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湖南临澧县城关人， 1977年考入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后分配至北京机械工业部研究所工作。1985年调干入深圳中外合资企业， 后下海自办企业。
1968年下半年， 毛主席发表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 随着临澧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县委会及政府机关等一律解散重组， 除少部分干部留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普通干部基本上回原籍劳动或进五七干校。 因我父母都非当地干部，下放农村一时没有去处，一番商议，决定去临澧县西部山区的太浮公社双福大队插队落户。
县委机关的妇女干部们送高凌母亲（前排中）下乡 。1968年12月摄
临近年底的一个大清早，太浮公社双福大队的一辆板车，早早就进了临澧县城，来到了我家门口。我们已提前将家里仅有的几个简易桌椅和一些箱子准备妥当，两个壮汉三两下就装好了我们的全部家当。临澧的板车并不配马，全靠人力推拉，我和父母亲三人跟在板车后面，紧走慢赶，几乎走了一整天。从四新岗绕斋阳桥再到衍嗣庵，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我们一行才抵达太浮公社距太浮山最近的小集镇——王化桥。此地离县城近80里，进入大山区了，再往前已无大路。
双福大队的社员一众人早在王化桥等候多时，我们到达后，大家简单寒暄几句，没有任何耽误，随着一阵吆喝，车上所有东西就转上了他们的担子或肩膀上。我们一家三人则跟在长蛇般的队列后面，黑暗中摸索着在蜿蜒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向大山深处走去。
又经过艰难的一个多小时乡间小路，队伍终于在一座队屋前停下来。迎接我们的是大队书记杨金富，上二家生产队队长杨成益。 队屋旁边，特为我们准备的一间偏屋早已打扫好，屋内升起了一堆篝火。众人放好行李，安置好我们后就打着火把，分散消失在周边无尽的黑暗中。
下乡太浮山前高凌（后排）和父母亲合影。 1968年12月摄
山乡首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队里安排我们在队屋前面一家农户（生产队民兵排长家）吃面。我实在是又饿又累，这一天还几乎没怎么吃东西，面还没煮熟，我就迫不及待想吃。面端上来了，我连吃两大碗才舒了一口长气。父母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不断给我使眼色，我假借昏暗的灯光，全当没看见。由于那天实在太晚，人也累得够呛，很快我就和衣躺在草堆里睡着了，父母亲则在火堆旁守了下半夜。
天亮后，山村的整体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上二家生产队全村仅有十来户人家，位于大山下的一小片坡地上。村子里铺满了石板路，大石块砌成的石墙和巷道连接各户，背荫的石块表面是深青色的苔藓，石墙上攀爬着开蓝紫色小花的藤蔓，水塘边雷电劈过的古树露出黝黑恐怖的豁口，残缺的石碾和磨盘使村庄显得格外古朴和原始。村子周围三面环山，东面是出山通道，每天下午很早高山就遮住了西斜的阳光，天空早早黯淡下来，夜晚要比山外平原地区早来近一个多小时。
我们住的这间队屋是上二家生产队最大的公共资产，也是全队的活动中心。偏屋约20多平米，间隔成两间，里间住人，可放两张床， 外间是灶房兼吃饭的地方，但现在只是个空屋，我们自带的所谓家具，仅是碗筷厨具、衣物及少量的凳子箱子等，再加上几个纸箱（书籍、课本类），临时摆放一地，连床都没有，可谓真正的家徒四壁。
看到我们如此简陋的家当，第二天起，全生产队的人都在为我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家而忙碌。队里面有的是木材，大家每天烧的柴就足以为我们盖木屋了。队里的汉子们大多数天生就是好木匠。当天，一大帮人就在队屋前的坪地上，摆开了做家具的架势。很快就完成了两张床、一张饭桌，四条长凳。老人们还为我们砌了炉灶、在偏屋外侧给我们盖了一间杂物间，用作茅厕、放置柴火、饲养家禽等。好心的村妇们争先给我们送来了各种蔬菜、干山货、木柴。粮食也派人挑来了，连水桶、劳动工具等也分享给我们。
