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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小友：方寸空间的旧书江湖

文 | 《藏书报》记者　果佳音

“书店经营时间不长，而且店内比较促狭，可能不是大家理想中（旧书店）的样子”，作为旧书店主，谢生本意是为每本书静候有缘人，不过随着近年来自媒体效应作用于文化领域，卫斯理小友频频出现在广州本土探店博主的帖子里、大学生的镜头下、自媒体人的视频中，成为大家日益熟知的“紧邻菜市场的宝藏书店”“老城区的一处活历史”。

2022年末，经营了23年的日雄书屋宣告永久歇业，书店一夜之间空空如也，许多库存没有得到善终。谢生得知后，心想不如自己再来试着开一家旧书店。

接手后一个月的筹备时间里，谢生每天都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期待利用这间小小的书屋让书店事业东山再起。他利用房屋的高度优势砌出隔断，作为“阁楼书库”，同时新打了几组书架，让店面不再像收购站，虽然书架之间只能容许一个人侧身通过，最高处的书依旧需要踩着凳子取阅，但明亮整洁的面貌，为读者营造了雅致安静的读书氛围。 

当地居民习惯随性闲适的生活，若无例外，书店每日中午至晚上八点营业，风雨无阻。靠墙最外一层书架摆满了文史哲旧书刊，各式各类的老版科幻小说、漫画集，包括地志、曲艺、邮集在内的广东文化旧书等，夹道与门前叠放的整理箱中还有特价的旅游杂志和老地图。与记者交谈间隙，淘书者与快递员不时来访，一位老书友刚从星巴克饮了一下午“洋茶”，精神抖擞，广东话伴随着雨落声淅淅沥沥地作响；站在正中书架前的是附近美术学院的学生，缄默却目光专注，一层层工艺美术、名家画作、书法字帖，好似只为他一人流淌的书海。

谢生讲，自己很喜欢小朋友来书店看书，广东人习惯将红包称作“利是”，面额通常是5元或10元，足够小朋友拿走几件漫画或是绘本。傍晚时分，白炽灯将店内照得通明：右侧长桌上正在运行的windows XP台式机，未经整理的几丛书堆半遮半掩着一具琉璃花瓶，而一旁的白墙上贴着谢生最为珍重的一张合影，“2017年我和书友去拜访倪匡时同他照的，这也是我用’卫斯理’命名书店的原因。”谢生爽快答道。

1992年，谢生走出校门，和很多同学一样涌入“打工潮”，在出差和旅行过程中，通过一张张城市地图，挖掘工作之余的淘书乐趣：“每座城市的商业老街都会有一家新华书店，书店都是按定价售书，不过一些老版本的定价非常可人，80年代出版的书基本在2元左右，只要遇到熟悉的，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谢生讲，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一些小县城，买到老版本的机会随处可撷，而这也是他淘书最快乐的时代。 

谢生向记者展示一张1988年出版的广州市主城区地图

他先从熟悉的古籍出版社入手，“当时我在广州北京路古籍书店，看到一套中华书局新版《资治通鉴》，定价200多元，于是想起中山大学附近一家书店的一套老版本是100多元，就马上骑车过去入手了；再比如，我当时买的《二十四史》明史部分，28本才50多块钱。”这种“货比三家”的乐趣，谢生至今回味无穷。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以李洪林《读书无禁区》作为开篇，将读书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予以正名。此后，“读书无禁区”作为一种文化口号和倡行理念，深刻影响了谢生这一代人。很多珠三角地区的书商在求知若渴的氛围中嗅到了商机，着手经营起了租书档，除了内陆市面上通行的读物，他们还将自己淘来的港台版同书友共享。一天5角钱，白天读书，晚上和书友攀比读书战绩，谢生就是在那时领略到了金庸、梁羽生等作家的文笔。 

侠肝义胆、儿女情长，刀光剑影里的一招一式自此在谢生心里扎下了根，他开始将淘书目光转向港台版本。金庸、倪匡、黄霑、蔡澜是闻名遐迩的“香港四大才子”，“论及文学创作，不得不提金庸和倪匡，早年间出书成本高，速度慢，报刊就成为他们连载小说的主阵地。金庸在自己创办的《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其间曾到国外出差，于是请倪匡代笔，只声明一条’不能把主人公写死’。本着惩恶扬善的原则，倪匡大笔一挥就将阿紫写成了瞎子。”谢生笑道，金庸后来将作品成书时，删节了倪匡代笔的大部分，“但淘书者就是有这样的好奇心，想知道初版本的面目”，为刊载原章节的底本四处奔波，在谢生及友人的淘书过程中数不胜数。 

