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5年第3期
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交泰殿烧毁。翌年奉旨重建，拆用始建于明景泰年间的京师隆福寺真如殿材木，并另寻直隶肃宁县福田寺材木补建真如殿。真如殿补建方案留下了较为详尽的数据，可与其近世遗影相参照，还原其平面设计与大木结构，并进一步推测这座明代殿堂的原初设计。乾清宫重建之役的这场材木腾挪在三座建筑之间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亦可借此一窥利用既存建筑材木实现新营造的可能性与基本前提。
1 一场重建与一场补建
2 隆福寺真如殿补建方案与实际补建的真如殿
3 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的设计还原
4 大木设计与有用之材
5 结语
李纬文
LI Weiwen
1 一场重建与一场补建
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承值太监等不戒于火”，乾清宫灾，并延烧交泰殿。当火势继续向北触及坤宁宫前檐时，“幸赖西北风起”，坤宁宫得以幸存。翌日，训政中的太上皇帝降谕解释了灾毁情况，将天戒的对象认定为自身，免去了清仁宗在形而上层面的责任。关于重建工程，他明确指示“于春融集料兴工，即行修葺完善，诸复旧观”。同一天，仁宗严厉处置了火灾的实际责任者，“将失火延烧之太监及失于稽查之总管太监等分别治罪”。
火灾之后，工程团队迅速开始筹措重建乾清宫、交泰殿的木材。十月二十四日，向通州、天津等商旅繁荣的漕运港口寻求采买大木，并同时发布了“应用楠木柏木等项尺寸”，即重建工程最主要用材的规格。朝廷发布的用材规格相当宏巨，其中最高等级规格“长四丈至四丈五尺，径三尺五寸”相当于长12.8～14.4米、直径约1.12米的圆木，超过了现状太和殿金柱柱径。通州、天津等地是否有符合规格的大木，未见后续进展。当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学士伯和指示直隶献县地方称：“乾清宫工程现需购办木植。闻得该县交界处所有魏公张家庄大庙一座，木料似乎合用。兹特派内务府郎中德庆带领匠作人等前往相度。”命献县方面予以配合，踏勘该庙殿堂大木是否符合乾清宫工程的需要。
此事说明，工程团队已经非常明确，重修乾清宫所需的材木无法全部通过采买获得，在严峻的工期要求之下，也不可能发起采木工役。利用现存建筑的材木将是必然选择。至于献县魏公张家庄大庙具体为何庙、其材木是否被拆往京师应用，暂未见后续记载。
嘉庆三年（1798）十月初十日，仁宗奉太上皇帝还宫，“阅视乾清宫、交泰殿工程，规模宏整，悉复旧观”（图1，图2）。此时距两座建筑烧毁尚不足一年，工程可谓迅速。在回顾重建历程时，太上皇帝仅仅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即“上年腊底择吉安梁”。“安梁”并非上梁，应仅是在搭建施工用脚手架时，预先将脊檩用材托举至预定位置的仪式。在此后，大木结构才逐步成型。至于乾清宫大木用材到底是如何在如此短时间内集齐，太上皇仅仅总结称“并不费采购之烦”，证实了采买通州、天津等地市场上的大木并不是首要的解决之道，而是有某些其他更为现成的途径。
图1 乾清宫现状
图2 乾清宫平面图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重建两座殿宇，即便在嘉庆初年，内帑总体充盈、营造团队饱经乾隆朝历练的情况下，也意味着集中调度大量物料与人员，君臣上下几乎不可能再分心他顾别项经营。但是恰恰在太上皇指定的春融兴工之时，和珅、福长安突然奉旨补修京师隆福寺。嘉庆三年（1798）三月初九日，二人向仁宗呈报“总管内务府大臣和珅等奏为补修隆福寺需用工料银两事”，指出这项工程仅涉及隆福寺前殿真如殿（《乾隆京城全图》标注为“慈天广覆”，应是真如殿下檐所悬匾额），该殿“实因年久，木植俱有糟朽且沉湾；地基柱顶沉下。当即派员踏勘，查此座大殿实属残坏，势需拆盖修理”，并上报了一版详细的补建方案。
