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笔者于1993年正式提出“华西系玉器”观点，迄今已近三十年。当初是为了能将收录于戴应新先生《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长文中，1976年征集自陕北神木石峁的一百二十六件玉器全彩出版，在与《故宫文物月刊》主编的协商下，笔者配合撰写《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分六期同步刊出[2]。拙文虽发表于1993年，事实上是个人从1979-80年走访欧美二十多间博物馆后，对史前玉器区域特征提出的观察表述。

“华西系玉器”的观点，最初不但被学界轻视，甚至被斥为“海外无知者的胡说”。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发掘公布，此一论点已逐渐得到颇多学者的认同。近二十多年来，笔者分次前往晋、陕、甘、青、宁探访，向第一线考古学者请教，也逐渐深化自己对“华西系玉器”的认识。

曾有年轻学子问我，是否受到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影响[3]，才提出“华西、华东两系统玉器”的观点？我的答案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相反”的。笔者是先以玉器为视点，确认史前先民因生态差异而发展了东、西不同的玉文化，再进一步肯定史学界“夷夏东西说”的正确性。

反思自己“华西系玉器”观念的形成，最初起因于对玉料的认识与对制作工艺遗痕的观察。

笔者于1974夏开始任职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于1976-77年赴台湾大学地质系正式选修一学年矿物学。再据以熟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北故宫典藏的出土与传世玉器。1979 至1980年，笔者探访欧美二十余间博物馆，在各馆库房中检视二十世纪前半流散的大量中国古玉。由于已受过矿物学基础训练，笔者观察发现，在史前阶段不但玉料多元，具区域性，且不同的玉料与各式玉器器类间，存在某些稳定的对应关系。

当时笔者对于一种常用以制作片状带刃器，外观呈不透明深灰色调（灰青、灰绿、灰褐等），分布不规则深浅团块斑的矿物感到好奇。我实在无法判断它是否属真玉中的“闪玉”（nephrite）[4]？这个迷团深埋心中，直到1989年，台北故宫购藏了多件这类质地的玉器，我选择三件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光祖研究員以X光绕射仪检测，确定它们为闪玉，1990年首度发表检测结果[5]，图一为其中一件[6]。

1987-92年，笔者广搜考古出土资料，分项研究发表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又综合出版专书[7]。当时已根据用料不同以及切割与钻孔方式有别，将史前玉器略分为华东、华西两系风格。

治上古史的学者都知道徐旭生提出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说[8]。我在1994年一篇通俗小文《古玉的认识与赏析》中，首度将中国史前玉器从风格上呈现明显的三个板块，与古史传说的东夷、苗蛮、华夏三大集团，也就是古文献所称的夷、越、羌三大族系作了连结[9]。此一观点也发表在1995年出版的专书《蓝田山房藏玉百选》中。该年七月牛津大学罗森教授（Prof. Jessica Rawson）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古玉展，并召开“中国玉器学术研讨会”，我在该会上宣读论文“A Theory of the Three Origins of Jad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玉器三源论”，我的论文分别以中文、英文发表，已是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论述[10]。

1998年隆冬，我在北京某个博物馆库房，和一位年长者一起看玉器，我把我的观点告知对方，并用了“三大板块”一词概括之。当时那位年长者颇为动容，后来我就发现他在其著作中抄用了我的论点，却“忘记做附注”了。

事实上，我的学思脉络并未就此停止。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新的考古资料逐渐公布与个人研究的日益深入，“华西系玉器”的实质内涵也逐步被深入研究。

2004, 2005年，笔者负责制作以台北故宫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玉之灵》网页及光盘。当我面对只有山川海湖的自然地图时，很易看出自东北向西南绵延着一条山脉链：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将华夏大地分为以湖绿与浅棕二色表现的东、西两片。如众所周知，在地理学上分别称这两片大地为“第三阶梯”与“第二阶梯”。华东大地不但滨海，空气湿润，且整体海拔低，多平原、湖泊；华西大地多高山崇岭，气候干旱。（图二）

将新石器时代各种玉器对应地图中的位置，华东大地从北边的红山文化，到南边的凌家滩－崧泽－良渚等文化，除了带刃的玉质工具、兵器外，主要是雕琢各式动物纹的人体装饰品；而华西大地上，除了锛凿铲钺等带刃器外，还有大量光素的圆璧、方琮、多璜联璧等，而牙璋、多孔长刀就集中于华西的陕北。

