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句话几乎适用于所有面临变革的行业，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民办高校来说，前半句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后半句则是一道严峻的考题。
事实上，福耀、西湖们的成功，恰恰反衬出传统民办高校的普遍困境。它们用巨量的非营利性资金，重新定义了民办的上限，打造了令人瞩目的天花板。但这束打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却让仍在传统学费依赖模式下挣扎的、真正意义上的民办高校逐渐陷入阴影之中：大众因前者而产生的过高期待，与后者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价值鸿沟”。
正是这道鸿沟，加速了其固有估值逻辑的崩坏。当社会舆论开始用神话的标准去审视每一个普通玩家时，信任的基石便开始松动；高昂的学费本应锚定一个清晰的未来，但当怀疑产生，学生与家长便会迅速撤回信任，冷静地将选择权投向那些更具确定性的地方——公办院校，或是就业导向清晰的职教。
民办院校宏观扩张下的微观困局
要理解这场困局的深刻性，我们必须先将其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一块微不足道的拼图。
民办高校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24所到普通高等学校2919所中的829所[1]，将学校数量的占比从十分之一拉升到超过四分之一。这条陡峭的增长进度条，是中国教育市场化探索最直接的见证。它极大地缓解了国家高等教育投入的压力，为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本科入学机会。
宏观数据能够描绘民办高校规模的扩张，今年高考招生这场残酷的“压力测试”，也能够让这场结构性危机的水下的冰山浮出水面。这场始于志愿填报的信任危机，最终在一次次征集志愿的补录环节中，演变成了无可辩驳的败局：
在上海，本科普通批次的降分录取计划中，近95%的名额（1054/1114） 由民办高校消化，这无异于一场官方背书的集体降价。
在广东，民办本科的困境被量化得更加刺眼——超过半数（14/23）的民办高校未能一次性招满，数万个招生缺额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明确否决票。
更极端的信号来自广西和云南：广西在征集志愿中取消了最低分数线这道最后的尊严防线；云南则历经六轮征集，仿佛一场漫长而绝望的库存清仓[2]……
为何部分民办高校的困境是一种必然
对于许多民办高校而言，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招到好学生，而是如何招到足够的学生活下去。市场的选择机制精准地惩罚那些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无法证明自身价值的院校。
比如我们以空缺榜上位列前茅的湛江科技学院与广州华立学院为样本，两所学校的专业布局呈现出惊人的同质化倾向，这些专业开设门槛相对较低，几乎是所有同类院校的标配，早已是一片红海。尽管两校均开设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但将其置于数百个招生计划中，与顶尖理工科院校的“精英化”、“尖端化”培养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更像是为了有这个专业而设，缺乏差异竞争力。
这些院校的另一个共同点是计划招生人数动辄五六千甚至七千以上。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这种依赖规模经济的旧模式正在遭遇 “规模不经济” 的反噬。巨大的招生指标需要强大的品牌吸引力和就业口碑来支撑。当产品缺乏吸引力时，这样的招生计划就变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了填满名额，学校只能不断降低录取标准，这又反过来稀释生源质量，损害长期声誉，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民办院校学费的“激进狂奔”
生存压力的警报器
如果说招生缺额体现了市场的拒绝，那么学费的涨幅则展现了部分院校的焦虑。在我们统计的2023-2025年全国民办院校学费数据中，一些学校的涨价幅度和速度让人感到惊讶。这份三年间“最低学费涨幅TOP10”榜单，直观反映了部分民办院校面临的严峻成本压力与生存挑战。
张家界学院的最低学费从2023年的1.25万元跃升至2.27万元，涨幅高达82%。这意味着，即便该校最基础的专业，家庭需要支付的成本也经历了巨幅攀升。最低学费本是民办教育承担“普惠性”补充角色的价格基石，是许多家庭踮踮脚能够得上的门槛，如今这个门槛正快速抬高。
学费上涨似乎已成为一种行业性的普遍趋势。通过统计2023-2025年均招生的381所高校中，高达48% 的院校（183所）其最高学费在三年间出现上涨。这表明，近一半的办学者正在尝试通过打造更高端的专业项目来提升收入天花板。更为关键的是，有38% 的院校（146所）其最低学费也同步上调。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院校认为其基础运营成本已无法依靠原有定价覆盖，不得不提高所有专业的收费门槛。
其中有占比34%的最高与最低学费实现了同步上涨。这清晰地表明，对于相当一部分院校而言，提价并非个别专业的策略性调整，而是一次覆盖其全部教育产品的全面性价格重构。当提价从一个选项变为一种趋势时，它所反映的就不再是单纯的办学雄心，而是整个行业在生源竞争加剧、运营成本刚性上升背景下的集体焦虑。
新民办院校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在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当下，传统民办高校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未来的生存法则，将会逐渐转向稀缺性、差异化与极致体验，这也正是福耀、西湖等新型大学之所以备受瞩目的根本原因。
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首次招生数据，与老牌顶尖985高校相比丝毫不落下风。这些学校之所以能实现开门红，同样并非偶然。更聚焦“小规模、精英化” 培养，招生数量极少；巨额的非营利性资金投入（曹德旺、施一公、虞仁荣等），承诺了人均极高的教育资源比如师生比、实验室设备、海外交流机会等，直接对标甚至超越顶尖公办高校，彻底解决了性价比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不在于它们招到了多少学生，而在于它们彻底打开了社会对“民办”二字的想象空间和价值上限。
如何衡量一所学校是否成功转向了高质量和强特色？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用科学的评估体系发布各省域排名前10%的民办本科高校榜单。
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降分录取或新型民办高校的特殊性并不能代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但其同时强调，民办本科的生存逻辑已然发生根本性转变——必须“从价值逻辑重构入手，建立以质量为核心、以特色为抓手的新办学范式”，这不再仅仅是一种发展建议，更是一场关乎生存的严峻预警[3]。
参考资料
[1]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 (2025). 2025年全国民办高校数量分析.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2]陈绪厚. (2025年8月19日). 多地出现民办高校三、四轮征集志愿后仍未招满现象，专家：需改变办学思路. 澎湃新闻.
[3]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 (2025). 理性看待部分民办本科高校招生遇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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