隆福寺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是京师东城的巨刹，与南京承恩寺同因大太监王瑾舍宅为寺而起，南京承恩寺“颁赐《大藏经典》碑”碑阴载：“公（王瑾）甲第二区，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为本寺，北为大隆福寺云。”其具体沿革及建筑布局本文不再赘述。隆福寺前殿真如殿是一座重檐大殿，而明代北京皇家寺观正殿为重檐者寥寥，可知其规制罕有。在紧迫的乾清宫工役期间，忽然关注隆福寺的修缮，仁宗此举似乎反常。这两项工程之间的关系，官修史与奏疏等均未提及，似乎有意讳言，但却在朝鲜《李朝实录》中留下了明确的记载。嘉庆三年（1798）三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长安上奏修补隆福寺方案之后不多时，当时在京的朝鲜冬至使书状官洪乐游记述了乾清宫、交泰殿重建的安排：“昨年十月，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敕该管大臣，于春瀜后集料兴工。已自腊月，广设簟棚于地安门内，工匠云集，日夜治木石。而正殿之梁木用楠木，长可九丈，故遍求不得，惟隆福寺佛殿材是楠木，尺数可当，故毁撤佛殿，取其材以建正殿，而计其工役，则今年五六月可以就讫。隆福寺则更以他材，从后更造云。”
这则关键记载表明，仁宗突然关注隆福寺的修缮，是因为其前殿的用材可以为乾清宫重建所用，修缮只是拆用材木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和珅等人制定的“修缮方案”仅涉及隆福寺真如殿，并且十分强调彻底拆盖该殿的必要性。和珅奏疏中所称的“实属残坏”，恐怕是出于领会仁宗意图的夸张说法。按隆福寺前殿在明代景泰四年（1453）建成后，未见有灾毁重建记载，并在雍正三年（1725）又经历修缮。乾隆五十二年（1787），和珅等人奏报隆福寺的修缮需求时，还称除了毗卢殿以外的殿堂“看其形势，虽有渗漏，尚可无庸修理”，而到了嘉庆三年（1798），其真如殿却迅速残损到不得不落架重建的程度，颇有可疑之处。
隆福寺与乾清宫一外一内、一卑一尊。以隆福寺救乾清宫之急，再徐徐补建隆福寺，问题得以转移到宫禁之外。有趣的是，隆福寺真如殿的补建计划几乎是乾清宫、交泰殿重建的翻版：“今查有肃宁县地方张家庄福田寺一座，原系年久庙宇，其房间倒坏者甚多，惟查前殿、后殿、后楼三座，共房二十九间，虽属残坏，大木尺寸尚属堪用。拟将此三座木植全行拆卸运京，抵做隆福寺真如殿大木之用。”肃宁县是魏忠贤家乡，从福田寺遗址出土碑记判断该寺曾是魏忠贤生祠。清康熙十一年（1672）《肃宁县志》福田寺条记载“在城东南二十五里张家庄，殿宇壮丽，迥异寻常，基延五十余亩”，注曰“本村魏宦造”。乾隆二十一年（1756）《肃宁县志》进一步记载该寺为“明天启四年建”。该志收录《游福田寺步豫章喻南乔中翰韵呈尹明府》一诗，指出福田寺为“明魏珰所建，杰阁丰碑，颇极崇侈”。结合这些信息可以发现，肃宁县东南25里实际已经非常接近献县地界，可以推断，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初一日伯和为筹措乾清宫材木发往献县的札中所提到的“该县交界处所有魏公张家庄大庙一座”与嘉庆三年（1798）三月初九日补建隆福寺真如殿奏案中的肃宁县张家庄福田寺即是同一座寺庙。这也解释了为何献县、肃宁县各种县志中并不见“魏公张家庄大庙”地名，因为此处的“魏公”并非地名，实指福田寺的营建者，明末权监魏忠贤。
由此可以还原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交泰殿灾后仁宗君臣的火速运筹：首先明确通过拆用现有建筑的材木实现乾清宫重建，为此选定了献县、肃宁县交界处张家庄（今肃宁县窝北镇大张家庄村）的明构庙宇福田寺。但福田寺或许用材不敷，又或许被认为意味不祥，不便直接与乾清宫之役发生互动，于是到了嘉庆三年（1798）乾清宫真正兴工之时，改为征用京师大刹隆福寺真如殿。隆福寺是皇家寺庙，其前殿拆撤之后需要补建，于是再拆用福田寺建筑，实现真如殿的补建。如此一来，通过添加隆福寺这一周转节点，整个腾挪路径得以完成。张琼等学者研究显示，现状乾清宫“是紫禁城内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座几乎纯以楠木建造的清代建筑”，其楠木样本占比超过90%，并根据朝鲜《李朝实录》指出，这种情况与嘉庆重修之役以隆福寺为材木来源有直接关系。但这一腾挪路径仅仅在京师范围内实现了闭环，至于福田寺的完整性，则不在官方营造团队的考虑范围内。它既是魏忠贤所建，以当时的营造伦理，亦没有理由兴复。有趣的是，根据当地记载，“到民国时期，福田寺的三皇、治世两大殿，玉皇阁、山门及寺前魏家河石桥仍然保存完好”。这是否意味着被朝廷征用后，当地又曾对该寺加以兴复？个中细节尚待进一步探究。
在嘉庆初年的这场紧急工役中，共有四座建筑（群）被同一条材木腾挪路径串联起来，并因此具有了直接的互文性。其中三座位于京师，它们分别是得以重建为现状的乾清宫、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以及得到补建的隆福寺真如殿。下文将从这次工役出发，着重讨论隆福寺真如殿的规制。