因此，当时我笃定相信是自然生态差异，造就史前先民不同的美学观，所以发展出光素与多纹两种不同的玉器艺术。

这一阶段的成果除了于2005, 2006年先后完成玉之灵网页、光盘这样的非纸本出版品外，主要的学术论述是2007年发表《“华西系统玉器”观点形成与研究展望》[11]，文中虽强调自然生态是形成华西与华东玉器风格差异的主因，但仍重视华东玉文化对华西地区的影响。

2009年夏，笔者与台湾其他学者组团，商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員为顾问，从青海的西宁经甘肃的兰州、天水、静宁、会宁，宁夏的隆德、固原，抵达银川，沿途各考古所、博物馆、文管所等都给予最大的协助，收集许多过去已知或未知的各种资料。这一趟旅行的资料日后曾提供给学术界友人，作为规划齐家文化玉器展的参考。

承蒙静宁博物馆内部人员告知，有名的“静宁七宝”本应该是八件。当初乡民发现时是四璧、四琮同埋一坑，坑上压了石版，后经公安人员向民众追讨时，有一件玉璧因破损而未上缴。图三即是该馆走廊上悬挂“静宁七宝”的图片[12]。从已征集三件玉璧的外径为32.1-27.3厘米推测，那件因破损而未上缴的玉璧应该尺寸相彷佛，那么厚实的玉璧肯定要用重物捶击才能打破，这就暗示我们，四璧四琮在掩埋时可能举行过某种祭仪，可能用“毁器”表达将玉器致送神明的敬意[13]。

 “静宁八宝”的讯息令我相当震撼。因为1992年我访问美国的圣路易博物馆，欧阳国兴主任主动出示一组质料与做工很相似的齐家文化风格玉璧、玉琮，（图四）具称是捐赠者年轻时自中国一起购得。

图五是一件高20.7厘米的玉琮，戴应新先生于1981年在长安上泉村征集。据乡民告知，此琮与一件大如草帽的玉璧同坑出土，璧已卖出，玉琮则被乡民当作枕头用了十多年[14]。 

所以，笔者在1992,1993年时就已受启发，齐家风格的璧与琮常是成组掩埋的。但是静宁博物馆的资料更说明了“毁器”仪式的可能性。

华西地区经由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史前玉器不多，但是海内外许多博物馆却藏有数量庞大的史前华西风格各式玉器。究其原因，除了上个世纪以来，考古经费、人力等的分配失衡等因素外，还因为史前黄河上中游先民有个“坑埋玉器”的传统。即是直接把祭祀过的玉器成坑埋藏。在数千年的悠悠岁月中，人们在山林野地无意间挖出一些光素无纹的厚实玉器后，或直接留存，或随意出售被当玉料改制他物，尤其是明晚期制作仿赝古玉的风气盛，光素古玉更常被改雕，甚至加以染色供牟利。

笔者服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经常在库房看到很多从质地与制作遗痕就可确认是华西系的玉璧、玉琮。华西方琮，有着从扁矮歪小到高大端正，从几乎无射口，（图六）经浅圈形射口，（图七）发展到高大圆筒形射口的变化过程[15]，所以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相信在黄河上中游的史前文化里，玉琮有其本土根源。

曾有人问我，为何不考虑如图六,图七这样看来古拙的小玉琮，可能是从高大精致玉琮，逐步简化蜕变的成品？我的答案是：闪玉是坚韧的矿物，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将之制作成器。如果先民在实际历练中已提升雕琢闪玉的技术，可以制作较为规整端庄的大琮后，即或要制作一件小尺寸的玉琮，还是会采用当时最省时省工的前卫技术去琢制。

但是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学界较多人误以为玉琮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先民的发明，在良渚文化衰亡后，玉琮文化向西北传播、逐渐光素化、粗糙化，才发展成齐家文化玉琮。这种完全不合历史真相的大误解，导因于二：

（一）误称良渚文化早期套戴于宗教人物的腕部或臂部的玉镯为“琮”。目前在良渚早期文化中，看不出这些玉镯具有“祭祀神祇”的功能，且其外轮廓多为圆弧形，没有“方”的内涵。最明确的资料为吴家埠出土一件未完工的有中孔的方筒，四个边壁都平整，但在上下两端各以尖器刻上丁线，表示还要进一度琢出射口，并要将四个边壁琢成圆弧形[16]。良渚晚期发展出真正外壁平直、剖面作方形的方琮。这不排除是通过上层交流网，接受他方文化刺激所产生文化突变[17]。

