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诗人徐志摩死于空难，震惊了整个文坛。
那年他不过三十四岁，风华正茂，却陨落于济南山间的迷雾中。
随着他的离去，爱恨旋涡也在不同的人心中翻滚，张幼仪的冷静、陆小曼的否认、老父亲徐申如的沉痛。
一段段隐秘的情感被掀开，一笔笔不为人知的供养也浮出水面。
为何陆小曼能在丈夫去世后，仍享受长达十八年的经济支持？是谁在悄无声息地供养她？
徐家媳妇
1931年11月的一天，张幼仪在云裳衣店里亲自翻阅新到的布料样本，一边还惦记着那几件赶工的男式衬衫——是徐志摩特意来催的。
这个前夫如今已不再属于她，却仍像老朋友一样，偶尔出现在她生活的缝隙里。
谁也没有想到，之前那一场平常的见面，竟是诀别。
张幼仪正在休息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张幼仪从浅眠中惊醒。
她披上披肩开门，一位穿着邮差制服的年轻人神色凝重地站在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封电报。
“徐先生出事了，飞机坠毁，遗体在济南。”
她愣了片刻，几乎不敢相信，她的手在发抖，几秒之后，那封还未展开的电报终于落入她掌中。
信差犹豫着开口：“陆太太……她不肯收电报，说这不是真的，拒绝认尸。”
一句话比电报更具冲击力。
在她看来，无论如何，陆小曼是徐志摩合法的妻子，是应当担起责任去收拾这场人间残局的人。
可现在，陆小曼却像是一个逃兵，扔下战场，避之不及。
那一天，张幼仪在屋中踱步整整一圈又一圈，最终，她定下心来，拿起纸笔，开始为“后事”做准备。
她知道，此刻自己必须出面。
不是以徐志摩的前妻身份，而是以“徐家寄女”的名义，替这个破碎的家庭做一回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照顾徐家的颜面，她安排了十三岁的阿欢——徐志摩与她的长子，以“长子”的名义前往认领遗体。
海格路125号的大宅，只剩她和徐志摩的老父亲徐申如两人。
她不敢贸然告知老爷子噩耗。
才过了几个月，徐家老太太也刚离世，老人两鬓斑白，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用委婉的语气，慢慢铺陈这个事实，直到第四天清晨，才终于低声哭着告诉他：“没救了，他走了。”
老人愣住，良久才喃喃：“那就算了吧，去了就算了吧。”
随后，他亲手写下一副挽联，字字带血：“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这一切，陆小曼全未参与，她的沉默，她的逃避，像一块冰冷的石子投进了这潭哀痛之水。
不是没有人去请她，不是没人希望她站出来，哪怕只是一句哀悼，一个眼神。
但她拒绝了，固执地坚信这噩耗不过是谣言，是一场闹剧。
直到徐志摩的棺木运回上海，直到公祭开始，她才姗姗来迟，表达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要求”。
最后的公祭
飞机坠毁的噩耗传来时，中国航空公司派人赶赴现场，撬开残骸寻找机体编号与乘客遗物，却发现那具孤零零的焦尸早已面目不辨。
棺木临时在济南城边封装，在几近战火洗礼的环境下等待合适时机运回上海。
张幼仪接到电报时，刚送完儿子阿欢返校，疲惫未消，心又悬起——徐志摩的棺木终于能回来了。
她立即协调场地，安排安置，甚至连灵堂的布置细节都亲自过问。
尽管不是她的责任，但她知道，她若不管，就再无人会为他张罗这些。
徐志摩的遗体是由中国银行租借的一节火车车厢运送的，车厢四周围上帷幔，门窗紧闭，棺木上贴着封条，以防途中的颠簸震动了那具早已破碎的遗体。
棺木到达上海当天，灵堂设在中国银行礼堂里，一派肃穆。
灵柩静静地摆放在堂中，张幼仪穿着一袭黑色旗袍，站在礼堂门口，一边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一边留意着现场布置是否得当。
她没想过会出现在这场公祭中，直到有人打来电话：
“你必须来，陆小曼提出要换棺材和寿衣，没人能压得住她。”
张幼仪应邀进入灵堂时，现场已传来些许窃窃私语，灵柩前方摆着徐志摩的遗像。
没等她开口，一位中间人低声告知：
“陆太太刚刚来过，看到这副传统棺材很不满意，还说要把寿衣换成西装。”
语气里夹杂着几分无奈和隐隐的不解。
张幼仪愣了一瞬，随即冷静下来，沉声回应：
“现在还能折腾什么？”她目光扫过现场，仿佛不是在看一口棺材，而是在看一段被无数人误解和粉饰的“浪漫爱情”。
中间人劝她稍微考虑下：
“陆太太说他喜欢穿西装，这样比较符合志摩生前的气质。”
张幼仪皱了眉，语气并未抬高：
“我不懂，难道他死了也要’风度翩翩’？人在中国，死也该有点中国人的体面。西装？再换回礼帽、皮鞋，是想送他去赴宴吗？”
她转身，环顾一圈，轻声而坚定地说：
“不要再动他了，他走的时候已经够辛苦，别再把他拖进这种荒唐的折腾里。”
言罢，她留下一句话：“你只需告诉陆小曼，这是我说的。”
那天之后，没有人再动过棺木，也没人再提换寿衣的事。
张幼仪知道，陆小曼不是没有情绪，只是，她对处理死亡这件事，从未认真考虑过别人感受。
陆小曼没有出席正式的悼词环节，只是站在礼堂后侧，戴着黑纱，神情落寞。
张幼仪远远地望了她一眼，这个女人也许只是太过脆弱，脆弱到无法面对死亡带来的真实冲击。
从那天起，她们二人之间，再无交集。
公祭结束，灵柩被运往指定墓地入葬。
张幼仪最后回望那张遗像，那个她年轻时曾深爱、后来又决然放手的男人，终于彻底从人世间告别了。