2 隆福寺真如殿补建方案与实际补建的真如殿
在乾清宫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文献记载营造团队曾经考虑“优化”乾清宫的营建标准或大木设计。从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四日公布的材木标准来看，朝廷依然希望以较高标准实现乾清宫的重建，甚至没有主动考虑帮攒梁柱等策略的迹象。但对隆福寺真如殿的补建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事实上，整个材木腾挪路径的可行性就在于通过设计“优化”真如殿的用材规格，用其大材而补以小材。
在嘉庆三年（1798）三月二十二日的奏疏中，和珅等人首先确定了补建真如殿的原则：“若仍照旧式五间建盖，所需木植较大，一时难以购办。今拟照旧式，改盖七间，复其旧有尺寸。”
这意味着在不改动真如殿平面规模的前提下，通过增加或协调其开间，降低大木构的最大跨度。明梁等枋料的截面积要求往往更甚于殿柱，所以尽管殿柱增多，仍然可以实现材木总成本的有效减小。根据奏疏数据，补建真如殿面阔101尺，进深55尺，重檐庑殿顶，殿后附带一座庑座（明人多称虎座）。在此基础上，真如殿补建方案的平面设计明确体现了“加柱减跨”的思路：“今拟补盖七间，内明间面阔一丈六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四尺五寸，四次稍间各面阔一丈四尺，通面阔十丈一尺。进深各显三间，内明间面阔二丈，二次间各面阔一丈七尺五寸，通进深五丈五尺。柱高一丈七尺五寸，径一尺七寸；前金、两山添安金柱十四根，高三丈三尺二寸，径二尺；钻金柱十二根，高三丈五尺五寸，径二尺四寸。”
暂时不计后庑座（方案没有记载庑座面阔，暂按与明间相同表现），这则柱网设计共分三个圈层：20根檐柱、14根金柱（上檐檐柱）、12根钻金柱。其中14根金柱如前后对称分布，则前后各仅能安排7根，难以分配给各缝，推测此处明间二缝前檐减柱两根，利于殿内活动的展开。结合奏疏中的开间面阔信息，可以还原该设计如图3。
图3 嘉庆三年（1798）隆福寺真如殿补建方案平面推测（单位：尺）
该殿设计进深共六排柱，但侧立面仅显三间。从其金柱数量推测，其上檐角柱均不落地，而是以童柱形式落在水平构件上。这种做法在现存明清重檐建筑中亦可见到，如大高玄殿、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紫禁城崇楼以及清代诸陵隆恩殿等均是如此。但与这些案例相比，真如殿补建方案的用柱明显更密，除了上檐明间二柱、角柱不落地之外，几乎是满堂柱网，其核心开间的平面跨度控制在16尺×20尺，即约512厘米×640厘米。
已知隆福寺真如殿最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烧毁。在此之前它留下了唯一一张已知影像，表现了它的部分月台与正立面（图4）。
图4 清末烧毁前的隆福寺真如殿旧照
嘉庆以来至光绪，该殿未再有重建记载，故而照片中的殿堂应即是嘉庆初年补建的结构。斗栱形制上下檐均为七踩斗栱，单翘重昂，与一般重檐建筑上檐较下檐斗栱多出一跳的设计规律不同。补建方案提出“安单翘重昂斗科……大木仍用旧斗科”，符合照片中的斗栱形制。而仍用旧斗科的策略意味着斗栱用材不变，其数量与排布节奏也没有大的改变——这将成为嘉庆真如殿补建方案与明代真如殿原构之间的一个关键联系。奏疏没有提到斗栱的具体用材，对材等的还原还需从梁架设计上寻找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补建方案中提到的12根“钻金柱”，在一些案例中，钻金柱意味着直通金檩的柱，应用在设计有天花藻井的殿堂建筑中，属于殿堂做法厅堂化的一种策略。但从方案提供的数据看，12根钻金柱的高度与14根上檐檐柱之间仅有2.3尺高差，这一点差距并不能使其上通金檩，整个设计方案仍然是殿堂式。有两种设计可以造成这种高差，第一种可能是“上层草架中的童柱直接立于下层内柱柱头上，中间无斗栱托垫。因此内柱与檐柱相差斗栱层的高度”，但这种设计会使得上部梁架的构件拉结高度依赖这些平摆浮搁的童柱。第二种可能是补建方案中的真如殿不设计内槽斗栱，上檐各缝挑尖梁前后贯通，直接压在金柱柱头上，承托屋盖层梁架（图5）。在潭柘寺大雄宝殿东西第二缝上即可见到这种做法（图6），大慧寺大悲宝殿明间与次间四缝也采用该做法，如此，上部结构至少能保持抬梁的完整性。
图5嘉庆三年（1798）隆福寺补建方案中上檐檐柱与钻金柱设计高差推测示意图（单位：斗口）
图6 潭柘寺大雄宝殿西二缝上檐挑尖梁压在金柱柱头上的做法