（二）因为二十多年前，部份考古遗址被错估了年代，更因为考古学界及相关的学术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排比图片、甚至只是排比线绘图，既不深思无实际功能却被大量制作的玉器究竟反映先民何种创形理念，也不辨识玉质，不细查制作与改制痕迹，更不知道传世器、流散品的全貌，人云亦云地传布误解与偏见。

如图八、九、十三件，即是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经常被学者们当作证明良渚玉琮向西北传播，传播中途被解构的产品。

图八、九两件，是上个世纪在山西中部陶寺文化的墓葬中出土，前者滑石质，平放在墓主左手部位。后者闪玉质，套在墓主右臂，直接当手镯用。笔者曾仔细观察实物，推测后者是用扁矮式齐家风格玉琮切去四个三角尖，再加刻横纹而成。上个世纪晚期到本世纪初，陶寺文化的年代多被评估在公元前2600至前2000年[18]。但是2015年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襄汾陶寺》，图八、九两件所属的墓葬已确知是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至前1700年[19]。

图十玉琮于本世纪初发掘自晋南清凉寺第三期墓地M52，2006年时，清凉寺三期墓地曾被订为庙底沟二期文化[20]。而在2006年前后，考古学界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定的较早，年代下限有公元前2500, 2400, 2300年多种说法。但发掘主持人薛新明研究员再仔细整理资料后，认为该墓地第三期应属龙山文化阶段，碳十四测年年代上限约公元前2050年[21]。换言之，在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晚到公元前2050年左右始结束[22]。

师赵村第七期第8号墓出土一璧一琮，是目前有明确出土地点与考古学文化的可贵资料[23]。二者的质地属同一种，基本呈宽的灰白带围绕大片蓝绿色闪玉，在本文下一节称此为“第二种典型华西闪玉”，只是在这件琮上，蓝绿色与灰白色的分界线较不明显。（图十一、十二）[24]

师赵村第七期遗存的碳14测年约为公元前2335-2042年[25]。叶茂林研究员参与发掘并亲自送标本至碳十四检测单位，得到确切的科学数据。但是上个世纪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齐家文化偏晚，发掘主持人在统稿时将该年代改归入师赵村第六期。近日笔者已将《故宫藏玉精选全集‧第二卷》完稿，书稿中有发掘人叶茂林研究员的补充意见，特转载于此文附注[26]。

事实上，李水城、王辉两位教授的论文，都曾将齐家文化上限上推至公元前2600年左右[27]。但有待更多考古学界资源的投注，才能梳理清楚公元前第三千纪黄河上中游考古学面貌。

以上四件玉琮，均经笔者仔细检视实物，以图10师赵村玉琮体积最小、制作较歪而拙气，这些特点都相似于图05, 06清宫旧藏的两件，但师赵村玉琮已有比较明确的短射口，此一造型可作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齐家文化早期玉琮的标竿。与之相比，图07与09二件都比较大，方正厚实器壁特征比较成熟，射口较高也琢磨较佳，它们也出自年代较晚的的墓葬。

所以近年来图07-09玉琮所属墓葬年代的确认，已破解已往只靠排图片，草率所作的推论。

事实上只要通览考古发掘、征集的玉石琮、以及大量的传世器、流散品，就很笃定地确知史前华夏大地上的玉琮有“典型西区玉琮”与“典型东区玉琮”[28]。分别在黄河上中游及长江下游。夹在这两大区中间的地区，如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等地，零星地出现各种中介形玉琮，有的取了边壁上的中央直槽、有的取了平行分节、有的取了一双圆眼。花样虽繁，但每种都不会制作很多件。数量少、不成系统的情形，说明了玉琮文化在这些地区没能真正生根茁壮，笔者认为只能释为东、西两系玉琮在文化交流时偶然产生的“混血儿”[29]。

2014年初冬，我们台湾的研究工作者们获得薛新明研究员的同意，检视了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也一同在运城盐湖博物馆参观了该墓地在正式发掘前，被盗掘又被公安追缴的大批玉器。后者依盗掘地名通称为“坡头玉器”。据薛新明研究员的观察分析，该批应该多属清凉寺三期墓葬所埋。但是，我们熟悉玉器的研究者一看即知，“坡头玉器”以及清凉寺墓地三期出土质地是闪玉的玉器，大部份是直接来自西边的“齐家文化玉器”，或齐家文化向东传播至陕北，吸收华东装饰纹饰发展的所谓“晋陕龙山系玉器”，图十即为一例。

