进行安置的同时采取监控措施。南匈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归汉的，且匈奴乃“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游牧民族，若不尽快使其安定下来，将不利于边防战略的实现。所以，当南匈奴连破北匈奴的第二年，即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刘秀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在距离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部塞80里处建立单于庭；同时下诏，特许南匈奴部众入居云中。又趁南单于感恩戴德、伏首称臣之时，以君臣名份大行赏赐，各种生活用品、粮食、牲畜、黄金动辄以千万计。为把南匈奴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有效控制之内，刘秀也有步骤地加强了对它的监护。当然，刘秀并非赤裸裸地把军队开入南匈奴，而是充分注意了时机的把握和策略的运用。建武二十六年夏，南匈奴发生了一起反叛事件，曾被其俘虏的北匈奴薁鞬左贤王率领其众，伙同南匈奴五骨都侯共3万余人叛逃，在距北单于庭300余里处另建单于庭，薁鞬左贤王自立为单于。刘秀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一方面大行赏赐安抚南单于，另一方面则以保护南单于为名，令中郎将段彬在南匈奴设置安集掾史，率领50名刑徒兵，“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监护南匈奴的第一步。从此，“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关系日益密切。而自立为单于的薁鞬左贤王，尚未站稳脚跟，便发生内讧，“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同年冬，五骨都侯子率领其众3000人南归，北单于派骑兵追击，南归者全被俘去。南单于遣兵救援，交战失利。刘秀闻报，即诏南单于由云中郡迁居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同时派中郎将段彬和副校尉王郁留居西河，“为设官府、从事、掾史”；又令西河长史每年率领2000骑兵、500刑徒兵常驻西河，协助段彬，护卫南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至此，监护南单于的使匈奴中郎将遂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常设职务，南匈奴完全处在东汉王朝的监控之下。
南单于迁居西河后，为报答汉廷恩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其防御部署如下：韩氏骨都侯屯北地（今宁夏吴忠县西南黄河东岸）；右贤王屯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郎氏骨都侯屯定襄（今山西右玉县南）；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各王、侯、将军“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东汉北边防御力量大大加强。“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北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对缘边郡县的骚扰。“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东汉北边诸郡遂得以安定。
东汉初期北部形势图
三、争取鲜卑、乌桓
南匈奴的归汉，也对鲜卑、乌桓产生了巨大影响。匈奴强盛时，鲜卑、乌桓曾受匈奴驱使，多次连兵“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及至匈奴衰弱，内部分裂，才逐渐摆脱匈奴的控制，转而归附汉朝。
乌桓、鲜卑主要活动于我国东北部，位于匈奴活动区域以东，东汉上谷、渔阳、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县东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辽东（今辽宁辽阳市）以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若能联合乌桓、鲜卑，则东汉不仅可削弱北匈奴势力，增强自己的力量，且可对北匈奴构成东、南钳形之势。因而东汉在接受和安置南匈奴的同时，利用乌桓、鲜卑势孤力单急于寻找依靠之机，采取笼络政策，对其逐步加以控制。
东汉初期北部局势图
东汉对乌桓的争取始于建武二十二年（46年）。是年，乌桓乘匈奴内部变乱之际，发兵击破匈奴，“匈奴转北徒数千里，漠南地空”。刘秀趁机“以币帛赂乌桓”。乌桓依附匈奴时曾由右薁鞬日逐王比监领，比率南边八部归汉后，乌桓亦愿投归汉朝。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首先“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并有不少乌桓渠帅表示“愿留宿卫”。于是汉朝大行分封，共有81人被封为王、侯、君长，“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鲜卑于东汉建立之前，与中原王朝没有交往，东汉初年才逐渐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与乌桓一样，鲜卑长期受匈奴控制，屡次寇略边郡，东汉深感忧虑。为加强东北边防，刘秀任命“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的祭肜为辽东太守，于建武二十一年，大破匈奴、鲜卑联军，“斩获殆尽”。从此鲜卑震怖，不敢再犯边塞。几年后，南匈奴归汉，北匈奴势力孤弱，鲜卑为求生存和发展，逐渐向东汉靠近，并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与汉朝“始通驿使”。而祭肜亦秉承刘秀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意图，主动以财利招抚鲜卑。结果其大都护偏何率先表示愿归顺汉朝，立功效命，并随即率部击败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2000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建武三十年（54年），又有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部众归汉，皆被封为王、侯。
