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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字幼玄，亦作幼平或幼元，别字螭若、螭平，号石斋，后人敬称其为石斋先生。生于明末，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书法家、文学家及民族英雄。籍贯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今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祖籍福建莆田，其曾祖父自莆田迁徙至漳州。
他在天启二年（1622年）考取进士，后成为庶吉士，因才华横溢而受到考官袁可立的青睐。曾历任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在动荡的南明隆武年间（1645年至1646年），他担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在抵抗清朝入侵的战斗中不幸被俘，于顺治三年（即隆武二年，1646年）英勇就义，享年六十二岁。隆武帝追赠谥号“忠烈”，并追封文明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又追加谥号“忠端”。他常与刘宗周并称为“二周”。
黄道周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数学，书法与绘画技艺精湛，诗文和隶草书法自成一派。他曾于浙江大涤、漳浦明诚堂、漳州紫阳、龙溪邺业等书院讲学，培育了众多有学识和气节的学子。
在晚明书法史上，黄道周与王铎、倪元璐并称为“三株树”，他们的友谊和艺术合作至今仍被津津乐道。他们在明天启二年（1622年）同年中进士，黄道周时年37岁，王铎29岁，倪元璐25岁。三人志趣相投，共同致力于书法艺术，强调个性的表达。在书法上，沙孟海曾评价，“明季书家，可夺王铎之席的，唯有黄道周”。黄道周的书法实践以“以隶化草”为核心，即在行草书中巧妙融入隶书之法、之意、之笔，以增强艺术表现力，这一点在书法史上尤为值得关注和学习。
在明代后期，书法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原本对“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效仿逐渐转变为对赵孟頫、董其昌的追随，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趋势，即所谓的“台阁体”。这种风格不仅限于书写技巧的标准化，更体现在思想上的束缚。然而，这种局限性也为书法的创新发展埋下了伏笔。在这个关键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理念、过人才华和刚强性格的艺术家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历史似乎有意安排，黄道周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不仅肩负着保卫明朝江山的使命，还在书法艺术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代宗师。
黄道周的书法成就，特别是他在行草书领域的突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种突破不仅源于时代的需要，也源于他个人的特质和努力。晚明时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文人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这无形中促进了书法艺术的革新。李贽的“童心说”和“三袁”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念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对更高层次艺术追求的渴望。在明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日益繁荣，艺术家们开始强调真实自我的表达，追求标新立异的美学风格。晚明书法呈现出一种“野怪之美”，黄道周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个人角度来看，黄道周的一生充分证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说法。《明史·黄道周列传》中描述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他的书法不仅反映了他的个性，更实现了“书人合一”的境界。他的书法风格独特，充满傲骨和气节，与他的生活经历完美契合。
黄道周的书法作品是一座宝库，特别是他在“以隶化草”方面的创造性贡献。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如何解读他的隶书，二是隶书与草书之间的关系。黄道周擅长多种书体，他的传世作品中包含了小楷、隶书、行（楷）草书等多种形式，尤其是他的行草书风格独特，令人印象深刻。要理解他在行草书方面的创造性，我们必须从隶书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
黄道周的书法理念深受魏晋书法的影响，特别是对钟繇、索靖等人的作品极为推崇。他认为书法应以遒美为宗旨，同时追求深厚而不失朴拙的风格。在他的行草书中，可以明显看到隶书的影子，这种融合既隐藏了技巧的巧妙，又增添了古朴的韵味。他的小楷风格源自钟繇，字形方整而略扁，风格古朴，与钟繇楷书的松散结构不同，黄道周的字体结构更为紧凑。他的用笔刚劲有力，虽果断坚定，但因融入隶书的元素，仍显得丰满而古朴。与钟繇相比，黄道周的书法更为清健，这主要受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楷书的影响。黄道周在《书品论》中提到，他曾经临摹过王献之的《洛神赋》和王羲之的《曹娥碑》。他以清劲凝练的笔法，将笔画写得险峻峭拔，展现了他临摹时遗貌取神的功力。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他正式的临摹作品，但他最终创作出的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
在理解黄道周的隶书时，我们需要注意到他的隶书作品在用笔和取势上与众不同。例如，在《介石书院》的题跋中，他敢于创新，打破了传统的禁忌，展现出独特的风格。黄道周的隶书充满动感，例如在“书”字中，他特意延长并放纵撇捺的笔画。在“院”字的收笔中，“乚”部呈现锐角状态，这种写法与行草书中的笔法相通，可以随时转换使用。在落款中，“黄道周”三字都是以篆书的方式写成隶书。这种灵感无疑来源于魏晋时期的奇字。黄道周并没有从传统的汉隶入手，而是借鉴了魏晋隶书的空间取势变化。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文字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各种字体的混合和书风的融合带来了“异化”。黄道周真正关注的是隶书的意蕴和法则，而非传统的隶书形态。他的隶书创作旨在服务于行草书，他的隶书与行草书相得益彰，这主要得益于“气息”的连贯性。气息的贯通和笔法的相互借鉴，为他的个人创作提供了条件。
在深入探讨黄道周的书法艺术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隶”与“草”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书体的共同点在于对“势”的借鉴，这一点打破了书体的界限。对黄道周而言，书体的差异只是外在的“形”，而“势”才是其核心。
在书法中，“形”与“势”是两个核心概念。前者指的是书写在材料上的固定痕迹，偏向静态，是所有视觉表现的结果。而“势”强调的是书写痕迹背后的意向和动态，是内在的、相互关联的。在古典书论中，“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如笔势、骨势、气势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到，古人论书以势为先，说明了书法中“势”的重要性。
笔势决定了字势乃至气势。它是一种贯穿于字里行间的运笔节奏，使得字形中的点画及字形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在书法创作中，对“势”的运用被称为“取势”，即如何调整不同笔画的书写方向来处理落笔。行草书创作中常见的欹侧取势，就是通过倾斜寻求动势，通过用笔的变化，形成对比和呼应，创造出一种不平衡的动态效应。由于笔画的连断承接存在各种不同的趋向，书写状态也必须相应调整，即“换势”。换势需要明确“关键点”，在古典书论中被称为“节点”或“关钮”。要做到“节节换势”，必须准确把握时机，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
崇祯十三年八月，黄道周因得罪杨嗣昌，与解学龙各杖八十发西库司。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狱，昏暗的油灯下，一代大儒黄道周身穿满沾血渍的囚衣，正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在微黄的宣纸上，用楷书写下《孝经定本》，一笔一画，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躬着身子静候着，当他微微颤颤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这是黄道周因解学龙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后在狱中的情景再现。 据记载，黄道周在狱中十五个月，共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皆赠予狱卒，以表酬谢。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本《孝经定本》楷书册，就是其中一本。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全文近2300多字。每个月以小楷手书10部孝经，极其繁巨，可见其心诚，其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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