只是晋南的先民们，不曾将璧与琮成组当礼器祭祀后埋藏，而直接将之当作人体装饰品，最常见就是直接将琮与璧戴作腕饰。（图十三、图十四）[30]。所以运城盐湖博物馆展出的齐家玉璧，中孔孔壁常有被长期配戴而磨润的现象。（图十五）

在参访了晋南清凉寺墓地出土与征集玉器后，笔者曾强烈怀疑是齐家文化先民为了争夺晋南出产的池盐，带着玉器，从渭水流域远征到晋南[31]。但是薛新明研究员考虑在清凉寺三期墓葬中继续沿用二期时流行的剖面作楔形的石璧，所以推测：征服二期的三期先民仍是当地居民，他们用解池的盐向西北方换取玉料，自行制作这些玉器[32]。但事实上，清凉寺三期出土玉器，无论玉质、工艺、造型，都属典型齐家文化风格，晋南地区既无玉料，也无制作玉器的工艺传统。推测用池盐交换而来的，应是玉器成品，而非玉料[33]。

近年来对华西系玉器研究起到重要影响的还有两处发掘：杨官寨与双庵。前者在2015已发表线图[34]，后者是2013年北京大学秦岭教授带领学生做田野实习的发现，但尚未发表简报，2017年，承蒙秦教授告知并准许我在学术论着中披露讯息，特此申谢。

陕西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是庙底沟文化（或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遗址，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3637-2918年[35]。遗址中发现一件石璧、二件石琮的残块，三件分三个独立坑埋藏。（图十六）[36]笔者认为很可能在庙底沟文化阶段，黄河中游先民已发展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同类感通”的思维，所以制作带中孔的圆形、方形石器以祭祀天神地祇。换言之，在当时，古老的“天体崇拜”的宗教信仰很可能已萌芽。

陕西宝鸡市岐山双庵遗址尚未出版简报，据秦教授告知，在一个约当客省庄文化期的灰坑中，一白石琮压在半个白石璧上。该琮的中孔周边有一圈很浅的射口。整体颇相似前文图七。

双庵资料非常重要，暗示在“先齐家时期”，璧与琮已成组掩埋，坑中亦无其他文物，但璧与琮二者上下叠压，琮的孔缘刻意制作了浅浅的圈形射口。

华西系的玉琮有个清晰的演变脉络，就是琮体外轮廓一定方形，矮琮偶而在转角处稍磨圆，但四壁仍维持平直；随著玉石琮体逐渐增高，而在中孔上下孔缘琢制对称的突起射口，这是费工、费时、费料的工作，过去，无人对射口的出现与功能提出解释，但笔者怀疑，先民不辞辛劳琢制射口，或是为了稳固圆璧方琮的叠压。

笔者收集多组同坑出土的璧与琮的资料，有的圆璧中孔可直接套在方琮射口（见本文（中）），有的套不进去。笔者怀疑当时可能制作颇多圆璧、方琮，祭祀时再作组合，如无法扣合时，或在中孔内插有直竿以固定二者的上下关系。

总之，黄河上中游的先民，约自公元前3500年庙底沟文化时期，可能就形成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同类感通的思维”。为此，先民在没有金属的条件下，以石攻玉地制作大量的、毫无生活功能的圆璧、方琮，最初个别埋藏，约在“先齐家文化时期”就发展成组、且叠压埋藏的礼制[37]。考古发掘及大批传世器、流散品的研究，证明此一萌芽甚早的“天体崇拜”与“感应哲理”， 在华夏大地继续发展了五千多年，直到今日仍积淀在中国广土众民的深层思想中。

史前的华东大地，虽然也发展了高度的玉器工艺，但是以崇拜动物精灵为主要信仰内涵，所制作的除了斧钺等之外，多为雕琢动物纹饰的人体装饰品，用作宗教人物（巫觋）的行头。装饰于冠帽、发际、胸颈、腕臂，甚至缝缀于法衣上。所以笔者分析华东大地自史前至夏时期[38]，主要流行“物精崇拜”，其礼制可称为“宝玉衣礼制”[39]。

东亚大地史前阶段的玉器，其质地主要为闪玉。闪玉属角闪石类（amphibole），是由透闪石（tremolite）与阳起石（actinolite）固溶体集合而成的单矿物岩石，基本成分为钙与镁的硅酸盐。成因有二：其一是从蛇纹石化超基性火成岩经交代变质而成，多为深浅不甚均匀的绿色。其二是镁质大理岩经过接触变质而成，[40]多为白、青白、浅黄绿、灰绿、灰、黑及少量的黄色。