为了加强对乌桓、鲜卑的控制和管理，汉廷采纳司徒掾班彪的建议，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重置护乌桓校尉，开设营府，负责处理乌桓、鲜卑质子移交、赏赐及边境互市等事务。至此，东汉争取鲜卑、乌桓以抗击北匈奴的策略亦获得成功。
从刘秀对待南匈奴、鲜卑、乌桓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东汉前期联合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和“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虽然实现这个策略，需耗费大量钱财，仅鲜卑即需青、徐二州每年付出2.7亿钱，但是，由于南匈奴、鲜卑、乌桓的归附及其尽心尽职地宿卫边疆，不仅大大增强了汉军抵御和反击北匈奴的能力，确保了国内安定，而且为明、和二帝时大举反击并彻底击垮北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北匈奴奴役西域、袭击河西
南匈奴、乌桓和鲜卑归汉后，北匈奴接连遭到攻击，损失惨重，加上连年的严重天灾，社会经济凋敝，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为了获得喘息之机，尽快恢复元气，远遁漠北的北匈奴暂时减少了对东汉边郡的袭扰，一方面主动向汉朝请求和亲，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精力转而向西，加强对西域诸国的外交攻势和军事控制。
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至武威，请求与汉和亲。刘秀召集公卿廷议，决议不下。皇太子刘庄（即明帝）进言说：“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刘秀认为所言在理，便诏告武威太守拒纳北匈奴使者。次年七月，北匈奴再派使者至京师洛阳，“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刘秀深感棘手，乃用司徒掾班彪之策，采取羁縻政策，“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予以打发。同时，考虑到南单于的情绪，又于次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北单于对东汉的态度似不甘心，于建武三十一年（55年）又遣使奉献，刘秀即以“玺书报答，赐以绦缯”，仍坚持不派使者。
北匈奴之所以在遭受东汉冷遇的窘境下，还再三遣使奉献，其意图正如刘秀所担心的那样，是想离间南匈奴与东汉的关系，以削弱东汉的边防力量，所以，明帝永平七年（64年），当北匈奴的“合市”与“和亲”请求得到明帝的同意后，立即引起南匈奴部分贵族的猜疑和怨恨。史载：“（永平）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此次叛乱虽因郑众及时觉察而未得逞，但说明北匈奴的和亲并非真心实意。事发后，东汉王朝迅速采取补救措施，于永平八年（65年），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率黎阳虎牙营士，常驻于五原柏曼（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另遣骑都尉秦彭率军屯驻于美稷，以加强对南匈奴的监控，防止南、北匈奴的交往。
北匈奴请求和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缓和与东汉的关系，避免可能发生的东汉乘虚来攻的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域。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国纷纷内附，汉朝先后设置西域校尉、西域都护对其进行管理。新莽时期，国内大乱，西域与中原断绝联系，匈奴趁机伸张势力，控制了除莎车等国以外的西域诸国。东汉初年，诸国不堪忍受匈奴重敛，多次遣使请求内属并恢复都护，但均被刘秀婉言谢绝，致使西域地区长期处在弱肉强食的混乱之中。这给北匈奴重新稳固对西域的统治提供了良机。对元气大伤的北匈奴来说，控制西域就等于保住了它的命脉，就能确保其西部地区的巩固和安定，保障其向北向西道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来补充其南下侵扰的力量。所以，北匈奴徙居漠北后，把主要力量用于经营西域。
北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完全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凡不听命者即纠集诸国之兵予以讨伐。其具体策略和步骤是，尽量利用诸国矛盾，制造混乱，通过扶植大国傀儡入手，进而达到奴役整个西域的目的。为此，北单于先后扶植了当时雄踞西域南道的于阗王和雄踞北道的龟兹王，并派遣使者长期驻在于阗国内进行监督，强迫于阗人民每年交纳罽絮等物资。龟兹王也依仗北匈奴作靠山，欺凌北道其他弱国。鄯善、焉耆、车师等大国都屈从北匈奴的统治。莎车乃西域强国，因不肯充当北匈奴附庸，终于永平三年（60年），遭到北匈奴与龟兹等国军队的围攻，而被迫屈服。这样，北匈奴用武力控制了几乎整个西域地区，凭借这里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使其实力逐渐恢复，并又开始了对东汉边郡的频繁袭扰。
永平五年（62年）冬，北匈奴出动5000～6000骑兵大举进犯五原郡，随后又袭入云中原阳，均被南匈奴击退。这是自建武二十七年（51年）后北匈奴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此后的袭扰便日益频繁，给汉朝的压力也逐渐加大，史称“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永平八年（65年），当南匈奴须卜骨都侯密谋反叛时，北单于立即派遣2000骑兵前去策应。因汉军有备，行动失败。北单于大怒，“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东汉北边郡县尤其是河西地区再次陷入兵灾之中。
