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义演(1939-1948年部分义演)
1942年:乱点鸳鸯
1943年:沪上对垒
1944年:狗名狗姓
1945年:同居前后
1947年:跌落高峰1、2 病走津门 塞北之行 杜寿义演 头牌之争 改良京剧
1948年:
1949年:
待续
李少春本来计划在12月24日返平,直到28日,只有侯玉兰和她的女儿乘机返回,有人问到少春的行踪,侯玉兰只是笑而不答,这给人们增添了许多猜疑,人们把目光继续集中在上海,也不见李少春的踪迹,一时间少春的行踪成了迷。直到1948年1月20日,李少春才重新在上海露面,原来失踪的这段时间,李少春去了趟台湾。
本来有人约陈鹤峰去台湾献艺,但他在嘴上说很愿意去,结果打起退堂鼓。李少春听到这个消息后,倒是萌生了去台湾看看的念头,他把侯玉兰送回北平后,就以观光名义去了台湾,表面上是探望白玉薇,背地里却是打探地盘,看看台湾戏院什么样子,条件如何,主要还是考察一下京剧在台湾有无发展的机会。李少春近年在上海已不得意,若凭他的牌子,向外发展,应该还是很有收获的,所以他想在台湾组班子,另谋发展。
李少春到达台湾后,先住在贝当路,也就是敌伪时期日本宪兵队翻译,台湾人刘天禄的家中,在李少春抵台三天后,又迁居了他处。
李少春私底下很像一位银行界的人物或是做买卖的商人,他的脑筋很灵活。在台湾认真考察后,于1月20日返回上海,对这次台湾之行,李少春表示“一共去了18天,对该地的剧坛动态,有不少的收获”。
当时的台湾都是地方小戏,从行头到剧本都仿效京剧,仅唱词为当地土语,并且商店收音机所放的唱片,大部分是京剧的。台湾人不善国语的很多,但以哼哼两句皮黄为最时髦。李少春觉得把台湾京剧市场打开,绝对能成功。然而台湾的生活不比内陆低,娱乐方面票价却不高,这就使在上海挣惯了大钱的角儿们,不肯远渡重洋,觉得不能捞回理想的价钱。李少春更不想冒险,提出了“先以小班入手,一点点再扩大”的见解,于是组织几个小角去打先锋。1月25日由曹婉秋、徐鸿培和韩云峰等人先期赴台,若成绩不错,李少春再组班过去。由这点不难看出,李少春很有头脑,不愧是一位精明的人物。
没想到曹婉秋等人到了台湾后,居然大红大紫,所以李少春也起了赴台的念头,但是组班却是个难题。班子自然是要用起社,但李玉茹、袁世海早已四分五裂,二牌旦角本想找杨菊萍,可是杨菊萍是有夫之妇,单身前往总难免瓜李之嫌,又想邀请郭玉坤一起去,共舞台却极力挽留,这事最终没有确定下来。
转眼李少春在上海已居住三个多月,迟迟不回北京,成为各报的焦点,李少春的举止诡秘,让人琢磨不透。虽然对外声称住在石挥家,但石挥住处只是一个亭子间,仅容下一张床,无法安顿两个人,人们怀着疑惑问到石挥时,他却回答李少春没有跟他住一起,也不知道住在何处,只是据说住在一个有夫之妇的著名舞女提供的地方。
李少春之所以要暂住上海,是因为要接中国戏院马连良的后队,但是马连良生意也迁就做,弄得李少春无门可入。在北方,李桂春又是发脾气,又是声称断绝父子关系,闹的挺热闹,侯玉兰也多次催促他北返,无奈,李少春于2月20日悄然返回北平。据说回到北平后,侯玉兰和他就吵了一架,原因是李少春在沪时,与台湾来的交际花打得火热,被侯玉兰知道了。李少春还想去台湾发展,侯玉兰非要同行不可,加上组班问题没解决,是解放前夕李少春没有去台湾的原因吧。
李少春回到北京后,即宣传重整起社,但是有地位的旦角不肯给李少春跨刀,一般旦角又没有号召力,李少春也不喜欢,接洽的几个旦角均未成功。北平中国国民互助协进会筹募救济基金义演于3月14日在华乐举行,经有力人士极力撮合,刚出狱不久的李万春与刚回京不久的李少春合作演出了《战长沙》,还是比较引人瞩目的。

这里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在重整起社期间,一度因发生意见,与李少春脱离关系的李宝奎、高维廉,又重新傍上了李少春。李宝奎在上海就有智多星的绰号,之所以能吃上李少春,就是他的鬼聪明。少春曾说过,宝二爷聪明,且出力又是向来不落人后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才能几次离而复合的混在一起。
这次李宝奎回起社的进见之物就是对外扬言要给李少春排全部《薛礼》,从投军起到淤泥河救驾为止,全剧约三个小时。
3月17日李少春在长安贴演营业戏,这是重整起社后的第一炮,演出的剧目是《打金砖》。不料,在报纸广告公布后,除李少春外,其余诸人都争起头牌来,管事的为此大伤脑筋,最后决定报纸上广告二牌以姓氏笔画为序;门口的牌子,一块当中是刘连荣,一块当中是李宝奎,上首是金少臣,孙盛武一人各占一块牌,不过是在下面,这才算是解决,李少春听到后,头都有点疼。
因为没有旦角,所以李少春以武戏、猴戏为主,上座率并不佳,这段时期被人们戏称为李少春的黑期,其实此时的黑也与李万春的东山再起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李万春刚出狱,对人们来说有一种新鲜感,而李少春正走霉运,就被奚落了。
