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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曾有“多建一座图书馆，就可以少建一座监狱”的说法。如今，这一观点得到了科学实证研究的支持。2023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米尔·B·费雷拉·内托（Amir B. Ferreira Neto）联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在《文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上发表了题为《公共图书馆有助于减少犯罪吗？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证据》（Do public libraries help mitigate crime? Evidence from Kansas City, MO）的论文。他们通过分析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新图书馆开放前后周边地区的犯罪数据，发现公共图书馆的存在显著降低了邻近区域的犯罪率，尤其是入室盗窃、破坏公物、抢劫、欺诈以及袭击等案件的发生率。本文将介绍这一研究。

犯罪问题长期困扰美国社会，其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仅在2017年，犯罪活动及其相关司法成本（包括调查、起诉和监禁等）就超过了2.6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于1974年提出，犯罪行为受到与犯罪活动成本和收益相关的理性考量的影响。为此，探讨如何通过调节犯罪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来抑制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阿米尔等人的研究聚焦于公共图书馆等城市公共设施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机制。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改善劳动力市场表现，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在社区中的实体存在，可能能增加犯罪成本并产生如执法机构般的对犯罪活动的震慑作用。但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议：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的焦点可能聚集大量人群，增加潜在犯罪目标和犯罪机会，使犯罪行为更难被察觉；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也可以被视为“街头眼睛”，能提高犯罪行为被觉察的概率。此外，新建或翻新图书馆时，往往伴随着安保措施的升级和地块活化，这都有助于减少局部犯罪活动。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对犯罪活动的潜在影响急需实证研究来检验。

然而，目前关于公共图书馆对犯罪率影响的研究仍较为匮乏。阿米尔等人认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了解不同因素如何影响犯罪活动的收益和成本至关重要。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机构普遍面临着预算削减的困境，影响了服务、人员配备和开放时间，甚至导致部分图书馆临时关闭。鉴于公共图书馆可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地方政府可能低估了其对犯罪防控的价值。因此，厘清图书馆与犯罪的关系将有助于政府在资金分配中确定优先事项，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

为此，阿米尔等人选择了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作为研究对象。该分馆于2013年6月建成，是20多年来堪萨斯城公共图书馆系统12个分馆之外新增的首个分馆。其选址处原为一片33英亩的农田，毗邻一座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农舍，农舍的主人是当地最为显赫家族之一。2008年，这片土地被买下用于建造伍德尼斯图书馆，农舍被巧妙地融入了图书馆建筑设计中，既凸显该地区的历史底蕴，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新空间、带来了新资源。该分馆的建成可以被视为一种“外生冲击”（exogenous shock），这也为该研究创造了一个准实验环境。

研究团队之所以选择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还因为在研究时间段内，该地区没有其他图书馆分馆开馆或关闭。这种唯一性和数据可得性为合理评估新图书馆开设对犯罪的因果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研究机会。

该研究利用犯罪开放数据库和公共图书馆调查数据，结合犯罪行为和公共图书馆的地理位置信息，采用标准双重差分策略，深入探索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对其周边犯罪率的影响。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该研究还实施了两项稳健性检验，一是研究图书馆对不同邻近程度区域犯罪行为的影响；二是开发安慰剂效应^[1]（placebo effect）分布工具，通过随机排列图书馆位置1000次迭代来分析结果的敏感性。

[1] 安慰剂效应于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提出，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犯罪开放数据库（Crime Open Database, CODE）。该数据库涵盖了美国50个最大城市中的16个城市的犯罪数据（incidentlevel criminal offenses），其核心数据基于具体事件细节报告，详细记录了每起犯罪事件的确切位置（经度和纬度）、犯罪类型以及发生时间。研究人员对CODE中2010年至2019年发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犯罪事件进行了数据提取处理，并重新将其划分为财产、人身、社会和其他四类犯罪类型。表1列出了2010年至2019年间堪萨斯城核心地区的四类犯罪行为数量。

表1 2010年至2019年间堪萨斯城核心地区的犯罪量情况

从数据来看，财产犯罪在各类犯罪中数量最多，其次是人身犯罪和社会犯罪。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众多犯罪类型中，仅有盗窃、袭击、入室盗窃和故意破坏这四种犯罪类型的发生次数超过10万次。

研究团队使用标准双重差分法来评估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对犯罪事件的局部影响。研究团队认为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的开放对其附近区域产生了准外生的处理效应（quasi-exogenous treatment effect），可能会影响犯罪活动或犯罪结果。通过分析分馆开放前后以及不同地理位置的犯罪活动数据，研究团队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了科学划分，以考察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开放对犯罪行为的影响。

图1 堪萨斯核心区中12个不同的现有图书馆。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为处理组。现有公共图书馆分馆半径2.96英里范围内的犯罪行为不予显示（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黑点代表犯罪行为发生地点。