尽管北匈奴的南下攻势咄咄逼人，明帝仍想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先是同意北匈奴的“合市”要求，后又于永平八年三月遣越骑司马郑众使北匈奴。然而，汉朝的举动非但未能起到安抚北匈奴的作用，反而被视为软弱可欺。当郑众到达北庭时，北单于态度傲慢，当众侮辱郑众，因郑众不肯下拜，竟下令“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可见北匈奴已今非昔比，其势力已逐渐强盛，不再需要和亲了。所以当明帝复遣郑众使北匈奴时，郑众甘愿冒丢官下狱之险，再三上书谏阻，指出：“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然而明帝不听，执意遣使北匈奴，郑众因在出使途中“连上书固争之”，被迫缴使节，革职查办。
北匈奴的南扰活动日益加剧，永平十五年（72年）十一月，又对河西地区进行袭扰；并曾协迫西域诸国随同入寇。东汉王朝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大举反击。
五、汉明帝反击北匈奴之策
东汉王朝关于反击北匈奴之议，早在光武后期便已开始。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饥疫，自相分争”，诸将纷纷请求出击。刘秀征询朗陵侯臧宫的意见，宫颇为自信地说：“愿得五千骑，足以立功”。刘秀听后只是笑了笑说：“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51年），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上书，重提北击匈奴之议，认为应乘当时北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的天赐良机，“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一举击灭北匈奴。但刘秀没有采纳，原因很简单，“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且北狄尚强”，北伐条件尚不具备，“苟非其时，不如息人”。换言之，即当时东汉的国力尚不足以制服北匈奴。
明帝即位后，继续奉行刘秀制定的内外政策，致力于安定国内，发展生产，坚持不主动与北匈奴开战。十余年后，随着东汉国力的日益增强，北击匈奴之事逐渐提到了议事日程。其中对明帝决策影响最大的是谒者仆射耿秉。耿秉乃耿国之子，“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任郎官时便曾多次上书明帝，谈论北伐匈奴之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战略思想。考察当时汉朝的综合实力及战备状况，不难发现，耿秉之议是切实可行且势在必行的。首先，从实力看，东汉经过了“光武中兴”、明帝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政治局面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并持续发展，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已具备相当雄厚的战争潜力。其次，从战备状况看，东汉自刘秀至明帝均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北边防御体系完备、牢固，汉军的攻、防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有南匈奴、乌桓、鲜卑骑兵的积极协助，汉、胡军队结合，兵源充足，战争活力更为强劲。而从北匈奴方面看，自南匈奴归汉后，其势力大大削弱，虽然通过对西域的奴役，其人力、物力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毕竟已伤元气。况且，随着东汉的强盛，西域诸国归汉之心更切，屈从于北匈奴的状况终难长久。总之，北匈奴貌似强大，实际上已处在强弩之末。耿秉“以战去战”的思想，便是基于上述客观情况而逐渐形成并成熟的。
永平十五年，耿秉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北击匈奴。明帝亦认为北伐时机业已成熟，遂决定召开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专门讨论北伐之事。这次会议由明帝亲自主持，出席者除耿秉外，还有“明习边事”的显亲侯窦固、威振北方的太仆祭肜以及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畴侯耿忠。耿秉首先回顾了汉武帝夺取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而使“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的往事，然后指出：“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这是一个计划周详的战略方案。首先，它把进攻的主要目标定在西域东部的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具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里分布着车师前、后部及伊吾卢城（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而“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同时；这里又地当汉通西域的要冲，乃“西域之门户”，战略位置亦十分明显。“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若能夺取天山，则可打开通往西域的门户，进而控制西域诸国，“以断其右臂”。二是北匈奴呼衍王部长期驻牧手伊吾，既扼守着东汉通西域的咽喉，又可向东对河西诸郡构成直接威胁。先将其击破，则可扭转这一不利态势，削弱北匈奴南部势力，以“折其左角”。其次，先击天山，夺伊吾，破车师，后攻北匈奴本部，可避免因两面出击、战线过长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所以，耿秉的建议深得明帝的赞赏及与会诸将的认同。为了防止北单于调遣大军南下增援呼衍王，确保主力进攻天山，汉廷又决定另遣大军向北匈奴东部发动进攻，牵制其主力部队。