那几天，以队屋为中心，每天都呈现热闹纷繁的场景，我们家所有事情都是村里最热情讨论的话题。姑娘们、孩子们、老人们、男子汉们，有事没事都会来我们家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只要有哪儿不对劲，大家都来帮手，或者从自己家里搬件东西给我们用，家家都以能贡献一份物质或出点力而高兴。比如，没有柴刀，马上有人提出，我家有，赶紧回家里取了拿来。谁家有点什么新鲜菜，一定要送点给我们先尝。有人捕到了猎物，第一时间会分给我们一份。村民们谁家办个红白喜事，一定要请我们作为座上客。村民们的这种纯朴、好客的真挚感情，确实使初来乍到的我们很温暖、很感动。
没几天功夫，俨然一个像模像样的新农家就初步建立起来了，而且，远比我们原来在县委家属院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新砌的灶台，新搭的柴草偏屋，崭新的充满着松木香气的大床、衣柜、饭桌和板凳，应有尽有。我们来时的一切辛苦和担心，已被乡亲们盛情的迎接和拥有全新家具的幸福感所替代。我也被小伙伴们的热情和友好所陶醉，沉浸在初期的兴奋之中。
这一切初步安置妥当后，父母亲就动身去了趟桃源姑妈家，接回来了寄养在那里的弟妹。我们一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在太浮公社上二家生产队，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山村家庭。
寄养在桃源的弟妹（后排和前排左一）和姑妈家人在桃花源合影。1967年摄
在刚刚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全家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情，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我们决心首先实现自食其力。在生产队配给我们的菜地里，翻耕了土壤，整理好洼地，种下了各家各户送给我们的萝卜、白菜、大蒜等蔬菜苗。父亲还撒下了一片高丽参种子，期待收获。
每天一大早，我就和父亲跟随乡亲们去太浮山砍柴。白天，父母亲则和队里的社员们去杨家峪水库修堤。 晚上， 生产队的人们自发打着火把，来到我们家隔壁的队屋大堂烤火，听父亲讲一些国内外的形势。有时虽然不过是念念报纸，学习一些文件，但那些好客的乡亲们，围着篝火，和父母亲一起聊天，畅谈世事，津津乐道讲些村里村外的趣闻旧事。大山村民的淳朴亲切和对我们的接纳包容，让我们感受深切，感激在心。
上二家一角。2017年摄
孩子们则每晚都会在村里疯玩，很晚才回家睡觉。很快，我们就和村里的孩子建立起了友情，村里的大姓是杨姓，队长杨成益，团支书杨开财，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开进（16岁）和开友（13岁），还有另一家的杨成江（12岁）、杨金梅（10岁）等。小伙伴们教会我干农活，手把手教我砍柴、打草鞋、烧野火、捕野物，一起去放牛。还送给我们猫崽、狗崽、猪崽、鸡崽。一时间，我们过去在城里许多想做而做不到的奢望，全都得到了实现，家里充满了蓬勃生机。
随着山区深冬季节到来，山野大雪纷飞，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住的队屋只是简陋的瓦片屋顶，没有天花板，稀疏瓦片的缝隙到处漏风。早上起来，家具上落下了一层雪末，蚊帐也给压塌了。
1968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寒冷，但在大雪地里，我们却玩的分外开心。我们不知疲倦地在雪地里追踪兔子的脚印，或是到村里孩子们的家里去烤火，围着火坑津津有味的品尝烧烤的红薯或芋头。
下雪的时候，队里的活全停下来了，杨队长带着父亲和我踏着齐膝的积雪，向太浮山的大山深处进发。穿过层层山岚，我们走进一片原始森林，漫山都是遮天蔽日的大松树。杨队长指着一棵有两三人合抱粗的大松树说，就是这棵。原来，他是要带我们挑选一棵为我们做家具的大树。得到父亲认可后，第二天，我们和生产队的几个人再次上山。父亲带了几盒烟（那时最奢侈的支出），在山上折腾了大半天，锯倒了那棵大树，并将树干分解锯成四节，树杈以上全部去除，直到很晚才回家。
