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博士应邀参加了“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心理标准体系暨危机干预交流”公益活动，并在大会作了《当代青少年危机干预》的主题报告，受到现场嘉宾和老师的热烈欢迎。以下是徐老师讲话的重点内容的整理。
01
令人担忧的青少年心理状况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在持续恶化，新闻上常出现各地儿童心理门诊爆满的消息。
徐凯文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不只是发生在我国。最近美国纽约大学心理系的海特教授出了一本书《焦虑的一代》。海特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认为那个时代的儿童生活已经更加结构化和受控，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由地在户外活动，通过现实世界的经历锻炼心理韧性和社交技能。到2010年代，智能手机取代了户外活动，形成了海特所说的“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对人们造成很多了负面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现，在疫情前，有9.7亿人，近八分之一的地球人，患有精神障碍。经过疫情以后，这个数据可能增长了25%，这是谭德赛在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年提出的。
而在我国，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飙升至如今的15%以上。疫情期间，青少年极端事件发生率是疫情前的2至10倍，部分地级市甚至从个位数增至三位数。
最近山西太原组织了一场活动，让孩子们画出自己的心里话。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孩子们表面阳光灿烂，快乐无烦恼，但是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的纠结困扰、冲突阴暗等非常痛苦的一面。这种“忧郁的大象”就藏在孩子们的房间里。
所以徐凯文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心病”的时代。
02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
1.极端功利的教育
徐凯文通过调研发现，现在某些地方常以考上清北作为评价学校的教育水平，同时人才观扭曲，以本科学历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导致学业压力竞争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要追求前5%，前1%，甚至前0.1%。所以内卷就越来越严重，以致形成恶性循环。
伴随内卷，超前教育就接踵而来。孩子在幼儿园就要学小学的东西，小学就要学中学的知识，中学就要学大学的内容。这严重违背了心理发展的规律。
十年前徐凯文提出空心病的问题。他发现很多学生缺失了理想信仰价值观，孩子们没有支撑自己的动力。家长非常焦虑，一定要让孩子爬到社会的最顶层。所以逼孩子去学，最后就是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导致抑郁焦虑，拒学，最后受伤害，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种影响是跨越社会阶层的，不管家庭经济条件再好，社会地位再高，家庭文化条件再好，都一样受影响，儿童青少年都深受其苦。
孩子们非常累。他们每天都要超负荷的学习。徐凯文老师创办的大儒在中关村，去年有12000多人次的咨询量，今年上半年工作量又增长了33%。大儒的来访者70%是青少年，他们对徐老师说，对大儒这里特别熟悉。为什么吗？因为大儒所在的办公地址，遍布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学，晚上就去教培公司补课。
所以父母累，孩子累，教师也累，形成三败俱伤的状态。
徐老师用电影《苗苗》来举例对比。该电影显现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学生心理却非常少。徐凯文老师认为是现在的众多因素造成了这种“心理雾霾”。
电影《苗苗》剧照
2.全球性的焦虑
成年人的焦虑会层层传递给孩子，家长们希望自己不焦虑，但让自己不焦虑的方法却是，让孩子努力获得某种特定奖励。这导致很多青少年的极端问题的爆发。
3.手机互联网的负面影响
1994、1995年，互联网在全世界开始推广实现。15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是生在互联网的这一代人开始进入中学。这时全球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始爆发。只是不同年龄阶段的焦虑水平是不一样的，青少年受影响更大，全球青少年的疏离感都在上升。
徐老师说，他这一代人，崇拜的对象可能是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然而80、90、00后崇拜的对象可能是娱乐明星，还有动漫虚拟人物，等等。他们会花很多钱去买虚拟人物的卡片。他们认同的对象越来越远离现实。现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后会有更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只是和一个AI算法交流。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科技和资本对人的异化作用。我们人类需要有更大的智慧，不要让科学技术毁掉我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03
系统性干预策略
要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就要把雾霾治理好，也就是把成长环境弄好，才能够使孩子们的问题真正解决。
1.教育理念的重构
一旦消除了心理雾霾，可能就解决了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
首先是学习不能讲竞争。这是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四年前提出的观点。学习环境应该培养互助友爱的同学关系，让孩子共同进步，就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激发孩子学习的热情。
第二是要做好管好两个概念，让孩子做“四好学生”，即保障每日8-10小时充足睡眠的“睡好”，保证每天2-4小时体育活动的“玩好”，促进健康同伴交往的“友好”，以及培养积极兴趣爱好的“爱好”。
第一个概念“睡好”，是保证小学生每天十个小时，初中生每天9个小时，高中生每天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立法规定。澳大利亚，美国都出过类似的政策，因为只有通过法律是最容易执行的。
第二个概念“玩好”，是要保证学生每天两到四个小时的玩耍时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现在各学校都有一定的体育课时长。徐凯文跟哈佛大学的约翰·瑞迪教授探讨《运动改造大脑》时，约翰·瑞迪教授非常羡慕，说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学校要继续保证孩子足够的玩耍时间。
第三是建立无手机学校，强化现实社交。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是要跟人交往，比如跟老师交往，跟同学交往，形成良好社会支持，这是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高科技是种工具，不是用来囚禁孩子的，不能让孩子的心理支持依赖虚拟世界。
2.建好基层心理服务网络建设
建好基层心理服务网络建设的重点是，培训班主任、辅导员成为心理问题“第一响应人”。毛主席创立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我国建国以后的人均寿命大大提升，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同样，心理健康工作也要走在最基层，在一线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1.24，美国是十万分之6.5，日本是十万分之14.3。我们之所以投入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却取得二三十倍的成效，是因为我们把问题解决在最基层，培训辅导员、班主任、一线教师去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3.危机管理常态化
要把心理危机作为一个常态化管理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专业的问题，才能够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在发生危机以后还要预防传染。
同时将心理筛查纳入学校日常管理，能提前发现和预防极端事件。
15年前，徐凯文老师参与了某企业员工连续跳楼事件，采用危机管理措施，及时解决了该事件。
青少年心理危机是时代发展的“副产品”，需从教育、科技和社会心态三方面“釜底抽薪”。
正如徐凯文所言：“治理心理雾霾，需先净化成长环境。”唯有打破功利主义枷锁、规范科技使用、重建人文关怀，才能让青少年真正摆脱“空心”困境，成长为身心健康的新一代。这一过程需要政策、学校、家庭和媒体的共同参与，而非仅依赖心理咨询的“事后补救”。
END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