今日玉器市场上的美玉以白色、绿色为最常见，且多带半透明感，因为这种色泽玉料最受大众喜爱，可制作各种饰物与陈设。但考古发掘证明，还有多种外观不白不绿，也无半透明感的闪玉，却是史前先民在与大自然奋斗，磨石制器的经验中逐渐认识的。

近年笔者依外观特征，區分出五种较常见的“典型华西玉料”。

第一种典型华西玉料是色泽比较匀净的，从镁质大理岩变质而成的闪玉。颜色虽有深浅变化，但都微带半透明感。最纯净时是白玉，（图十七）但也可因微量金属离子存在，而泛浅灰青到青绿。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玉料常有特征明显的包裹物或杂质。图十八就散布似藻丝般深褐色包裹物，图十九则分布大片褐黑色斑[41]。迄今未见大陆考古学界给予鉴定，近日为配合笔者主编的《故宫藏玉精选全集‧第二卷》的出版，台北故宫陈东和副研究员用X光荧光光谱（XRF）、显微拉曼光谱术（MRS）、X光绕射图谱术（XRD）检测台北故宫藏同类华西史前玉器，确知如图十七那种藻丝般包裹物是水钠锰矿（Birnessite），如图十八那般大片褐黑色斑则是微量硫化物所致[42]。这样特征明显的包裹物或杂质，是在原矿中已有？还是成器后因埋藏环境造成的次生变化？尚待研究。

图二十是第二种典型华西闪玉，其特征为灰白色的宽带，包围大片细腻无透明感的草绿、蓝绿色闪玉[43]。前文图十一, 十二师赵村出土一组玉璧、琮即是此种玉料。台北故宫藏有数件色泽相似的史前华西玉器，但经过科学检测却得到不同的数据：其一铁含量高达4.5 wt%，属阳起石；另一含铁量低仅0.5 wt%，属透闪石。（图二十一）据推测后者这种含铁量低的深蓝绿色闪玉，可能是玉矿最初生成时受有机质残留所致。至于周围一圈甚宽的灰白闪玉，可能是成矿后受风化所致[44]。

图二十二是第三种典型华西闪玉[45]。这就是前节提及1979-80年笔者在欧美博物馆展厅及库房发现甚多，后来以三件玉器做x光绕射鉴定，才确认的闪玉。

闻广教授曾对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这类玉器取样分析，确知这种闪玉保留了变质前的沈积岩文理，因而有明显的不规则团块，或平行带状波浪条斑。颜色变化大，从浅的牙白、牙黄到灰褐、灰蓝色，细腻无透明感。因为是由很小的雏晶紧密堆积而成，所以可剖成很薄的大片而不会崩碎[46]，华西先民多用之制作长片形带刃器。

图二十三是第四种典型华西闪玉[47]。无透明感的浅棕黄色至灰白色闪玉。这种玉料可能蕴藏于宁夏南部，或因矿体比较大，制作的中型至大型玉璧常厚薄很不匀，有的色泽较单一匀净，有的也带不规则团块等。台北故宫的清宫旧藏中有两件直径达37-39厘米左右的大璧，及一件大小相若，但被切割仅馀一半的半璧，都是这类闪玉。

图二十四是第五种典型华西闪玉[48]。多为墨绿、深褐近乎黑色，主要用以制作石峁文化的牙璋和多孔长刀。台北故宮陈东和副研究员曾利用拉曼光谱及加速器PIXE(粒子诱导激发X光荧光光谱)分析技术，检测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所藏早年流散的石峁玉器，确知铁离子含量高达5wt%至12wt%左右；锰与镍的含量也比较高[49]。

根据笔者旅行探访经验，在陇山地区的甘肃会宁牛门洞、陕西陇县王马嘴出土长达50-77.5厘米的带刃器，均以第三种华西玉料制作[50]。在宁夏固原出土外径近40厘米大璧、高约20多厘米厚实大琮，是第四种华西玉料制作。陇山地区不但有特殊大件齐家文化玉器出土，中型、中小型齐家文化玉器也密集出现于此区，从这现象分析，第三、四种典型华西玉料的玉矿，很可能蕴藏陇山地区。