锯倒的树干后来在山上躺了一个夏天，待树干基本去除水分，才就地剖开成大块板材，再风干3个月后，才由全队的男人，每两人一块（共16块），经过十几里的山路抬出大山森林。
乡下的第一个春节很快就过去了，爸妈接到了通知，要去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家刚刚建立起来，打家具的木材还躺在山上，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办？父母亲又一次犯愁了。关键时候，父母亲又想起珠日公社安子冲的张嗲嗲，她之前在县城带过我们，还是得再请她过来。一番联系后，张嗲嗲知道了我们的难处，即刻收拾行李，赶了40多里路，很快来到太浮上二家和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
张嗲嗲（前排左二）和高凌（前排左一）一家合影。1965年8月摄
嗲嗲的到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窘迫。嗲嗲年过古稀，仍然很骄健，关键是她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知道怎么操持一个农村环境下的家庭。她带上我们三个孩子（14岁、10岁、6岁），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解决一系列生活困难，很快实行了从无到有。
首先，我们自己种蔬菜。在老乡的帮助下，种下的辣椒、茄子、 黄瓜、莴笋、豆角、萝卜不仅自给有余，还馈赠给乡亲们不少。我们种的菜瓜是夏天纳凉时的上品。我们在菜地及住屋周围开垦荒地，遍种南瓜。秋天时，南瓜大量丰收，堆满一屋。我们就用南瓜做饼，煮南瓜饭。
我们还养了20多只鸡，夏天的时候，最多每天可产4—5枚蛋。还养了一头猪，打猪草、喂猪，是个折磨人的事，但也熬过来了。年终，猪长到110多斤了，虽然个头还不算大，但它的食量却越来越惊人，每天要吃两大桶，我们几个孩子扯猪草已无法喂饱它。随着腊月的到来，村里开始了一轮杀猪潮，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将猪杀了。尽管猪并不肥，但已足够我们一家自己食用，我们也像当地所有的农户一样，腊肉挂满了灶前，整个冬天直到春季，都在吃腊肉，那是很美味的享受。
我记得，腊肉刚熏挂没几天，我们已馋的不行。一个阴郁的雨天， 嗲嗲煮了一大锅萝卜，并将整个腊猪头炖在里面，香味飘逸半个山村。 下午，当我顶着寒风从学校回家时，离家老远就嗅到了腊肉的香味， 煮了几乎一整天的萝卜炖腊肉，香气扑鼻。晚上，嗲嗲和我们三个孩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围着灶台，大快朵颐地吃光了一大锅萝卜炖腊肉。
腊肉早已炖得烂熟，完全不用筷子，直接一大块一大块的撕扯。那一餐的美味感受在脑海里，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家里的小狗黑黑也大饱口福，美美的享受了一顿骨头。
高凌弟弟（右一）看望86岁的杨成益队长（右二）。 2017年摄
生活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我们的学业也在新的地方开始继续。妹妹尚不到上学年龄，在家里呆着，混在农家女孩堆里玩石子儿。老弟上小学三年级了，在双福大队部的一所民办小学就读。学校在村后的小山那边，两三里路还算近。他们上学去的晚，回来的早，不在学校吃中饭。村里上那所小学的孩子一大群，一窝蜂似的，他们是几个年级拼班上课，老师也就是同村的大孩子，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我则要去王化桥（太浮山附近最大的集市）上初中了。王化桥距上二家有三四里山路，每天上午9点钟赶到学校，下午4点半放学往回赶，到家一般5至6点。天晴还好，要是遇到刮风下雨，山路泥泞，路途十分艰难。学校中午不管饭，要自己带午饭去学校，嗲嗲每天早上都要给我准备好当天的午餐。