无论采用上述哪种设计，这2.3尺的小小高差都是上檐斗栱层的高度。如果采取挑尖梁压金柱柱头的设计，则根据明清官式做法，当真如殿上檐应用七踩斗栱时，钻金柱与上檐檐柱的高差为：
平板枋+坐斗斗底+坐斗斗腰+材高×3
按斗口计算，则为2+0.8+0.4+2×3=9.2（斗口）
将这9.2斗口对应于2.3尺的高差设计值，则1斗口恰为2.5寸。这是明清官式建筑斗口的常见取值，亦符合学界关于“明代官式建筑斗口取值以0.25寸为等差值递减”的认识。由奏疏推测，真如殿在改造前后均保持了这一斗栱用材。至此真如殿用材得以确定。
然而清末真如殿旧照尽管在该殿用材上提供了关键信息，但照片上的真如殿与嘉庆补建方案之间却在立面设计上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补建方案中，该殿正立面开间面阔以当心间独大，其他开间面阔则近似。但在照片中，该殿当心三间面阔几乎相等，其攒当数亦相等，从第二次间开始面阔陡降。这是明代建筑开间节奏模式中的一种，同样应用于先农坛太岁殿、拜殿，石景山法海寺大殿，紫禁城长春宫、钟粹宫、储秀宫等遗构。在这些案例中，正立面次间面阔约为明间的95%，攒当数则与明间相等，仅通过攒当距的微调配合细微的面阔差值，而第二次间的面阔则显著减小至约为明间的三分之二或更小（表1）。在始建于清代的建筑中，这种开间节奏则少见得多。尽管一些遗构也体现出当心三间面阔均较大的特点，但其比例规律与上述明构案例不尽相同：或如承德普宁、普乐、殊像等寺之前殿，当心三间面阔近乎趋同；或如奉先殿，明间、次间、第二次间面阔分别为7.28米、6.4米、4.71米，面阔比100/88/65，次间又相对偏小。
表1 明间、次间面阔近似的部分明代遗构情况
注：根据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第48～49页、卓媛媛《故宫长春宫大木结构特点初步分析》第313页整理。
根据照片显示，清末真如殿明间与两次间均安排6攒平身科斗栱，即面阔为7攒当；其余四个开间均安排4攒平身科斗栱，即面阔为5攒当，其通面阔为41攒当。在已知真如殿总面阔101尺、斗口2.5寸的前提下，可通过攒当分布对各间面阔进行还原。首先假设该殿各间攒当都是均等的，完全按攒当数分配，可得一版各间尺度，其明间与两次间面阔相等。但实际上，旧照虽不易察觉真如殿明、次间的面阔差异，但可以辨认次间隔扇的三交六椀菱花每扇有四条竖向棂条，而明间隔扇每扇有五条竖向棂条，可知其当心间面阔必然略大于次间。所以再微调其当心三间的面阔，并进行取整，得到符合大木设计规律的各间尺度（表2）。
表2 对真如殿旧照中各间面阔的还原
将这一开间节奏与嘉庆补建方案进行对比，则可得下表（表3）。
表3 隆福寺真如殿嘉庆补建方案与照片实际状态的各开间面阔取值对比
如此还原照片中的开间尺度，檐柱高度不大于明间面阔，明/次间/第二次间面阔比约为100/94/68，与已知采用“当心三间并大”开间节奏的明代遗构基本一致（图7）。嘉庆年间补建的殿宇如何却显现出与明代建筑更为相似的开间节奏？较大可能即是因为用于补建真如殿的肃宁县福田寺亦为明构。如果实际重建的真如殿正立面开间节奏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福田寺核心部分的设计，那么体现出当心三间面阔近似的明构特征也就不为怪了。
图7 真如殿旧照的正立面开间节奏（上）、旧照还原尺度（中）及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尺度（下）的对比（单位：尺）
开间节奏的调整也势必造成柱网设计的调整。如果直接将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中的柱网设计代入照片中这座真如殿的尺度，会发现由于稍间较窄，使得方案中的山面上檐檐柱过于接近内金柱（图8左）。在景德崇圣殿等已知案例中，当正立面不设廊间时，山面上檐檐柱全部不落地，以童柱形式落在下檐挑尖梁上。如果不拘于奏疏中进深显三间的要求，取消两山的上檐檐柱，而补足下檐檐柱，则可形成一种规则的柱网（图8右）。可惜未见真如殿烧毁前侧立面的照片，无从得知最终实现的补建设计具体在山面上作何安排。
图8 结合旧照与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的真如殿柱网还原推测（左）与柱网规则化后的假想方案（右）（单位：尺）
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是一个没有实现的过程方案。这一方案如何过渡为旧照中的设计，目前不得而知。奏疏数据与照片中真如殿正立面的显著不一致意味着在嘉庆三年（1798）三月二十二日的补建方案上奏之后，又出现了史料未载的调整。原来的补建方案没有实施，让位于一种更显著具有明代特征的设计。在仁宗营造团队忙于乾清宫重建的这一年，真如殿设计的调整恐怕不是主动的美学考量，而是根据所获得的明构材木实际情况进行的权衡。