明帝定下决策后，立即调兵遣将，在西北边境地区集结军队。是年十二月，任命耿秉为驸马都尉，骑都尉秦彭为副将；任命窦固为奉车将军，耿忠为副将，分别率军屯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作好出击北匈奴准备。
六、窦固白山（天山）之战
永平十六年（73年）二月，东汉发动沿边郡国兵，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骑兵共计4.4万人，兵分四路，出击北匈奴。四路统兵将领、兵力配备、行军路线及攻击目标情况如下：
1、窦固及其副将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今甘肃张掖县西北）三郡甲卒和卢水羌胡兵共1.2万骑，由酒泉塞出发，向天山地区进击，目的是夺伊吾，破车师，控制东汉通西域的要道。
2、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南匈奴左贤王信率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北地、西河羌胡兵及南匈奴兵共1.1万骑，从朔方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出发，向屯驻于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段）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部进袭。
3、耿秉与其副将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兵共1万骑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向驻牧于三木楼山（似在涿邪山西部）的北匈奴句林王部进攻。
4、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诸郡兵及乌桓、鲜卑军共1.1万骑，由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出发，向位于涿邪山东北面的匈奴河一带进军。
东汉四路大军同时开发，各依路线向目的地进发。然而，因北匈奴采取的是躲避退让策略，致使汉军除窦固一路战绩较大外，其余三路皆无功而回。耿秉、秦彭率军追寻句林王部，深入沙漠600余里，至三木楼山，未见敌军踪影，只得勒兵而回。来苗、文穆军抵达匈奴河畔，北匈奴军早已人走地空，未获任何战果。祭肜、吴棠一路更不幸，出塞后行900余里，见一小山，右贤王信素与祭肜不合，便谎称此山就是涿邪山。祭肜军未发现北匈奴人，便率军返回。结果祭肜与吴棠被定为“逗留畏懦”罪而免官入狱，不久，祭肜忧郁而死。
窦固、耿忠军战绩颇佳。该军进入天山地区，袭击了呼衍王部，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败逃，汉军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了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于伊吾卢城。同时，窦固派遣假司马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从外交上争取西域诸国，破坏北匈奴与西域诸国的联合，以配合军事进攻。次年十一月，窦固与耿秉及骑都尉刘张合兵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再次兵伐天山，击破盘踞白山的北匈奴军于蒲类海上，进而兵临车师。车师分前、后两部，“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因车师后王距离汉军较远，且一路山高谷深，天寒地冻，不利行军，故窦固欲先击前王。耿秉则认为后王乃二者之根本，击破后王则前王不攻自降。并主动率军北上，驱兵猛攻，斩杀数千余人，虏获牛马10多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接着车师前王亦主动降汉。至此，天山之战遂以汉军大胜而告终。
窦固天山之战路线图
窦固征北匈奴之战图
天山之战后，东汉政府恢复了西汉时期设置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领兵数百屯驻于车师后王部金蒲城（亦称金满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谒者关宠为己校尉，领兵数百屯驻于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于是，汉与西域的交通在中断60多年后又重新恢复。
天山之战，是东汉对匈奴重新确立“以战去战”战略方针后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除因汉军作战策划周详，准备充分外，战略策略的正确是其主要原因。其一，此役中，汉军首次采取联合少数民族军队共同打击北匈奴的方针，大量投入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羌胡骑兵，不仅造成了汉军兵力上的优势，而且弥补了汉军不适应匈奴骑兵战法的缺点，保证了袭击、追击等战术的灵活运用，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夷攻夷”战略的成功尝试。其二，汉军把天山作为重点进攻的战略目标，既考虑了它的战略地位，又选择了北匈奴易被攻破的薄弱点，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实施和最终胜利。通过这次战役，东汉基本实现了夺伊吾、破车师、通西域的战略企图，为和帝时再次北征并彻底击败北匈奴创造了条件。
窦固伐北匈奴之战图
七、北匈奴的衰落
汉军攻占伊吾、车师，控制天山地区后，北匈奴不肯就此罢休，随后对屯驻车师的汉军发起反攻。于是，自永平十八年（75年）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汉与北匈奴间展开了一场对西域的争夺战，争夺的焦点仍是天山地区。