王化桥学校那时刚升级为初中，以前只是一所当地的小学，因增开了一个初一班，就美其名曰王化中学。其实仍然是小学底子，师资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初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谭家海，初一数学老师秦月兰（谭的妻子），都是原小学老师升上来的。与双福大队小学的区别只是，王化中学的老师大部分是公办教师。
那年高凌家前面的邻居婶娘。 2017年摄
与我同排（那时流行解放军的编制）的同学有附近屋场（下二家生产队）的杨石金、民富大队的陈勇、双堰大队的袁敏（津市下放的女孩）。我和袁敏是城里来的孩子，学习基础相对要比当地的孩子好， 上语文课总是我得表扬，拿我的作文做范文。袁敏则常常数学拿满分。 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觉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语文倒没什么，主要是数学，初一开始学几何、代数了，什么都要用字母表示，这对于文革辍学近两年的我无疑是极大的难题。26个英文字母还不熟悉，怎么理解数学题。小学5—6年级的知识根本没学过，分数的运算、 图形的概念都没有。但初中的课本里一开始就讲有理数、 正负数运算、 几何证明等。
老师自己也是边学边教，我简直是一头雾水。加上家务事多，在家里几乎没有时间写作业，每天要砍柴、养猪、种菜，还要定期去赶场买米。因此，那段时间的数学基本没搞懂过。好在学校不怎么强调教学质量，考试也只是个形式，期末的时候，仍然给我各科全优的成绩。后来回城后才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已经拉下了好远。
看望队里的民福大叔和大婶 。2017年摄
那时，我们的户口尚留在城镇，吃的粮食要从粮店买回来， 当地生产队的粮食自给都困难，没有余粮提供给我们。而粮店位于太浮公社所在地衍嗣庵，离上二家生产队有10多里山路，家里包括嗲嗲三人每月口粮近80斤。米怎么到家呢，只能由我每隔10天去赶一次场，到衍嗣庵粮店买米了背回来。
我每次背30斤米，来回近30多里山地，一年四季，不分冬夏，不论雨雪。如果一次赶场没有去背米，家里就是无米之炊，揭不开锅。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走几十里山路已不轻松，还要背30斤大米，这可需要一定的勇气，也的确需要一定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不是一月两月，而是坚持了一年多，想想总共背了多少斤大米，走了多少里山路，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真是难以言喻。尤其是当学习吃力、或身体不舒服、或天气极为恶劣（极热或极寒）时，完全不想出门，但一看到家里米缸已空，弟弟妹妹已经断粮，还是必须挣扎着坚持克服困难上路。路途中，有时实在背不动了，就躺在地上，孤立无助的望着天空和山野叹息。休息一会后，再继续前行。有几次，途中遇到了雷暴雨，为了保护米不被淋湿，我就把衣服脱了裹着米袋，打着赤膊背着米，奋力往家里奔走。也有耽误一两天没有去背米的时候，那样，嗲嗲只得拿着升子去村民家里借米下锅。
这个老屋场曾经是高凌的家。这是2017年春天他弟弟和上二家的乡亲们在老队屋前留影。2017年摄
在太浮乡下的那一年多里，父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一个多月，很快就离开我们在全县各地奔走工作，我想他们也一定有其苦衷，只能听从上级调遣。这样，我每个月除了背几次米，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父母工作的地方取当月生活费。那时不像现在这样交通便利，多远都是靠步行，而且基本上是在乡间小道上行走。母亲工作地点大多在县城，父亲则远在珠日、停弦、修梅、青山。这些地方离太浮动辄50—80里，每次都要1—2天才能往返。当时的联络也不易，根本没有电话，联络主要靠信件，父母亲会来信告诉我取款的时间、地点。接到信后，我会带上家里的土产、我和弟弟的作业本等和他们见一次面。而他们俩回一趟家则至少间隔3—5个月，甚至半年。妈妈工作顺便时偶尔中途回家看看我们，但她一个人返回时，必须走几十里山路。山林莽莽，人烟稀少，野兽恶狗出没，为了安全，每次都是我送妈妈走回县城，然后我一个人走回来。有时怕迷路，我就一路扯下树枝树叶放在路边做标记。常常是天不亮就赶路，天黑了我才返回大山深处的上二家。