此外，开间面阔调整后，后庑座的面阔是否跟着明间调整，尚无进一步文献支撑。考虑到后庑座是相对独立的结构，其栋梁短细，也非乾清宫重建所需，有就地沿用的可能性，下文中仍假设为16尺。如此则庑座小于明间面阔。这种情况在明显陵大殿等案例中亦存在，在结构上不构成问题。
3 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的设计还原
至于隆福寺那座被拆用材木的明代真如殿具体规制如何，嘉庆三年（1798）的奏疏中未遑涉及，它的大木构件便迅速被加工成了今日乾清宫的梁柱。和珅、福长安等人仅仅提到了补建真如殿与真如殿原构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即“旧式五间”，补建后则为七间。真如殿原构有着更大的开间跨度。
真如殿原构的各开间面阔如何，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隆福寺修缮中留下了线索。上文中曾提到，在这次修缮中，隆福寺各殿“虽有渗漏，尚可无庸修理”。但唯独“重檐毗卢殿一座，因年久，榫卯脱落，大木歪闪，因恐坍塌至有损坏，已经拆卸，今应行补盖”。从补建方案来看，并未涉及调整该殿柱网。这场落架大修所留下的数据应即是毗卢殿的原始平面设计数据：“隆福寺重檐毗卢殿一座，计三间，内明间面阔二丈四尺，二次间各面阔一丈六尺，进深二丈五尺，前后廊各深七尺五寸。柱高一丈四尺八寸，径一尺五寸；金柱通高二丈六尺六寸，径一尺九寸……后庑座一间，面阔一丈六尺，进深九尺五寸，柱高九尺八寸，径一尺一寸。”（图9）
图9 乾隆五十二年（1787）奏疏中的隆福寺毗卢殿平面设计（单位：尺）
这则数据虽然不涉及真如殿，但同处于隆福寺中轴线上的毗卢殿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真如殿的设计信息。毗卢殿是隆福寺第三进殿，其明间面阔达到24尺，远超真如殿嘉庆补建方案中明间设计面阔16尺以及照片中实际明间面阔推算18尺。可以推断，景泰始建时，作为前殿的真如殿，其明间面阔不应小于第三进殿毗卢殿的明间面阔。明代建筑群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尽管体量各不相同，但往往采用相同或近似的明间面阔，由北京太庙、社稷坛等案例即可得见。由此可以推测，真如殿原构明间面阔同为24尺的可能性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嘉庆补建方案中提到真如殿“旧式五间”，但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修缮之前，由理藩院于乾隆五十年（1785）提交的残损踏勘报告中，却称“真如殿七间”，似乎矛盾。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可能是真如殿原构在正立面东西两端设计有廊间，使得两种开间统计方式皆属合理。
事实上，在绘制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乾隆京城全图》中，真如殿原构的立面形象即是面阔五间加左右廊间共七间（图10）。
图10 《乾隆京城全图》第六排第四列局部隆福寺真如殿立面形象
明确了清代档案中记载真如殿原构的开间数不一致是源于其廊间，接下来便需考虑廊间的尺度。明代建筑用材相近时，尽管体量悬殊，其廊间进深也往往是类似的，这从应用4寸斗口的太庙享殿与神武门、西华门等建筑的副阶宽度均在270～280厘米取值即可见一斑。由隆福寺毗卢殿前后檐的进深7.5尺推测，真如殿原构也有着约7.5尺宽度的副阶。已知真如殿经过嘉庆拆建后平面规模未变，其原构通进深同为55尺，则此时其上檐总进深恰为557.5×2=40（尺）；其通面阔为101尺，当其明间面阔24尺、廊间阔7.5尺时，其四个次间平均面阔为15.5尺，均符合明代建筑以较整尺度进行平面设计的逻辑。至于进深方向的梁架设计，可以假设侧立面即是嘉庆补建方案中的三开间格局（嘉庆方案之所以坚持进深显三间，较大可能即是沿用了原构的侧立面设计），但室内当心四缝需要一排内金柱以实现前后分槽，分别安置其“八部天龙，一华藏界具”的标志性藻井以及主尊造像。假设其藻井所在为一正方形开间，则可以获得一版平面还原设计（图11）。
图11 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平面复原推测（单位：尺）