至于第五种华西玉料，主要是制作石峁文化牙璋、多孔长刀的墨玉。当时可能是石峁文化统治者垄断的資源，地質學家应该在陕北一帶寻找矿源。这种墨玉含铁量特别高，许多征集的牙璋刃部残断甚，1976年征集品里也有造型甚为古拙的墨玉戈。笔者怀疑，在没有正式发展出青铜兵器前，约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石峁文化可能就是利用含铁量高的墨玉兵器，成就相当具侵略性的霸权。

至于数量最大的第一类华西玉料，玉矿的矿源可能不只一处。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马衔山的青白色玉料较早引起地质学界注意。上个世纪末，闻广教授在考察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玉后，又由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赞助考察临洮马衔山，会同当地地质学家采集一些闪玉籽料，从色泽观察，似有笔者分类中的第一、第二种华西玉料。（图二十五）[51]该处目前虽仍可捡拾玉籽料，但未探勘到原生矿[52]。   

本世纪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探勘发掘了三处玉矿：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以及寒窑子玉矿。[53]敦煌旱峡玉矿。（图二十六）[54]大体而言，马鬃山的两处玉矿开采约战国至汉代时。旱峡玉矿虽也有年代较晚的遗存，但最早的年代约距今4000-3700年的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之时[55]。从图25即可知道这类以略带半透明感的青白色闪玉，也常因含有金属离子而呈灰青至浅青绿色，这些都是华西地区史前玉器最常见的色泽了。

虽然已确认甘肃境内蕴藏多处这类闪玉矿，但还需进一步与考古出土玉器做深入对比研究，才可能作进一步的结论。

除了前述五种数量较多的“典型华西玉料”外，笔者的探访确知齐家文化玉器中，确实有少量典型的从蛇纹石化超基性火成岩变质而成的“碧玉”，图二十七即是。由於碧玉的致色元素除了鐵，還有鉻，易形成深浅不匀，較亮麗的翠绿色，更常散布黑色小颗粒状，可能是磁铁矿或铬铁矿的包裹物[56]。

自然界中绿色的矿物不多，彼此还常外观相似。“碧玉”变质自蛇纹石，但有些“蛇纹石”还颇相似于 “碧玉”。譬如后文会论及的，出土自河南灵宝西坡的绿色玉石斧钺，从图片上不易确认。笔者曾专程前往河南省考古所检视实物，始确信考古报告上公布其为“蛇纹石”是完全正确的。詳本文（下）

从镁质大理岩变质而成的闪玉也可能是綠色，但是致色元素只有鐵，所以多為较均匀的草绿至暗绿色，且不会有小颗黑色包裹物。目前大陆地质学界多称從鎂質大理岩變質的綠色玉为“青玉”，易导致误解[57]。笔者建议直接称之为“绿玉”。

黄河流域出土颇多绿色玉石质带刃玉工具，多缺乏对质地的科学检测。仅从目验实物或翻阅图片，难以确知是前述的“碧玉”？或“绿玉”？甚或只是“蛇纹石”？均有待科學鑑定。（图二十八）[58]

前文图二地图除了明确显示大兴安岭至雪峰山的山脉链区隔了华东与华西，清楚标示陇山的位置在今日陕西、甘肃、宁夏之交，还清楚標示華西地區可分為黄河上游的“甘青宁高原”、中游的“晋陕高原”，以及长江上游制作玉器的“川西平原”。 如提要所言，本长文也依照这三个区块，讨论史前至夏时期的玉器文化。因篇幅甚长而分上、中、下三篇发表。

表一是以文明探源工程结案的基础表格，再增加其他参考资料所作的年表。也配合图二，以湖绿、浅棕为华东、华西二区的底色[59]。岭南及少数地区未能列入。二里头文化地理位置应属华东地区的边缘，此表暂时放在黄河中游的区块，特此说明。 

如表一所示，仰韶文化是公元前5000至前2700年左右，黄河上、中游分布广，延续长的一支考古学文化[60]。仰韶中期时，约于公元前3800年以后发展成庙底沟文化（或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约于公元前3300年以后，黄河上游与中游有了不同的发展：上游的甘肃天水以西、青海东北、宁夏南部这一区域发展出马家窑文化。但在黄河中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地区[61]，经过仰韶文化晚期，约在公元前2700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约延续到公元前2300年。

介于公元前3000至前2700年是一段复杂的过渡期。被认为最可能是齐家文化前身的常山下层文化，年代上限约公元前2930加减180年[62]。所以本文将公元前3000至前2300年间，黄河上中游分布的常山下层文化、菜园文化、半山文化、客省庄文化等，统称为“先齐家诸文化”。将于本文（中）讨论之。