重返浮山访乡亲。2017年春
随着秋季到来，我们在山里砍伐的木材，已完全风干。在大队书记的关照下，由当地最好的三个木工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为我们家打齐了全套家具，使我们家一次性完成了基本建设。而那棵百年大树的成本才14元，加上全体生产队的免费劳力（仅香烟招待），木工工资花费约108元。家具的油漆，全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刷的。
那些日子里，加上木工的吃喝，全家有六口人的生活需要安排。一时间，背米、挑水、砍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落在我这个年仅14岁孩子的肩上。光每天用水就要挑满好几缸，3—5天就要赶一次场采购物资，记工和支付工钱也是由我来处理。当这些全部完成，新家具塞得满满一屋子时，这个屋才有了点家的感觉。
在太浮山做的两个柜子至今保存在妹妹家。 2018年摄
秋后，父母亲回来了，看到家里发生的一切变化，眼里闪着泪花，抚摸着我的头说：“舒临，你真的长大了，爸妈得力了！”
我记得，这是父母难得对我的一次表扬，但我并未感到幸福，直觉得鼻头一阵发酸……
家具添置大功告成，意味着我们留在太浮的历史使命结束了， 父母亲开始张罗着全家再次迁回县城。这年深秋，我们准备启程搬家了。要离开我们生活了近两年的上二家生产队，离开刚刚走上正轨的小农家，多少有些留恋。在父母亲来接我们再次搬家的日子里，家里有十多只鸡要处理，那几天每天都吃鸡；小狗黑黑也悲哀地宰杀了，用于招待帮忙搬家的村民；小黄猫则装在笼子里带走；菜园里的菜全部处理割掉，带走或送人；没烧完的柴火，用不着了的物件，就近送给老乡。平时对我们颇多关照的邻居，一一向他们道别，小朋友们也得到了我们赠送的课本和文具。
又是一次全生产队大动员，全队男女老少几乎倾巢出动，将我们的所有家当（和那年来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抬的抬、挑的挑、 扛的扛，搬到离上二家几里远的王化桥大路边。公社派了一辆拖拉机，我们的家当塞满了整整一辆车。除了全套沉重的松木家具，还有可观的农副产品。我们辛苦收获的大量南瓜、冬瓜、干菜一点也没舍得放弃，几乎全部带上。拖拉机驾驶室坐着三个孩子、嗲嗲、母亲，再算上两个司机，已无处可坐，父亲只好坐在拖箱高高的家具顶上。
车开动了，我们向乡亲们频频招手道别致谢，动情的话，不舍的话，叮嘱的话催人泪下，每个人的眼里都噙满了热泪。
随着拖拉机的突突声，我们终于启程，离开了这片曾给我们心灵留下深刻烙印的山村，离开了近两年来给我们无尽关照的可尊可亲的山民，离开了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可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在太浮置办的这套家具，从此一直伴随着我家，也是父母亲一生首套也是唯一一套完整的家具。多年来，父母几次搬迁，这套家具一直没有更换。我长年在外工作，每次回到老家，看到或摸着那套日渐老旧斑驳的家具，就会情不自禁回想起当年的艰难岁月。
高凌（后排左一）和父母、弟妹在一起。1983年春节
多年以后，为了感恩太浮山区的乡亲们，怀念那一段生活的岁月，我们曾数次返回上二家，看望当年的老人、媳妇、孩子们。为了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我们带出了他们的后代到城里做工；尽力帮助他们的子孙解决各种遇到的困难；父母亲在生时，也一直都和上二家的乡亲保持来往。
我们家永远不会忘记，太浮公社双福大队上二家生产队的乡亲们，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友爱之手，给了我们那么多无私的关怀，付出了那么多从不计代价的辛劳，让我们在人生低谷的处境，看到了人性的光芒；在生活严寒的季节，体会到了善良的温暖。
感恩太浮山！感恩上二家！感恩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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