在店内、在谢生家中，随处可见各种版本的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倪匡用笔名“卫斯理”撰写的初版本。谢生翻动着书册思虑道，现在想要把整套集齐已经很难了。在他心目中，倪匡是众体兼备的全才作家，其创造的卫斯理用“超能力”掌控的世界，深刻影响了他的宇宙观，而卫斯理无所不能的“招数”，也为当下的科幻作品提供了灵感来源。“倪匡的想象力令人折服，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情节他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常常让卫斯理的’外星人’朋友出面化解写作上的’僵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物精品众多，谢生准确记得这些书在书店的位置，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因一本书题材有趣从而入手了一个系列，丛书是他当时选购新书的目标。“五角丛书”“中华民国史丛书”“面向世界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内容新颖，封面也绘制得相当用心。谢生感慨道，如今纸质读物的衰落与网络冲击密切相关，但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现在的年轻人接触不到好书，甚至不知道众多优秀作品的存在，久而久之便消磨了求知欲。这种应引起警觉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书籍上，更蔓延至影视、音乐等艺术领域。

“我卖书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接受讲价，因为我的书品相还是很好的，我不会借此抬高书价，而且已经尽可能将书价定到最低。”这种定价自信源于他多年淘书练就的眼力。与此同时，他也呼吁旧书业的买卖双方能够将心比心，为彼此留出良性互动的空间，这样才能对旧书业的未来有所期盼。

2017年，谢生和书友来到倪匡家中拜访。“倪匡自称自己是写汉字最多的人，写作速度很快，所以许多旧书刊都载有他的亲笔，却不一定为他本人所有，甚至他都不记得这些文字的存在。”于是各地书迷自发形成一种默契，为老人家留心其散落各处的影评、书评、底稿等，再借探望之名交还到他手中。2022年，这位香港文坛大家悄然离开人世。 

谢生与倪匡的合影

不止书界名人，就连并肩作战半生的书友，也一同走到了需要告别的路口。前不久谢生得知，一同淘港台版的队伍中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眼力极好的李姓前辈。那日，不常在朋友圈传递悲伤情绪的他，回忆与前辈得闲饮茶的往昔，留下了对前辈的悼词。 

书人难料，书业亦然。工作原因，谢生常住深圳，前些年深圳某大型二手书店开业时名声沸腾，书友都向这一现代化都市横空出世的旧书店寄予厚望。而轰轰烈烈的开始，竟半年后就以惨淡经营收束，“平时这家书店常常论斤卖书，很多读者认为这样很实惠，但是也招致不少非议。书店关闭得太突然了，直到欠费单贴在门口，大家才知道已经背负了60万元的债务。”谢生算了一笔账，半年欠债60万元，相当于书店每个月包括租金、管理费在内的经营成本至少10万元，若想仅仅依靠卖书来折合，按照10块钱一本来算，需一个月至少卖出1万本书。他比划着卫斯理小友的空间无奈笑道，“也就是我这一屋子书一个月内都要卖完，同时还要为书店考虑后路，至少要有10万册书保底，并且不能是读者根本挑选不出来的’呆书’。10%的周转率，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想要经营好一家旧书店，压力真的很大。” 

如今的广州旧书店在顽强生长，展现出不服输的生命力。对比几十年来的行业变迁，谢生认为，内陆的旧书业要想持续发展，既离不开从业者在经营策略上多动脑筋，也迫切需要政策支持和社会层面的格局提升。从年轻时到现在，每次去香港淘书，谢生常见知名书店门口堆满纸箱，里面不仅有收购的旧书，更有许多学者、藏家捐赠的私家藏书——这种文化传承的氛围让他不禁深思。“在孔网唯一的一家香港商铺——如今已经营了32年的神州旧书店，其老板欧阳文利先生从13岁起至白发苍苍，一直坚守在旧书业。先生是我们业界的楷模。”谢生由衷赞叹。 

采访尾声，谢生回忆一路走来的自己，回想今日扎进旧书堆的读者，谈到他们和新书买家终究是不同的，旧书爱好者往往对书籍更一往情深，“很多书的内容已经熟记于心，可我们只是眷恋那份与书初遇时的感动。”谢生再次结束一日的经营，拉下书店的卷帘门，踏着月色与星辰转身而去，他痴迷于淘书的岁月已为“殊途同归”作了更好的注脚——那便是与墨香为伴，与故人旧事笑忘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