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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的某个夜晚，南京城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蒋介石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上，灯光照在那些严肃的脸上，汪精卫在他右手边，何应钦和白崇禧坐在对面，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权力的顶端，而坐在角落里负责记录的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他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没有人注意到他。

那个男人叫黄浚，五十多岁，穿着得体的长衫，看起来文质彬彬，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很多年了，行政院机要秘书这个职位让他可以接触到一切机密，军队调动的计划，外交谈判的底线，高层人事的安排，这些文件每天都从他手里经过，像水流经河床，自然而然。

会议的内容是封锁江阴要塞，趁日军主力还在华北的时候，在长江最窄的地方沉船堵路，把停在南京和武汉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困住，这个计划只有参加会议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蒋介石说这是战争开始前最后的机会，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大家开始讨论具体的执行方案，黄浚的笔继续在纸上移动，记录着每一个细节。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黄浚收拾好文件，向各位长官点头致意，他把会议记录的副本放进公文包最底层，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南京城的夜风吹过来，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街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狗叫声。

第二天傍晚黄浚去了城西那家咖啡馆，他总是在这个时间来，点一杯咖啡，把礼帽放在衣帽架上，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报纸，半小时后一个日本人走进来，也点了咖啡，也把礼帽挂在旁边，两个人从来不说话，也不会对视，他们像是两个陌生人，只是恰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黄浚拿走了那个日本人的帽子，那个日本人拿走了黄浚的帽子，帽子的夹层里有一份文件，是关于江阴要塞的。

那个日本人叫须磨弥吉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他拿到文件之后通过秘密电台发回东京，两天后停在长江沿线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全部撤离了，国民政府的计划就这样在实施之前就已经失败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泄露的消息，但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黄浚的祖父是清朝的画家，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翰林，他从小就显露出才华，四岁识字，七岁作诗，被人称作神童，后来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回国之后先在北洋政府任职，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又进了国民政府，凭着才学和交际手腕很快就爬到了行政院机要秘书的位置，这个位置让他可以看到一切不应该被外人看到的东西。

他的薪水不低，但他花钱的速度更快，他喜欢出入高档场所，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衣服都是定制的，生活讲究排场，时间久了薪水就不够用了，1932年的时候须磨弥吉郎找到了他，这个日本间谍看准了他的弱点，直接开出了价码，每份情报都给钱，而且是现金，黄浚犹豫了一段时间，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会有人因此而死去，但须磨给的钱实在太多了，一份情报的钱顶得上他几个月的工资，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从那之后他开始复制文件，把政府的机密一份一份地交给须磨，这样持续了五年，五年里他拿到的钱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奢侈，他买了更大的房子，雇了更多的佣人，出门有专车接送，他心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没有停下来，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容易到让人忘记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1937年夏天他的儿子黄晟从日本留学回来，黄浚用关系把儿子安排进了外交部，父子两个人开始配合，父亲负责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情报，儿子负责外交方面的消息，他们把国民政府的机密卖得更彻底了，须磨对他们非常满意，每个月都给他们送钱，有时候还会送一些贵重的礼物，黄浚收下这些东西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就像收下一份应得的报酬。

他还发展了一个小圈子，把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的一些人拉了进来，这些人有的是因为钱，有的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被黄浚用金钱和承诺笼络住了，他们成了日本人的眼线，把各自能接触到的机密都交给黄浚，黄浚再转手给须磨，这个链条运转得很顺畅，就像一台机器，每个零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运转。

8月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冯玉祥去南翔前线视察，车队刚出门日本飞机就追着轰炸，一天之内四次拦截，每次都差一点，宋美龄去上海慰问前线将士，在苏州郊外遭遇日机扫射，汽车冲进水沟，她当场摔断了好几根肋骨，白崇禧去上海办事，住在先施公司二楼，就在午宴即将开始的时候日本轰炸机突然飞来，对准那栋楼疯狂扫射，南京路上死伤近千人，但白崇禧在开宴前十几分钟从后门离开了，因为他提前得到了情报。