永平十八年二月，窦固、耿秉奉诏班师回京，北单于立即派遣左鹿蠡王率2万骑兵袭击车师。汉西域戊校尉耿恭遣军300人救援，道遇北匈奴大队骑兵，“皆为所殁”。北匈奴遂破车师后王部，杀后王安得，继而勒兵围攻金蒲城。耿恭据城拼杀，用毒药涂箭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神箭，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遂解去”。五月，耿恭移军疏勒城（车师后王部城名，非疏勒国）。七月，北匈奴卷土重来，耿恭招募“先登”数千人冲杀，将其击退。北匈奴利用其兵力上的优势，将金蒲城团团围住，并断绝城中水源。耿恭于城内穿井得水，北匈奴以为神明，便撤军而去。
与此同时，焉耆、龟兹发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屯田于柳中的己校尉关宠亦遭到北匈奴的围困。因明帝新丧，东汉救兵迟迟未发，车师又再次叛汉，与北匈奴联兵围攻耿恭。耿恭率领将士坚守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士卒仅剩数十人。北单于遣使招降，并以“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相诱。耿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以示决一死战。北单于大怒，增兵攻城。天山汉军危在旦夕。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建议，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出屯酒泉，并行太守事，另遣酒泉太守秦彭（《后汉书·章帝纪》作“段彭”，今从《耿恭传》）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7 000余人进军车师，救援被困汉军。建初元年（76年）正月，与坚守柳中城的汉军会合，大破北匈奴、车师军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斩首3800级，俘虏3000余人，缴获骆驼驴马牛羊3.7万头。北匈奴军惊恐逃遁，车师复降于汉。秦彭遣军吏范羌率2000人，乘夜入城，与耿恭会合。此时耿恭仅剩饥困交加的26人，撤离疏勒城后，又遭北匈奴军沿途追杀，至三月抵达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县西北）时，只剩13人。
这时中原正遭大旱，又流行牛瘟，“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社会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加之“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东汉国力已显疲敝。章帝乃听从校书郎杨终之议，于建初元年正月诏令撤回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建初二年（77年）)三月，又撤回伊吾卢屯兵，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了车师等国。至此，汉与北匈奴对天山地区控制权的酷烈争夺，遂以东汉主动撤军而告一段落。只有班超尚留在西域，孤军奋战。
北匈奴虽然重新占领了天山地区，但经过天山之战及后来对车师的反复用兵，损失惨重，加上班超经略西域对北匈奴的沉重打击，使其势力大大削弱。从此以后，衰颓之势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建初八年（83年）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领部众3.8万人、马2万匹、牛羊10余万头，至五原塞降汉，引起北匈奴恐慌。北单于赶紧“遣使贡献，求欲和亲”，并于元和元年（84年）十二月向东汉提出“合市”要求，试探东汉的态度。章帝采用羁縻政策，诏令武威太守孟云同意与北匈奴互通边市，并以礼待之。于是，北单于派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赶牛马万余头与汉商交易，前来交易的北匈奴贵族官员，皆受到汉沿边郡县官吏的盛情款待。南单于获悉此事，有意阻止和破坏北匈奴与汉和亲，乃遣轻骑出上郡，袭击北匈奴商队，“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此后，北匈奴屡遭攻击，叛逃者日益增多。元和二年（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率部入塞降汉，陆续归附者多达73批。北匈奴已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使其在漠北难以立足，只得把单于庭远远迁到安侯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以西去了。但南单于志在统一北庭，仍不断发起进攻。这年冬，南匈奴出动1000余骑兵搜寻北匈奴部众，至涿邪山，与北匈奴温禺犊王部发生遭遇战，击杀温禺犊王而回。
面对这种局势，东汉政府处于两难境地，章帝既不想与北匈奴重开衅事，以免烦扰民力，又欲安抚南单于部众，以避其离心。无可奈何之际便采取折衷方案，一方面敕令度辽将军及领中郎将庞奋加倍偿还南匈奴所掠北匈奴生口，另一方面又诏令南匈奴斩获北匈奴首虏，“计功受赏如常科”。不意却更鼓励了南匈奴对北匈奴的出击，“于是南单于复令薁鞮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鲜卑亦趁火打劫，于章和元年（87年），大破北匈奴于其东部地区，斩优留单于。这更引起北匈奴的大乱，随即又有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连同8000精兵，南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降汉。祸不单行，正在这大混乱之际，漠北又因蝗灾而引起饥荒，北匈奴族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单于位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北匈奴迅速衰弱下去。这种状况为汉朝再度北征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八、东汉再击北匈奴的战前决策
章和二年（88年）二月，汉章帝病逝，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幼不能视事，由其母窦皇太后临朝听政。窦太后虽为女流，却深谙政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欲借光武、明、章三世奠定的雄厚国力，以及北匈奴衰弱之良机，扫灭北匈奴，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