王鸿祖在1948年3月21日的《中央日报》发表了《惋惜李少春》的文章,说的比较透彻,我们抄录一下:
我在不久前报刊上发表过一篇《为李少春进一言》的文章,内容是劝他弃武从文,理由写的很完备,但是他似乎并不介意,而依旧走文武双演的路径。那知道当时他能红遍南北,是少了李万春的一支势力,现在李万春出狱了,同样也是文武双演,噱头方面有些是李少春瞠乎其后的。同时李万春又是个有时间性的人物,再加上观众有喜新厌旧的原因,自然李少春会让人置之脑后的。
总之李少春的不肯弃武从文,以求长久之计,这是他走错的一步棋子,不过亡羊补牢,似未晚也。李万春的时间性过去后,李少春还能以新驱旧的,因为那时候李万春已成了旧人物,而冷落许久的李少春,就成了新人物。
以往很多伶人,在他的黑期内进步了很多他本身的艺事,其息影已久的招牌,和进步的艺术,又会拉来未曾忘情的观众们,同时慢慢地能推而广之,恢复原来的地位,或其更高的地位。
李少春不愿颓废,应该利用这个黑期,乘人不备地改变路线,不能自负有甚,轻狂浮躁,想和李万春一拼,要知道汹涌的巨潮湾过来,不想远避,而挺身抗之,是凶多吉少的。
李少春还在努力组班,但左膀右臂均失,也让他很被动。马连良在上海,李万春也应上海之约离开了北平,谭富英在家休养,趁着北平没人唱戏的日子口,李少春要卯上一下子了。3月26日晚,请了侯喜瑞和他唱《连环套》,侯爷关着面子,要了个七百万,据说脑门钱还不算,那天上座五百七十多人,致使李少春叫苦连天。
自回京以后,不走运的李少春断续地唱了几场戏,还是嗓子不太好,致使调门减低了许多,整个人的精神也显萎靡。本来因为内战,市面就不景气,他的这种状况更是上座不佳,4月8日在华乐演出《定军山》,只卖了三张票,不得已临时退票回戏。
李少春自从与侯玉兰同居后,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床,衣着饮食也以奢靡安逸为尚,练功少了,功夫也荒废不少,让很多朋友为他惋惜。小达子对少春和女人起腻也慨叹不置,嗓子也不吊,功夫也不练,对他的前途抱万分的悲观。
在愁眉不展时,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联络约请李少春。其实中国方面早就做了宣传,少春觉得起社的阵容太弱,本人近年号召力也没有以往有把握,故而不敢贸然前去,反让裘盛戎捷足先登,满载而归。少春觉得自己总比花脸有号召力吧,且天津又有红底子,所以才应允接裘盛戎后队。
但是这次天津之行也是颇多周折。首先是起社的旦角没有确定好,李华亭想约章逸云,李少春最终用了张贯珠。
武生方面,毛庆来跟李万春去了上海,所以李少春的武戏也有问题。恰巧张云溪也将在天津演出,方志清(华乐管事)跟张小杰(三庆管事)谈妥了,如果李少春在天津演武戏,下手不灵的话,请张小杰在张云溪班中拆兑两个人帮忙。
其次是中国大戏院实行批账办法,而李少春坚持包银,双方没有谈妥,李华亭找了一个股东协助才得以解决。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天津中国大戏院只给了五天的包银,北平的各角非十天包银不去,结果中国大戏院的大管事周绩春再三请求,才改成八天的包银,因为日子口紧,等不及到天津取现,周绩春没办法,只好将经历科全体的包银垫上,这个难关才算过去。
4月10日早,李少春赴津,次日以《隔江斗智》打炮。虽然报载该剧文武兼重,但只卖了五成座。14日晚应教育局于庆瑕、王季龙的邀请,演出《文天祥》作为教育局招待观剧。因袁世海未到,本想改演《陆文龙》,又经局方一再请求,李宝奎自告奋勇负责督排,才决定演出该戏。
这次班里少了袁世海,连《打金砖》都叫不响了,《连环套》《兴中唐》更没唱,并且少春来津声明不唱《战太平》《定军山》一类的戏。因为上座不佳,前台为了营业,多次请他贴这些戏,也是碍于面子,最终答应了贴一次。中国又怂恿李少春演猴戏,每日狂满,但客票太多,无法维持,4月21日晚《战太平》虽然满座,但收入仅为数千万元,故李少春不得已停演。
李少春这次天津之行本来心气很高,觉得北平戏园子不景气,到天津或许会有些好转,岂料事与愿违。头三天打炮戏没有卖满,后几天的上座更惨,其原因还是阵容太弱。头牌旦角张贯珠没有号召力,生旦的对儿戏根本不敢贴,李少春演猴戏已经没有多少号召力了,这使他很丢面子,才与前台商议,想请叶盛章加入,充实阵容。
李少春全班的包银一期共四亿一千八百万元,食宿各项除外,后台管事原定支付班底伙计费每人每天三万元,众人因生活费奇高,此数太少为由拒收,并要求加倍支付。4月23日李少春的最后一场戏后,原计划再与叶盛章合作一期,但因包银问题没有谈妥而作罢,李少春也于24日返回北平。
回到北平后,李少春开始以新戏为号召维持着,直到袁世海的重新加入,才见起色,请注意下集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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