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就不像是巧合了，日本人对国民政府高层的行程了如指掌，蒋介石知道内部一定有人在泄密，宪兵司令谷正伦开始秘密调查，调查人员把所有能接触机密的人都列成了名单，黄浚的名字在上面。

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发现黄浚最近几年的生活水平明显超出了收入，他住的房子很大，出入都有专车，经常出现在高档场所，这些钱从哪里来的，黄浚说不清楚，谷正伦下令对他进行秘密监视，很快监视人员发现黄浚经常跟一个日本人见面，地点是城西那家咖啡馆，两个人从不交谈，但每次都会拿错对方的帽子。

宪兵等了几天，在黄浚的帽子夹层里发现了机密文件，那是关于军队部署的计划，上面还有会议记录的痕迹，证据就这样出现了，像一条浮出水面的鱼，再也藏不住了。

1937年8月26日晚上黄浚正在家里整理新的情报，准备第二天交给须磨，宪兵突然冲进来把他按在地上，几乎同时黄晟也在外交部被抓，宪兵从黄浚家里搜出了大量证据，复制的机密文件，日本人给的钱，须磨的联络记录，还有一本小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每笔交易的金额，黄浚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知道自己完了。

审讯室里黄浚交代了一切，从1932年开始他卖给日本人的机密文件至少有几百份，涉及军事部署、外交策略、高层人事，甚至包括蒋介石的行程安排，黄晟的交代更详细，他不仅泄露外交机密，还帮日本间谍混进了中央军校，让他们近距离观察军队训练的情况，那些情报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被他们用来制定作战计划。

蒋介石亲笔签署了处决令，8月26日深夜黄浚父子和其他16名同案犯被押到刑场，月光照在他们身上，黄浚的脸色很白，他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奸细考》，文章里警告国人要警惕日本间谍的渗透，那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文章里批判的对象，枪声响起的时候南京城还在睡梦中，没有人听到。

第二天早上《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个消息，标题是首都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破获汉奸黄浚、黄晟等18名，报道里详细列举了黄浚的罪行，特别提到他泄露江阴要塞封锁计划，导致国家战略布局全面失败，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原来在政府核心部门里藏着这样一个人，那些被泄露的情报每一份都可能导致前线战士的牺牲，而黄浚父子为了钱把这一切都忽略了。

黄浚案告破之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机要人员的审查，所有能接触机密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背景调查，但这些措施来得太晚了，黄浚已经泄露了太多机密，给抗战初期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那些因为情报泄露而失败的战役，那些因为行踪暴露而丧生的军人，他们的名字和死因永远不会被完整记录下来，就像河流经过的地方，水面上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

很多年以后有人写文章为黄浚辩护，说他在1935年就被调离了机要岗位，说江阴要塞的情报不是他泄露的，说日本军舰撤离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作战计划，但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因为档案显示黄浚从1932年到1937年8月一直担任行政院秘书，这一点记载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位置，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可能是出于同情，也可能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但事实就是事实，那些被泄露的文件上有他的笔迹，那些交易记录里有他的名字，这些都无法被抹去。

黄浚死后他的家人过得很艰难，他的妻子带着剩下的孩子搬离了南京，换了姓名，在一个小城市里生活，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黄浚的名字也逐渐被人遗忘了，除了在一些历史档案里还能看到记载，大部分人已经不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手里拿着笔，记录着那些本不该被外人知道的秘密，然后把它们一份一份地卖给敌人，换成钞票装进自己的口袋。

那个咖啡馆后来关门了，城西那条街在战争中被炸毁，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没有人记得那里曾经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记得有两个人经常在那里碰面，拿错对方的帽子，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交易，历史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被记录下来，有些事情被遗忘了，有些人的名字被写进书里，有些人的名字随着时间消失了，但那些因为泄密而失败的战役，那些因为情报泄露而丧生的军人，他们的死亡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