是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率先上书汉廷，请求趁北匈奴连岁天灾、内部大乱之机，“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略：（1）征发南匈奴及新降北匈奴精兵为主力，以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1万骑兵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1万骑兵出居延。两军约定于十二月在北单于居地会合。（2）屯屠何单于本人亲率其余军队合1万人，屯驻于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3）请汉廷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率领汉军并力北上。（4）另遣北地、安定太守率军“各屯要害”，以防不测。各部兵马将于九月集结于黄河一线，待命出征。南单于的奏议正合窦太后之意，但与朝中许多大臣的意见相悖，所以汉朝在进行北伐决策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窦太后首先召来耿秉，征求北伐意见。耿秉是东汉对北匈奴“以战去战”战略方针的首倡者，又参加过第一次反击北匈奴的战役，具有很强的运筹决策能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指出：“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耿秉之议深得窦太后赞赏，但遭到尚书宋意的反对。
宋意认为，自汉朝立国以来，多次征伐匈奴，结果都是得不偿失。“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考察鲜卑攻打北匈奴的原因，一是为了掠夺财物，二是贪求朝廷重赏。若听从南匈奴统一北庭，则必使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因此必成新的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耿秉和宋意的意见，在当时汉廷中各具代表性，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耿秉主张“以夷伐夷”，抓住时机，一举消灭北匈奴势力；宋意则主张保持“夷虏相攻”态势，使南、北匈奴、鲜卑、乌桓等互相牵制，而汉朝坐收渔翁之利。窦太后经慎重抉择，决定先按耿秉之议，发兵征讨北匈奴，彻底摧毁其侵扰势力；然后再依宋意的主张，扶植北匈奴傀儡单于，保持南、北匈奴对峙局面，以利分而治之。窦太后定下决策后，立即着手物色统兵将帅。恰逢其兄窦宪因遣刺客暗杀都乡侯刘畅而获罪被囚，且主动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死罪，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耿秉为征西将军，统帅北伐大军。临行时，三公九卿又纷纷进谏，反对北伐，但窦太后不予理睬。
东汉这次北伐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明确进攻目标。为此，东汉政府决定，首次投入宿卫京师的北军五校尉所领精锐部队，及黎阳营、雍营，以增强汉军的作战能力。另调发缘边12郡骑士和南匈奴、乌桓、鲜卑、羌胡等少数民族军队，协同作战。攻击的目标是涿邪山地区。其次更加重视联合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汉朝在进行作战策划时，决定大量投入以南匈奴军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约占汉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配备在各路大军之中。
九、稽落山之战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六月，东汉三路大军按部署集结完毕，开始北征。窦宪、耿秉率8000骑兵，会同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所率1万骑兵，出朔方郡鸡鹿塞（今内蒙古磴。西北）；屯屠何单于率南匈奴1万多骑兵，出五原郡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南）；度辽将军邓鸿率缘边义从（志愿从军者）及羌胡骑兵8000人，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的1万骑兵，出五原郡稠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三路军队共4.6万人，长驱北进，会师于涿邪山。窦宪获悉北单于屯驻在稽落山（今蒙古国古尔连察汗岭西北），乃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1万多精锐骑兵作前锋，窦宪、耿秉等统帅大军作后应，向稽落山挺进。汉前锋部队行至稽落山，立即与北单于主力部队展开激战，“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汉军乘胜追击，直至私渠比辊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此役共消灭北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俘获生。甚众，马牛羊驼100余万头。在汉军沉重打击下，北匈奴再度分裂，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81部20多万人先后降汉。窦宪、耿秉出塞3000多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作铭，记颂汉朝的丰功和威德。然后班师凯旋。内容如下：
“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封燕然山铭》原石刻
燕然勒功所在山脉