至于这座明代原构的后庑座，其进深暂按嘉庆补建方案呈现，面阔则参考毗卢殿后庑座的16尺。
接下来再通过台基形态来佐证真如殿正立面的柱位复原。真如殿月台的尺度未见载于文献，仅有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中的隆福寺一节提供的全寺平面图表现了真如殿台基范围，且附带有比例尺（图12）。依据该图估算，真如殿台基总宽约37.4米，总深约22.3米；月台总宽约28.9米，总深约10.7米；后抱厦台基宽约10.9米，进深约4.2米。如果换算为尺，则台基总宽约117尺，总深约70尺；月台总宽为90尺，总深约33.5尺；后抱厦台基总宽约34尺，进深约13尺（图13）。将此台基与已知殿堂平面尺度相比较，则台基在殿身东西两山各留出8尺下檐出，在殿身前后檐各留出7.5尺下檐出，四向下檐出基本均等，符合设计规律。民国测绘的台基与清代档案中的殿身平面达成了统一。
图12 《北平庙宇调查·内三区卷》中的隆福寺平面测绘图及其比例尺
图13 根据《北平庙宇调查》隆福寺平面测绘图还原的真如殿台基范围与殿身规模对照（单位：尺）
但此时，开间与台基却不相契合。殿堂类建筑前出月台的宽度与台基上的建筑设计往往有着直接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月台宽度对应建筑物正立面上设置殿门的当心若干间，或再向外涵盖一对开间，在辽金以来的大型殿堂中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策略。明代大型殿堂延续了这一设计策略，且月台与殿堂当心若干间的对应关系更为牢固。这种对应关系在众多官式建筑或遗址案例中均可得见（表4）。
表4 部分明代官式殿堂/ 厅堂的月台宽度与开间、殿门之间的关系
表4中的案例大部分以月台边界阶条石或石栏板望柱中线直对某缝檐柱。一些案例中月台边界与殿堂檐柱不完全对应，其实际边缘往往较檐柱柱位略靠外侧，但在设计意图上的对应关系是明确的。
结合民国测绘与旧照柱网还原可知，真如殿月台相当宽大，超过了嘉庆补建殿身当心五间的总阔。从旧照亦可见，月台西边界的石栏板明显比真如殿西三缝檐柱更加靠西。这种情况与殿堂建筑月台的设计惯例不符，推测与嘉庆初年拆建真如殿时对其开间进行调整有直接关系。照片中的月台西边界应曾与真如殿明代原构的一根檐柱相对应，而真如殿补建时，月台并未调整，于是这种对应关系便受到了破坏。
按上文还原真如寺明代原构正立面各间面阔，其当心五间总面阔为86尺。又根据《北平庙宇调查》测绘推算得真如殿月台总宽为90尺，即每侧仅有2尺差值。由此推测，真如殿的月台宽度与原初设计殿身当心五间总面阔之间存在明确的互动。《北平庙宇调查》没有说明其测绘图中台基范围的认定标准，但可以推测，对于隆福寺真如殿的须弥座式台基，测绘时其平面范围有较大可能即以土衬石外缘或须弥座下枋等较易测量处为准。而在立面设计中，实际与殿堂檐柱柱位呼应的是石栏板望柱中线。由于台基顶部在须弥座上枋与石栏板地栿之间、地栿边缘与望柱边缘之间等处还有多次内收，台基脚部总宽与其两端石栏板望柱中线间距（以下称“净宽”）之间存在差值，因此这条中线往往较台基脚部边缘靠内1尺左右，至于紫禁城三大殿台基、乾清宫台基等高大台基，望柱中线与台基脚部边缘之间的平面距离可以达到2尺。暂按1尺计入这一差值，则真如殿月台净宽约88尺，与推测殿身东三缝、西三缝前檐柱中线之间仅约1尺的差距。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上文对真如殿明代原构正立面各间面阔的还原亦与其留存至近世的台基相符，应与事实较为切近。
考虑到《北平庙宇调查》测绘图比例尺较小，可能存在误差，本文将一种理想的真如殿原构台基-柱网平面复原方案表现如下（图14）。
图14 对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平面设计的理想化还原
从其平面构成来看，这座明代真如殿与神武门城楼多少有些近似，只不过用材较小，正立面较短。其进深方向的跨度55尺——约17.6米，与神武门城楼进深17.96米几乎相同。至于梁架设计，已知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为“连下檐九檩重檐庑殿”，从字面意思看，是包括下檐正心檩在内总共九檩，则上层屋面为七檩大木。补建方案的用意在于降低构件跨度，由此推测，明代原构的檩数不应较此更多。如明代原构上檐同为七檩大木，其梁架安排恰与神武门相同，但因真如殿材等显著较神武门为小，其各间架进深合斗口倍数更大。真如殿总进深合160倍斗口，平均每架深26.7斗口，较一般案例偏大。实际分配则必然以檐步最深，金步脊步较小。虽然进深类似，但真如殿与神武门是两座性质全然不同的建筑。神武门不设内柱的简约设计，固然与明初大木储备充盈的营造条件有关，也与它室内空间相对简单的使用模式有关。而真如殿作为庙宇正殿，则必然考虑造像的安置与参观者动线的引导，采取一系列设柱、移柱的策略便不可避免了。