为避免现有图书馆的潜在“溢出效应”（即避免其他图书馆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研究设定了明确的空间边界。以距离伍德尼斯分馆最近的北橡树图书馆（North Oak library）为基准，二者相距5.92英里，将分析的最大距离界限设为半径2.96英里（即5.92/2），这个区域被视为最有可能受图书馆开放影响的区域（图中蓝色区域）。同时，排除了所有现有公共图书馆半径 2.96英里范围内的区域（图中红色区域），最终那些既不在伍德尼斯分馆2.96英里范围内，也不在其他图书馆2.96英里范围内的区域，被作为控制组。

研究团队以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的开馆时间（2013年6月）为分界点，将时间定义为“开馆前”和“开馆后”，并收集了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点的犯罪事件数据，比如每月、每年的犯罪事件数量。然后，计算处理组（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附近区域）和控制组在开馆前后犯罪事件数量的平均值，并根据标准双重差分框架构建模型公式。通过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开馆前后的犯罪事件数量变化，分析图书馆开放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观察控制组在开馆前后的犯罪数量变化，这可以看作是整个地区在没有图书馆开放影响下的自然变化趋势。然后再观察处理组在开馆前后的犯罪数量变化，如果处理组的变化和控制组的自然变化趋势不一样，而且这种差异是在图书馆开馆后才出现的，那就有可能是图书馆开放导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并未纳入一些常见的社会经济变量，比如失业率、贫困率等。这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是考虑到这些变量本身可能会受到图书馆开放的影响，如果纳入这些变量，反而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二是由于研究采用的是特定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框架，这些常见的协变量可能并不适用，强行纳入可能会让结果更不准确。

表 2、3、4 展示了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表2分析了伍德尼斯分馆的开放对财产犯罪行为的影响，表3关注对社会犯罪和人身犯罪行为的影响，表4则综合考察了对财产犯罪、社会犯罪、人身犯罪、其他犯罪，以及总犯罪行为的影响。表格中的关键系数δ是处理变量（treat）和时间变量（post）的交互项系数，能反映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的开放对不同犯罪行为的合理因果影响。

表2 伍德尼斯分馆的开放对与财产有关的犯罪行为的影响

对机会性犯罪行为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伍德尼斯图书馆开放后，多种犯罪行为显著减少了，特别是破坏、入室盗窃和抢劫这类机会性犯罪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图书馆加强了安全措施，使得这些犯罪行为更难以实施。此外，机动车相关犯罪的发生率也因新馆开放后监控摄像头和停车场照明的增加而下降。欺诈行为的减少可能与安保加强和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有关。

表3 伍德尼斯分馆的开放对与社会和个人有关的犯罪行为的影响

对非机会性犯罪行为的影响。表3显示，性侵犯、酒驾和武器类犯罪等不依赖情境的犯罪行为，并未受到伍德尼斯图书馆开放的明显影响。这一结果在意料之中，因为机会犯罪比激情犯罪（比如谋杀和性侵犯）更容易受情境因素影响。大多数性侵、谋杀等犯罪通常涉及熟人作案，不太受机会因素的影响。武器类犯罪要携带武器，需预先谋划，所以也不太容易受机会因素（图书馆开放）的直接影响。

表4 伍德尼斯分馆的开放对总体犯罪行为的影响

综合影响分析。表4显示了伍德尼斯分馆开放对包括财产犯罪、社会犯罪、人身犯罪、其他犯罪以及总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的减少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对社会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的影响则十分微弱。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犯罪类型不太容易受特定情境因素影响。

时间维度特征。从时间角度来看，虽然2013—2015年与 2010—2012年相比，犯罪率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变化，但实际上有所下降。这说明图书馆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有滞后效应，开放并未立刻减少犯罪率，但是延缓了犯罪率上升。这与之前有关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住房拆迁等公共设施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公共设施需持续运营才能显现犯罪防控效益。

空间维度特征。研究还探索了不同影响半径下，伍德尼斯分馆开放对各种犯罪行为的影响。不同距离（0.5、1、1.5、2、2.5和2.95英里）的影响因果和表2、3、4里观察到的模式类似。机会犯罪和与伍德尼斯分馆距离的增加呈负相关，而那些基本不受机会因素影响的犯罪行为（性犯罪、酒驾）也不受与图书馆距离远近的影响。

图2 伍德尼斯分馆的开放对其周边各种犯罪的影响。水平虚线表示零效应^[2]（ effect），粗点表示图书馆的平均影响，垂直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3]（confidence interval）。此图显示了伍德尼斯分馆对各种犯罪的基于距离的影响以及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基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4]（
robust-to-heteroskedasticity standard errors）。

为了验证上述因果关系的合理性，研究人员进行了随机化推断，通过随机排列处理组位置，建立安慰剂效应分布，然后测试实际处理组效果和安慰剂效应分布平均值的差异。结果显示，这种影响不是统计偶然性的结果。

最后，研究人员还考察了按平方英里调整面积后的犯罪率。他们用QGIS工具计算了处理组（15.93平方英里）和控制组（149.86平方英里）的面积，并根据面积调整了犯罪数量，结果显示，调整后的效果估计值和主要结果保持一致。虽然入室盗窃和袭击的估计值是负的，但在按面积缩放后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伪造、酒驾和武器犯罪估计值在按面积缩放后却变得有统计学意义了，这说明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有助于遏制犯罪。