虽然表一以公元前2300年作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下限，但事实上在陕西、山西境内多处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延续甚晚，前文已说明，在山西南部运城盆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延续至公元前2050年始进入龙山文化时期[63]。或因晋南地处该文化的核心区，文化变迁时，经常核心地区最晚蜕变[64]。

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玉器多为工具类端刃器，即是刃部在全器的短端，多需结合木柄使用。图二十九所收集的，除了3无柄孔的玉石斧较为少见外[65]，其他都是华西地区常见的器形[66]。值得注意的是劈砍用的正刃玉石斧，与撬土用的玉石铲有不同的接柄方式，但因在墓葬中木柄多腐朽无存，当下考古报告中，常将“斧钺”误称为“铲”，因此本文中引用考古数据时常调整品名。

仰韶文化早中期遗址出土“玉器”的地点不多。在图三十上红色数字1-5标明五个地点，或出土用真正闪玉制作器物（1大地湾、2龙岗寺），或出土似玉美石制作的玉礼器（3杨官寨、4老坟岗、5西坡）。这五处外，还有颇多曾出土玉器的地点，但有的系早期徵集品，如咸阳尹家湾出有十餘件蛇紋石斧鉞，近年始公布[67]，也有的如西乡何家湾，虽出土玉石器颇多，却因首发时未有质地鉴定与彩图公布，日后虽有论文述及，本文亦不在图中注记[68]。 

图三十上的1号为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分为五期，第一期属大地湾文化69]。第二、三、四期属仰韶文化[70]。出土玉锛、玉凿，（图三十一）及一件玉方璧[71]。（图三十二）大地湾正式报告所附19件出土“玉器”鉴定书中，属于真正闪玉（nephrite，即是阳起石actinolite与透闪石trmolite的固溶体）的共9件，其中2件被闻广教授订为“半玉”， 根据资料内容可知是阳起石（actinolite）与钠长石（albite）的混合。换言之，就是不够纯的真玉[72]。图三十二玉璧即为二件“半玉”之一[73]。

图三十上的2号为陕西南郑龙岗寺，该处是资料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但因发掘及编写报告甚早，器物线绘图和墓葬平面图只选样公布，许多应该记录、统计交代的数据缺如[74]。造成玉器研究上的不便。与大地湾相比，龙岗寺出土玉器，除了数量多、器类多之外，尺寸也大得多。

1998年杨亚长研究员在《东亚玉器》一书的论文中说明龙岗寺出土26件玉器均为绿色或白色半透明状软玉。但未说明鉴定方法[75]。这里所称的“软玉”即是闪玉。据笔者陆续目验过部份实物可确知，多属本文所称第一类典型华西玉料，除了锛、凿外，还有斧、铲、刀、簇四类。

杨亚长论文公布8件彩图、17件线绘图[76]。本文图三十三至三十五三件均质美工精，根据报告，图三十三玉斧出自119号墓，该墓的墓主是女性；图三十四玉钺出自346号墓，该墓的墓主是男性。第335号墓随葬品除陶器外，只有一件玉质的所谓“刀”（图三十五）[77]、一块磨石，“玉刀”放置右上臂接近肘部。（图三十六）龙岗寺第276号墓也出土一把与图三十五非常相似的“玉刀”，放置于墓主右肘部。（图三十七）这二把玉刀的尺寸相近，在墓葬中摆放方式相似，被横放在墓主右手肘关节上，刃线向下，有孔的柄端向着墓主，是否曾装接木柄？值得研究。从图三十三至图三十七资料可知，此时无论男、女都可拥有相似等级的玉质带刃器。

除了已公布少量彩图的玉器可查到相关墓葬资料外，龙岗寺第111、第345号二座墓葬资料值得分析。如图三十八、图三十九所示，虽然每座墓各有一件尺寸不大的所谓“玉铲”被放在肩部或手上，但同墓内也随葬尺寸较大的一或二件所谓“石铲”，都在右腿部位，最高可近右手，也可压在大腿、膝盖上，基本横置，刃端向外。这样的放置，暗示它们很可能不是用作撬土的农具“铲”，而是用作劈砍的“斧钺”。