而到了嘉庆初年，真如殿为乾清宫之役贡献了材木因而需要补建时，清代营造者便不得不以一种更加“扁平化”的方式去理解真如殿的结构，即如何以最稳妥、经济的方式实现其原有的规模和形象。从嘉庆补建方案中上檐挑尖梁压在内柱柱头上的做法推测，该版方案中也使用了明构中常见的通檐挑尖梁作为七架梁来实现40尺的跨度。但是明代原构至多仅靠一排内槽斗栱为这些大梁提供额外支点，而补建方案中则是两排直接顶在梁身上的内柱，实现“实拍挑尖梁”的稳固支撑（图15）。这样一来，尽管嘉庆补建方案的用木规模甚至因为增柱而看起来比原构更大，但是简化的梁柱节点将使得整个上部结构的材木品质要求较原构降低许多，单体构件的截面积亦可减小，其材木总成本仍然是更为经济的。
图15 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左）与清代补建方案（右）大木设计明间剖面对比
由此可见，在大木充盈的时代，功能，而非材木，才是左右建筑物平面设计的首要因素，但在大木紧缺的时代，摆在营造者面前的选择便要少得多了。
4 大木设计与有用之材
嘉庆初年的一系列材木腾挪事件令本文获得了一次对隆福寺真如殿的几个历史状态进行探讨的机会。但这场腾挪的终点——现状乾清宫，则尚未被纳入观察范围。下面不妨通过它的主要大木构件情况，来推测这些构件的可能来源，以及两座殿堂之间的材木互动逻辑。
在现状乾清宫中，最具标志性的大木构件就是它当心六缝的钻金柱（图16）。这些巨柱直抵五架梁下，其高度甚于太和殿金柱，在室内减柱的情况下有效降低了进深方向梁架的跨度，避免使用通檐挑尖梁，是殿堂做法厅堂化的典型案例。嘉庆二年（1797）失火前的乾清宫是顺治时期重建的结果，其结构设计未留下资料。但顺治重修的现状坤宁宫也有相似的钻金柱设计，由此推测顺治时期的乾清宫已经采用了这一设计。
图16 乾清宫核心梁材与柱材示意图
可以确定的是，明代乾清宫原本并没有这种设计，而是采用了传统的殿堂式结构。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初八，“火发坤宁宫，延及乾清宫，一时俱烬”。此后的重修工役极为曲折，留下了一系列文献，其中即包括贺仲轼《两宫鼎建记》。该记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明代乾清宫规制，但提供了大量关于材用、工料、关防等方面的信息。其中提到“两宫栋梁，长九丈，围一丈三四尺。见贮楠木中绳墨者，百无一二”。这里的数据不是构件形制，而是所用圆木的规格。九丈之数初看起来极为夸张，但万历两宫重建之役对贺仲轼的父亲贺盛瑞而言是一段非常艰险而沉重的历史，贺仲轼没有理由在这些技术细节上采取文学化的修辞。可以推测，这一数据意味着万历时期的乾清宫屋盖层设计仍然使用了一系列由上檐挑尖梁贯通而形成的通檐大梁。将“围一丈三四尺”的圆木加工成枋料，可获得约3.2尺的梁高，即约101厘米，这是相当可观的截面规模。至于“长九丈”，即28米有余。即便考虑到加工余地，这一数字仍远大于现状乾清宫上檐进深20.17米，或许意味着明代万历重建时所面对的乾清宫旧基曾经有着更大的平面尺度。事实上，这种极端用材的通檐大梁做法在明代较为普遍，如太庙享殿“进深方向由上檐挑尖梁直接贯通而为十一架梁”，这将意味着至少23.345米的长度（图17）；其截面积更是达到150.2厘米×94.4厘米，用材规模远大于其为公众津津乐道的中柱。当明代长期高强度的采木工役使得我国西南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巨大消耗之后，这种极端用材率先变得不可获取，通过钻金柱分解屋盖层梁架的跨度、避免极端材木的应用，逐渐成为新的设计策略。钻金柱固然也需要巨材，但与建筑屋架总进深相比，终究尺度稍逊，而柱材又比枋料减小了截面积的加工损耗。
图17 太庙享殿核心梁材与柱材示意图
万历重建之后，两宫又于明末战火中损毁，至顺治时期得到重修。具体是在什么样残构的基础上重修，没有详细记载，但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十七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乾清门、坤宁门竖柱”，说明其大木结构经过了重新构建，在这种程度的重修中改易大木设计是有可能的。可以推测，在两宫大木构设计中应用钻金柱，即是从顺治重修时开始的。在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四日发布的材木等级要求共三项，其中最高等用材“长四丈至四丈四五尺，径三尺五寸”，即最大长度约14.4米，直径约1.12米。