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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禅师碑》向来被公认为 “初唐四家” 之一薛稷（649 – 713）书法的代表性基准作品。尽管原碑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但现存拓本上的印鉴、历史文献里的相关记载，以及作品风格与唐代文献中 “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的描述相契合，种种迹象似乎为该作品乃薛稷书迹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然而，细究之下，这条证据链存在关键缺失，即从唐代至北宋期间，石碑的相关记录付诸阙如，这使得其历史脉络出现了断层。并且，《信行禅师碑》文本本身亦存在诸多值得深入推敲之处。例如，撰文与立碑之间竟相隔十余年之久，同时文本内容也有偏离主题之嫌。
更为关键的是，《信行禅师碑》的书法风格与原碑保存完好、确系薛稷手笔的《昇仙太子碑》，以及新近发现的《房先忠墓志》中的薛稷书迹截然不同。
本文旨在重新梳理此碑在唐代的历史轨迹，厘清上述诸多疑问，并对《信行禅师碑》作为薛稷书迹的真实性展开重新探讨。
兩件〈信行禪師碑〉拓本
《信行禅师碑》原碑现已不存，现存的拓本有两件。其一，是长久以来为人熟知且长期被视作孤本的何绍基（1799 – 1873）旧藏本，如今收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其二，则是近年来才为众人知晓的翁同龢（1830 – 1904）旧藏本，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先说《唐薛稷信行禅师碑翁同龢本》的传承脉络。此后，该本一直为翁氏家族所珍藏。翁同龢离世后，传至翁之廉（1883 – 1919）手中，后又辗转到翁万戈（1918 – 2020）处。1949 年，翁万戈将其运至美国。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此本一直鲜为人知。直至碑帖专家马成名在翁万戈处重新发现，并将其公之于众。
2018 年，翁万戈将手中的上百件藏品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该拓本便是其中之一。此本后面还留存有翁同书、翁同龢、沈树镛、李文田、敬铭和潘祖荫等晚清文人的跋文。从最后一句话 “志希极上之业，情昬最下之规”且无落款纪年文字来推断，后面理应还有文字，所以两本皆为残本。
《唐薛稷信行禅师碑大谷大学藏本》的拓印时间应略早于波士顿美术馆本。马成名的观点大致无误，两本所呈现出的碑石残缺状况以及刻字的磨损程度都极为相似，由此可以确定，它们皆拓自同一石碑。与此同时，两本的差异也颇为显著。从收录文字的数量以及对原碑文句的保留程度来看，大谷大学本明显优于波士顿美术馆本。
而且，在实物层面，无论是拓墨还是装裱质量，依据马成名的说法，大谷大学本也更胜一筹。
结合印鉴以及历史文本中的记录可知，《信行禅师碑》最早的记录可追溯至北宋的欧阳修和赵明诚，目前有两本拓本存世，其中大谷大学本在南宋时曾由贾似道经手，到明清时期，两本分别有由王鹏冲和刘墉开始的连续且清晰的递藏历史。这条证据链确保了两件拓本均为宋拓。
《信行禅师碑》有待厘清之处
据欧阳修和赵明诚记载，《信行禅师碑》的立碑时间为神龙二年（706）八月，然而撰文者越王李贞（627 – 688）早在垂拱四年（688）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中就已被杀。也就是说，这块碑是在李贞去世多年后才树立的，那么李贞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并非为立此碑而作。《信行禅师碑》撰文与立碑之间的时间差，以及李贞的文章与立碑事件并无关联这一情况，使得此碑的出现显得耐人寻味。
第二点令人费解的是文本内容。《信行禅师碑》的标题《随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并序），暗示这篇文字是在讲述信行禅师兴教的事迹。但《信行禅师碑》洋洋洒洒近两千字，通篇却都在颂扬信行禅师，完全未提及禅师的具体事迹。欧阳修也未看到讲述禅师事迹的文字，他也认为文本内容有些文不对题，“于禅师事迹无所叙述，但为称美之辞而已”。
也就是说，文本在某种程度上的离题，是对《信行禅师碑》进行深入考量时需要关注的第二点。