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阶级分化尚不明显。此墓群又分三期，属中期的第345号墓（图三十九）是单人墓中最大、最深、最规整的一座，墓主人是30-35岁男性，高达180厘米，随葬品多达35件，报告中特别强调此墓出土长达46.8、48厘米两件大型石斧（报告中称为“石铲”）不见于其他墓中， 墓主左手上一件磨制精细的玉斧（报告中称为“玉铲”），也少见于其他墓葬[78]。由此可知，可能在公元前4200至前3800年，仰韶早期中晚段[79]，玉石斧钺的尺寸、质地，及磨制精致度，已开始成为社会中领导者的身份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玉瑞器”传统的滥觞。

同属仰韶文化，时序稍晚的河南西峡老坟岗与河南灵宝西坡，也就是图三十上标为4、5的二处，承袭了龙岗寺以玉石斧钺象征身份的传统，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河南西峡老坟岗属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的早期遗存（约公元前3800至前3500年），出土颇多宽椭形白绿交杂美石磨治的钺[80]，（图四十,四十一）该报告未交代质地鉴定，仅称“面多有蛇形纹”，笔者怀疑可能属蛇纹石（serpentine）。玉石斧钺在墓中摆放的位置与龙岗寺相似，多在墓主身旁，刃端向外。

属仰韶文化中期晚段至仰韶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约公元前3500至前2700年），出土的玉石钺多呈长的垂胆形，少数无穿，多数在柄端钻一圆孔。（图四十二,四十三）无论放在墓主手臂旁、脸颊下或头端上方，一律与墓主身躯平行，刃端多朝头端[81]。笔者认为这是华西系统玉瑞器发展成熟的表征。周朝以后，中国历代在典礼中玉圭的执拿方向都将刃端朝上。玉圭，就是玉斧钺在礼制上的专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主要以直刃或浅弧刃的玉石斧钺作为礼制上的圭[82]。

灵宝西坡发掘品的质地并未用拉曼光谱鉴定，而是简单地测试硬度后仅以肉眼观察判读绿色、褐色为蛇纹石，白色者为方解石[83]。笔者于2018年3月获得发掘主持人馬蕭林院長同意检视实物，认为鉴定结果应属可信[84]。

值得注意的是，图四十二玉石钺器表有明显的同向不等径的圆弧形切割痕，显示这是用线切割技法留下的痕迹。这与常见流行于史前华西的直条形片切割痕完全不同。西坡正位于华西、华东两大板块的交界地带，玉器上出现线切割痕，明显是受到华东玉工艺的影响。

但这并不表示西坡出现玉石斧钺，也是接受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约公元前3600至前3200年）向西北传播所致[85]。因为早在仰韶文化早期的中晚段（公元前4200至前3800年），华西本土的玉石斧钺传统已萌芽于陕南汉中地区，龙岗寺与何家湾都有出土[86]。只是考古报告常误定名为“铲”。定名不恰当，资料又公布不全，重要资料未受该有的重视。

值得强调的是，龙岗寺与西坡墓葬资料显示，史前华西地区仰韶时期，并不依性别决定是否可以拥有玉兵（包括：斧、钺、刀），这与华东良渚文化玉钺是男性贵族专利的情况完全不同[87]。此一华西传统甚为重要，因为直到西周时期，高级贵族不分男女都在墓葬中放置代表身份的玉圭[88]。

图三十上的3号，是属庙底沟文化的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目前测得年代数据为公元前3637至前2920年[89]。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虽未出土真正闪玉制品，但出土磨治甚佳的一件石璧与二件石琮的断块。（图十六）发掘主持人王炜林教授认为：“过去的研究显示，呈内圆外方体的真正意义上玉琮的出现，可能已经到了良渚文化的晚期，玉璧琮一起使用，也可能在良渚文化晚期才开始[90]。”

前文已说明，良渚文化早期时并无礼制上的玉琮，只有外壁刻了神祖面纹的玉方镯，充当巫师的行头之一。但二十世纪考古学家被清末吴大澂误导，把瑶山、反山出土的雕纹玉方镯误称为“琮”。到了良渚晚期，玉方镯突然放弃圆弧器壁传统，朝向方正高大发展，此一突变的动力，不排除是通过上层交流网，从黄河上中游引入 “璧琮组配”新礼制。

王炜林教授还强调：“杨官寨石璧琮的确认，打破了学界以前有关中原地区璧琮可能来自良渚的结论，最起码，璧琮这种传统，应该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存在[91]。”     

事实上，黄河上中游从仰韶文化中期以降，到公元前2300年齐家文化早期，正是“璧琮组配”玉礼制从萌芽、发展到定型的时期。杨官寨和师赵村正是两个标竿性资料。後文會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