从奢入俭
徐志摩离世之后，陆小曼的世界仿佛被一夜抽空。
她不是不知道生活的重量，只是过去太久有人替她扛着，所以当这道支柱轰然倒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先去应对哪一部分的崩塌。
她的生活，是从细节开始坍塌的。
往日那幢老洋房里，香水、旗袍、缎带、摆设、画作，处处透露着精致与华丽。晨起有人送茶，夜里有人备鸦片。
她习惯了这样的节奏，也习惯了那种“才女交际花”的社交世界。
徐志摩在的时候，她不需思考明日的支出、哪笔账是否对得上，只需安心吟诗作画，偶尔病一场，也有人为她四处求医问药。
可如今，那口钱井被封死，世界顿时变得沉寂又冷硬。
最先断掉的，是鸦片。
这并非她主动选择的戒断，而是无力继续。
即便她再怎样精打细算，也无法维持每日的阿芙蓉供应。
身体是诚实的，很快，她开始发抖、头疼、冒冷汗，每到夜深时，蜷缩在床角，像条无处可去的猫，她恨这种状态，却又无力摆脱。
为了维持生活，她不得不向外人求助。
曾经那些在她面前阿谀奉承的文人雅士，一个个脚步疏远，鲜少有人再登门寒暄。
她开始向朋友写信借钱，有时是几块，有时是几十块，更让她难堪的是，部分信石沉大海，另一些，则附带冷言冷语：“陆太太不该如此败光志摩先生的余荫。”
事实上，在徐志摩活着的那些年，早已有迹可循。
他作为大学教授，收入不低，兼职稿费也算丰厚，可这都敌不过陆小曼的花销——更何况，她始终不肯离开上海，而他却得在北平任教、奔波两地。
那是一段疲惫的婚姻生活，他飞来飞去的机票，多数是自掏腰包，即使偶尔搭上中国航空的“免费乘机券”，也要靠自己写文章换得。
他甚至干起了“带人看房”的活儿，为的是从上海某些洋房中抽取介绍佣金。
若说文人风骨不堪世俗，那徐志摩显然早已打破了浪漫幻想，他在为爱奔走，也在为生活屈膝。
即使如此，他仍旧供养着陆小曼。
陆小曼偶尔也会心软，写信劝他别太辛苦，可转身便要购入新画布、添置香水，那些贵重物什，是她习惯中的一部分，不愿剥离。
而这一切，在徐申如眼中，早已是无数次压抑的怒火。
这个白发人曾在儿子娶了陆小曼之后，尝试过与她相处。
他会为他们做饭，买菜，甚至亲自清扫庭院，可他始终是外人，哪怕是徐志摩的父亲，也无法融入那个充满香烟与鸦片的空间。
最令他无法原谅的，是某次他亲眼看到陆小曼邀请一位名叫翁瑞午的男子进屋，堂而皇之地在卧室内共吸鸦片。
他没有当场发作，只是第二天悄然收拾行李，搬回前儿媳张幼仪的屋檐下。
那之后，他再也没踏进那个家一步。
三百元背后
徐志摩死后不久，徐申如便悄然做了一个决定——那张写有陆小曼名字的银行存折，将继续每月定期入账三百元。
这笔钱，原是他在儿子尚在时，勉强同意拨出的生活补贴，曾几次因陆小曼的挥霍被他心生不满，却始终未曾真正中断。
当儿子骤然离世、家庭轰然倒塌，他却选择将这笔钱保留下来，甚至更为稳妥地处理转账，只为了“眼不见，心不烦”。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沉默的追悼方式。
徐申如并非看不清陆小曼的种种行为，他早在两人婚后的日常中就感受到这位新儿媳的张扬与不驯。
她不谙人情世故，却又高傲执拗；她待人疏淡，却又沉溺社交圈的喧闹；她拒绝工作，却挥金如土；更要命的是，她染上了阿芙蓉。
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让长辈安心的“家中主妇”？
可即便如此，当徐志摩的棺木封入黄土、家中再无这位独子的身影时，徐申如心中的执念也慢慢变成了责任。
他不再为陆小曼的过错争论、不再分析她与儿子的婚姻究竟谁对谁错。
他只认定一点：这是志摩的妻子，是他未能照顾终老的人。儿子未尽的义务，作为父亲的自己要替他继续承担。
那时的上海动荡不安，抗战的阴影已渐渐蔓延到城市每一个角落，连银行也屡屡搬迁改址，但徐申如的“供养行动”从未间断。
1944年，徐申如辞世，这位曾在风雨动荡中支撑着大家族的老父亲，最终也闭上了眼睛。
可等遗产清理完毕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陆小曼的那张存折，依旧安然无恙，仍在正常运作。
钱从哪里来？
答案，在张幼仪手中。
她没有声张，只是低调地接过了徐申如的“职责”。
外人不懂，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补偿？是责任？还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缠？
她想了许久，在晚年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
这份供养，或许不是对陆小曼，而是对徐志摩的一次长久告别。
直到她离开大陆，供养才真正终止。
陆小曼终老时身边无儿无女，亦无伴侣，那三百元却延续了整整十八年。
一笔不间断的钱，藏着两代徐家人不言而喻的情义、矛盾与悲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延续，一个前妻对往昔爱情的体谅。
也许，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那些年的供养，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段破碎情感的安置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