这一项材木应即是针对这些钻金柱制定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在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中，恐怕也没有这样尺度的大木，因为它作为明代早期的殿堂，采用钻金等厅堂化做法的可能性不大；而真如殿上檐总进深即为40尺，在它的屋架上无法找到跨度超过四丈的梁架构件，更何况枋料还需要改圆才能充作殿柱，绝难奢望三尺五寸的直径。由此推测，现状乾清宫中的这些钻金柱另有来源，或是各地厂库中的旧料，而非隆福寺真如殿遗材。下一等材木“长二丈七八尺至三丈，径二尺八寸”，即最大长度约9.6米，直径约0.896米，与现状乾清宫上檐檐柱的直径0.89米几乎一致，唯长度不及后者的11米。最下等材木“长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径二尺四寸”，即最大长度约6.2米，直径约0.768米，可以满足现状乾清宫下檐檐柱的长度5.94米与直径0.62米。
真如殿体量不及乾清宫，它的柱材不敷乾清宫使用。假设嘉庆三年（1798）真如殿补建方案维持了真如殿的柱高（这是不改变该殿体量观感的基本前提），则根据“柱高一丈七尺五寸……前金、两山添安金柱十四根，高三丈三尺二寸”反推明代真如殿原构檐柱与上檐檐柱分别高约5.6米与10.62米。这两则数据不及现状乾清宫的5.94米与11米。真如殿遗材之所以在乾清宫重建中得以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平面设计中有若干项与乾清宫接近（表5）。
表5 现状乾清宫与还原隆福寺真如殿明代原构若干水平构件跨度对比（单位：米）
作为明早期殿堂，隆福寺真如殿主要在水平方向构件跨度上展示出了优势。从表5可见，乾清宫正立面除了较为宽大的第一次间以及稍间需要调配用材以外，其他各间的枋料完全可以从真如殿的近似位置材木中获取。至于进深方向，真如殿有很大可能在屋盖层当心四缝使用四根通檐七架梁，实现上檐40尺的进深跨度。以这些枋料实现现状乾清宫七架梁是完全可行的。
5 结语
乾清宫、交泰殿重建完成，太上皇帝阅视轮奂重新，嘉悦之余，在诗中指示火灾之事“纪载应入于嘉庆二年”，因为普天之下已经“纪年嘉庆匪乾隆”。他以此强调，自己揽下天人感应的责任，是对嗣皇帝的格外恩典。正寝修复、化灾为祥，自信一生的高宗开始期待自己的九旬万万寿庆典。庆典最终未能发生，而乾清宫重建之役成了高宗、仁宗两朝营造前后相承的节点。此后巨材愈发难得，而巨构也逐渐稀有。
当这场迅捷而低调的重建发生时，宫中仍然在沿用乾隆年号，而重建工役中调集大木、腾挪前朝殿材的关键环节，也仍然有着乾隆时期营造活动的鲜明风格。乾清宫最终没有用上肃宁县福田寺的材木，没有与魏忠贤产生交集，但京师隆福寺同样是明代宦官发起的营造，前朝的巨木与巨珰跟着历史兜兜转转，始终没有远离宫禁。
乾清宫重建之役的营造链条实际串联起了六座建筑：烧毁的顺治重修乾清宫、拆用的隆福寺明代真如殿、拆用的福田寺明代大殿、停留在嘉庆三年（1798）补建方案中的真如殿、实际补建并存续到1901年的真如殿，以及经过重建存在至今的乾清宫。借由这场重建，我们不仅得以完善对存在到近世的北京隆福寺真如殿的认识，还得以一窥明代早期的皇家营造，以及当时大兴隆、大隆福等巨刹壮丽甲于京师的剪影。此外亦可感受到在材木资源的漫长退行中，清代营造者们为了尽力在重要建筑物重建中维持原有设计的尺度与体量，在大木构设计中所实现的积极探索。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三位匿名审稿老师的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李纬文，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北京城市史、建筑史与建筑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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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纬文. 清嘉庆朝乾清宫重建之役与北京隆福寺真如殿规制复原[J]//建筑史学刊，2025，6（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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