相较于立碑时间和文本内容，《信行禅师碑》在书法风格方面存在更为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信行禅师碑》被视作薛稷书法的基准作品，主要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拓本开头记有 “上柱国越王贞篹、前中书舍人薛稷书”，著录文献也据此认定其为薛稷所书；其二，《信行禅师碑》的风格与古籍中 “买褚得薛，不失其节” 的说法相契合。
然而，若将《信行禅师碑》与另一件确凿无疑的薛稷真迹 —— 原碑至今仍存的《昇仙太子碑》（碑阳书 “御制” 及立碑时间，碑阴书各大臣姓名官衔稍加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在风格上存在惊人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信行禅师碑》笔画细长，且动作变化丰富，结字呈现出一种舒朗之感；而《昇仙太子碑》的笔画更为粗短、质地均一，字的结体更为紧凑。
其次，《信行禅师碑》的横画普遍存在左低右高的倾斜，有时倾斜幅度较大，像 “书”“内”“元” 等字；而《昇仙太子碑》横画倾斜幅度较小，显得更为自然。并且，《信行禅师碑》常刻意营造字间不同部位的不平衡感以增添趣味，例如 “十” 字长横短竖、“仁” 字左细右粗、“师” 字左高右低，这些特质在《昇仙太子碑》四平八稳的字形中并不存在。甚至在书写薛稷自己的姓名 “薛”、“稷” 时，两件作品也大相径庭。
再者，《昇仙太子碑》书写于圣历二年（699 年），《信行禅师碑》书写于神龙二年（706 年），两碑时间仅相隔七年，且均为石碑书写。考虑到书写时间与材质相近，这种风格差异就显得更为突出。
除《昇仙太子碑》外，近年来新出土的一批拓片中的《房先忠墓志》与《昇仙太子碑》碑阴这两件真迹中的薛稷书风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这表明薛稷的楷书风格在 699 年至 708 年间颇为稳定，也使得 706 年《信行禅师碑》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更加引人关注。
往昔的学者并非对《昇仙太子碑》中薛稷的书迹一无所晓。吴荣光虽曾目睹《神品 唐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上博藏本》与《信行禅师碑》，却对此未作任何评价。中田勇次郎则尝试对二者风格差异进行解释。他将褚遂良的楷书风格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偏向古典、尽显肃穆的保守风格，诸如《伊阙佛龛碑》与《孟法师碑》；另一类则是融入隶法后呈现出的新奇风格，例如《雁塔圣教序》和《房玄龄碑》。
与褚遂良这两种风格相对应，他认为薛稷的《昇仙太子碑》属于褚遂良的保守风格，而《信行禅师碑》则归属新奇风格。这一观点似乎恰好与历史记载中薛稷和褚遂良风格紧密相连的说法相契合。
此解释看似精巧，然而，若稍加比对两人所谓的保守风格，虽不难察觉薛稷与褚遂良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二者的区别同样显而易见，这表明薛稷并非完全照搬褚遂良的风格。可是，当对比两人的新奇风格时，却会发现二者相似到几乎如出一人之手。
立碑：706 年的政治局势和宗教脉络
三阶教由信行禅师（540 – 594）创立，在唐代历经数次兴衰，至宋代时已近乎销声匿迹。信行禅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传教，积累了颇高的声誉并形成教团。隋开皇九年（589 年），信行被隋文帝召入京城，，仅五年后便与世长辞，之后葬于长安城南的终南山。信行去世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年），三阶教遭遇首次禁断：“开皇二十年敕断，不听流行，想同箴勖”。“信行所撰，虽引经文，皆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开皇二十年有敕禁断，不听传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
在第二代领袖僧邕（543 – 631）的领导下，三阶教持续发展，并得到唐太宗的支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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