在撤离燕然山时，窦宪遵照东汉政府确定的对北匈奴“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的方针，派出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财物，前去招降北单于，并遣大军紧随其后以作威慑：此时北单于已率残部西逃，吴汜、梁讽跟踪追寻，沿途又招降了1万多人，抵达西海（今蒙古国杜格尔湖）时终于赶上了北单于。吴汜、梁讽向北单于宣明汉朝威德，并赐以金帛等物，北单于感恩戴德，叩头拜受，表示愿意效仿呼韩邪单于，保国安民，臣服汉朝。随后率领部众与吴汜、梁讽一同东还。行至私渠比鞔海，得知汉军已撤回塞内，北单于乃遣其弟右温禺鞮王携贡物随梁讽入侍汉朝。
窦宪初征北匈奴，打垮了北单于的主力，取得了稽落山之战的重大胜利。这一震撼人心的喜讯传到京师后，窦太后不仅赦免了窦宪的罪，还遣使持节至五原郡，加封他为大将军。
十、金微山之战，汉军出塞五千里
北单于遣弟入侍而不亲自来朝，引起窦宪的不满，他一面奏请朝廷遣还北单于侍弟，一面积极准备再次出击北匈奴。
永元二年（90年）五月，窦宪遣副校尉阎盘率2000多骑兵，袭破屯驻于伊吾卢城的匈奴军，重新控制了伊吾卢地区，车师前、后王均遣子入侍。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基本被清除。七月，汉朝任命侍中邓叠代耿秉行征西将军事，协助窦宪进屯凉州。九月，北单于遣使称臣，并欲亲自入汉朝见。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出塞迎接。与此同时，南单于再次请灭北匈奴的上书获准，窦宪乃暗遣汉将与左谷蠡王师子率锐骑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乃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兵分两路向北单于庭袭去。左路绕西海迂回至河云（今蒙古国吉尔吉斯湖西南）北；右路沿匈奴河（今蒙古国拜达里格河）北上，绕天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脉），南渡甘微河（今蒙古国扎布汗河）。两军于河云北会合，乘夜包围北单于庭。“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连其阏氏（单于妻，等同皇后）、玉玺都未及带走。此役，汉军共歼敌8000人，俘虏数千人。
河云北之战后，窦宪欲趁北匈奴微弱，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北单于残余势力。遂于永元三年（91年）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800精骑，由居延塞出发，直奔北单于驻地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破北匈奴军，歼其名王以下5000余人，缴获珍宝财畜无数。北单于偕数骑“遁走乌孙”，从此，北匈奴退出了漠北。
金微山之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汉朝出师以来最远的一次征战。此役，汉军针对北匈奴飘忽不定、行动快速的特点，以少量精骑远程奔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终使延续几百年的汉匈战争得以结束。
窦宪破北匈奴之战经过图
窦宪征北匈奴之战路线图
窦宪破北匈奴之战图
十一、北匈奴的灭亡
金微山之战后，北单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率领右温禺鞮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停驻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遣使入塞请降。汉朝采纳大将军窦宪的建议，同意立於除鞮为北单于，并于永元四年（92年）正月，派耿夔前往蒲类海，正式向於除鞮授单于玺绶，同时遣中郎将任尚屯驻伊吾卢城，持节护卫北单于，一切待遇与南单于相同。至此，东汉政府实现了既征服北匈奴，又保留北单于傀儡政权，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意图。
在是否再立北单于问题上，东汉政府内部一直意见不一，争吵不休。当初曾极力谏阻征讨北匈奴的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这时又坚决反对再立北单于，而建议让南匈奴回归大漠。与其相反，窦宪、耿秉等主战人物却能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这次征战前与战后的形势。战前，北匈奴虽已衰弱，但西域某些战略要地如天山地区尚在其手，班超正在西域奋战，不乘其弱而彻底征服它，日久必又成为祸患；而战后，北匈奴已土崩瓦解，虽留北单于名号而无其实，且有利于分而治之。若照袁安等人之议，让日益强大的南匈奴返回大漠，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因此，窦宪、耿秉等人极力主张再立北单于，而新立北单于於除鞬也把窦、耿二人看作自己的靠山。但是，正当中郎将任尚准备奉命护卫北单于迁回漠北时，窦宪获罪被诛，耿秉也已去世。北单于失去依靠，恐遭不测，便于永元五年（93年）九月，擅自率众叛汉北返。东汉遣将兵长史王辅率千余骑兵与任尚共同追去，用计诱骗北单于返回，然后突然袭击，将北单于诛杀，全歼其部众。北匈奴由此灭亡。
此后，北匈奴部众因失去政治统领中心而四分五裂，各自离散。金微山之战后遁往乌孙的北单于，率领一部分北匈奴人踏上了遥远的西迁路程，直到欧洲大陆，因而又触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而残留在漠北的北匈奴人，大部分融入了逐渐西移并占据原北匈奴地区的鲜卑族；少部分在4～5世纪时被柔然族吞并。曾长期驻牧于蒲类海一带的北匈奴呼衍王部，仍经常出没于西域北道，经60余年后才不明去向。投降汉朝的北匈奴人，曾发生过20余万人拥立南匈奴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并叛汉北归的事件，但经东汉和鲜卑多次打击后，逢侯又重归汉朝。总之，北匈奴灭亡后，虽然仍有少数匈奴人（包括南匈奴叛汉者）在边境地区骚扰，但对东汉王朝已构成不了威胁。
北匈奴西迁图
十二、胜败原因分析