从犯罪总数来看，按面积缩放后，估计值虽然为负，但接近零。而社会和其他犯罪行为的估计值是负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和表4结果相反。这可能是因为表4是广谱测量的结果，表5则是靶向测量的结果，犯罪本身的性质造成了这种差异。公共图书馆对人身和财产犯罪的数量有影响，因为这些犯罪直接关联个体安全需求；对社会犯罪的集中度有影响，因为这些犯罪是非定向的，反映社区整体环境质量。

表5 伍德尼斯图书馆开放对堪萨斯城每平方英里每月各类犯罪的影响

[2] 指在统计学中假设检验的初始假设，即假设总体参数或现象之间无差异或无关联。

[3] 数学、统计学术语，指由样本统计量所构造的总体参数的估计区间。

[4] 一种在回归分析中修正异方差问题的方法，通过调整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差，确保统计推断的有效性。

该研究旨在探究公共图书馆对犯罪事件的影响机制。研究人员以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新建成开放的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为研究对象，利用犯罪开放数据库基于具体事件细节的刑事犯罪数据，按照距离公共图书馆的远近来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并采用双重差分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设立公共图书馆确实能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它有助于降低机会犯罪和社会犯罪的集中程度，展现出明显的犯罪威慑效应。通过文献梳理，研究人员归纳了公共图书馆减少犯罪的几个可能原因。Chalfin and McCrary（2017）曾提及“犯罪风险感知”概念，即个人对风险的感知如何影响其犯罪行为。虽然公共图书馆本身可能并不能构成强大的威慑力，但新图书馆周围的配套设施，比如更多的人流量、安全摄像头、照明设备和新的执法巡逻路线，可能会改变人们对犯罪实施难易程度的感知。例如，路灯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减少犯罪的环境设计。

图书馆具有作为安全避风港的功能，在发生自然灾害、紧急情况或者内乱时，图书馆有保护员工、公众和建筑物设施的预案和程序。有研究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安全的地方，69%的人认为在图书馆里是安全的。这种“安全场所”的声誉，使其成为弱势群体的理想活动场所，减少其暴露于街头危险环境的机会。

公共图书馆对贫困人口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获取教育资料的机会往往分配不均，Neuman and Celano（2001）的研究发现，在中产阶级社区，图书与儿童比例为13:1，但在贫困率较高的地区，这一比例则降至1:300。另外，弱势群体在利用图书馆资源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比如经济萧条社区可能缺乏去距离较远图书馆的公共交通，去非本地图书馆需要的时间成本，低收入家庭还要担心图书馆罚金和滞纳金（DePrist，2017）。

虽然该研究无法明确区分是图书馆的实体空间，还是其提供的活动项目在减少犯罪中发挥了作用，但理论上两者都应该有所帮助。图书馆实体的存在增加了犯罪成本，因为图书馆周围更多的人流量和监控设施，提高了犯罪后被逮捕的概率。图书馆的活动项目能提升教育水平和创造力，帮助人们提升就业竞争力，增加了犯罪的机会成本。此外，公共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设施的一部分，还能促进城市警力部署的优化。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决定财政资源配置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外部因素。

尽管研究显示公共图书馆能够减少机会犯罪，但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研究人员虽然探讨了多种可能减少犯罪的机制，但并未能清晰地阐明这些机制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也无法量化其影响。除此之外，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其他本地统计数据来控制社区可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其次，图书馆开放的影响具有全域性，整个城市区域均受其辐射，只是程度不同；第三，社区居民可以使用所有公共图书馆分馆，而距离可能是影响使用强度的关键因素；第四，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分馆的建设周期为四年（2010年秋季至2013年夏季），在此期间，昂贵的建筑设备和大量劳动力涌入可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目标，从而暂时增加了这一期间的犯罪统计数据，进而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偏差；最后，新公共图书馆建筑的文化特性对犯罪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不能孤立看待，此问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此外，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该研究结果与学者Porter（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Porter发现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增加开放时间和恶性袭击率、汽车盗窃率呈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如果纳入更多城市公共图书馆开放/关闭案例，虽然能丰富实证分析数据，但也会带来新问题，特别是处理组和控制组与犯罪趋势之间的可比性会变差。所以，专注于伍德尼斯公共图书馆这一单一案例，能让我们做更系统、更完整的分析，给相关研究文献增添新证据。

未来研究应着重解决上述问题，从以下三个方向深化探索：首先，使用不同的识别策略进行稳健性评估，比如用合成控制法，或者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差异化空间定义；其次，探索图书馆不同的服务内容，如活动项目、资源使用模式等影响犯罪行为的潜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图书馆还可能通过哪些方式影响当地犯罪；最后，鉴于所有城市区域都受到公共图书馆不同程度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如邻近社区犯罪转移现象）在解释相关现象时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这一方面。

编译/殷叶玲，屠淑敏

编译自/
https:///want-to-reduce-crime-science-says-build-libraries/

https://link./article/10.1007/s10824-023-09497-4

编辑/殷叶玲

签发/胡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