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内民族战争。由于北匈奴贵族无休止地骚扰和掠夺，使东汉北疆长期处于兵灾困扰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东汉政府为消除边患作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采用和亲政策，同意边境合市以及加固边塞防务等等，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北匈奴的南扰。
迄至明帝、和帝时，东汉王朝利用日益增强的国力，采取“以战去战”方针，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大举北伐，终将北匈奴彻底击垮。由于这场战争对于制止北匈奴贵族南下掠夺，平息北边战乱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得到了包括南匈奴、乌桓、鲜卑乃至西域诸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东汉战胜北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汉、匈双方国力看，东汉占有明显优势。自古以来，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东汉初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治国方针，致力于休养生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而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至明帝永平十六年第一次北击匈奴时，已经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条件，使战争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了战争的顺利展开和最后胜利。而北匈奴始终政局动荡，民心不安，部民成批地投向东汉，势力一再削弱，加上漠北连年遭旱蝗天灾，经济大受破坏，国力更加衰弱。“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就此而言，北匈奴无论是政治抑或经济，均无法与国力强大的汉朝相抗衡。
第三，东汉战略、策略的正确。东汉最高统治集团很早就把准备对匈战争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予以高度重视，除在政治、经济上为战争创造必要条件外，军事上也作了充分准备。一是不断加固边防工事，于缘边要塞“筑亭候，修烽火”，增兵列守。二是大量遣送弛刑徒屯戍边塞，充实边防力量。永平八年(65年)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明帝以降，类似诏书时时颁发，成为东汉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三是有目的、有步骤地对南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进行争取和联合。这项策略的成功，不仅增强了汉军的防御反击力量，分化瓦解和孤立了北匈奴，而且为实现更深远的战略意图提供了可能。北匈奴的作战特点是飘忽不定、行动快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适应在荒漠、草原、山地进行骑兵战。建武九年（33年），刘秀曾遣大司马吴汉率5万汉军出击匈奴及卢芳，却经年无功；建武二十一年（45年），马援亦曾率3000精骑出击匈奴、乌桓和鲜卑，结果连踪影都未见着。说明汉军对匈奴骑兵的作战特点不甚适应。由于南匈奴、乌桓、鲜卑具有与北匈奴相同的作战特点，所以汉朝对他们争取、联合的成功，实际上为汉军注入了新的血液。它既弥补了汉军习惯于防御战法，而缺乏运用骑兵集团在荒漠草原地区进行机动作战经验的不足，又使汉朝先进的治军、作战思想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少数民族军队的作战长处揉为一体，从而大大提高了汉军的作战能力，使汉军在对匈战争中占有明显的战略优势。也正因如此，汉军才敢于并能够深入大漠，穷追猛打，歼灭北匈奴主力。以上战略、策略的成功运用，是汉军夺取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东汉作战策划周详，战术运用得当。东汉两次北伐都经过了慎密、周详的战前策划，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明帝和窦太后，也都能认真听取和采纳正确的建议，抓住最佳时机，果断决策，并依靠集体的智慧，定谋设计，作好战争准备。窦固、窦宪、耿秉、耿夔、耿恭等统兵将帅，也皆熟知边情，能征善战，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了积极进攻、大胆决断、灵活多变的指挥特点。如天山之战，先破呼衍王部，夺伊吾卢城，再兵临车师；先取车师后王部，再迫令前王部主动投降，体现了逐个击破的作战特点。稽落山之战，针对北单于势力衰弱、害怕决战的情况，抓住有利战机，先用精锐骑兵袭破其主力，然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河云北之战，利用南匈奴骑兵吃苦耐劳、熟悉地形的长处，远途行军，轻装疾进，分路包抄，乘夜袭击，使北单于措手不及。而金微山之战，又充分发挥了骑兵部队快速强大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远程奔袭，出其不意地伞歼北单于军。在这些战役中，汉军始终能掌握主动权，环环紧扣，挥洒有序，使敌军毫无喘息之机，足见汉军将帅指挥艺术的精妙和战术运用的熟练。这也是汉军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匈奴所以在战争中失败，除了前述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外，主要是对东汉王朝的备战情况以及作战特点的改变，似乎毫无觉察，汉军第一次北征时尚能采取快速回避战术，保全主力；而面对汉军第二次出击，则全无应战对策，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步，加上其兵力分散，各部之间无法配合，因此在汉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以全军崩溃而告终。
东汉对北匈奴战争经过
东汉对匈奴战争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