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硝酸纤维胶片上的银盐颗粒被重新赋予光谱，褪色的历史便在调色盘上苏醒。这些经手工晕染的新中国影像，不是简单的色彩复现，而是将一个时代的体温与呼吸，重新注入泛黄的纸基。
1952年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二等奖）、周立波（《暴风骤雨》三等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金。这是新中国作家首次获得国际文学奖项。
丁玲在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这个光荣是中国所有作家的，是中国人民的”，并将全部5万卢布奖金捐赠给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用于支持儿童教育事业。
1964年，山东曲阜孔村公社焦河大队作为”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核心的群众运动。
工作队进驻后，通过发动贫下中农揭发”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召开大规模对敌说理斗争大会。斗争对象主要是被认定有”反攻倒算”行为的地主富农及被指控”四不清”（账目、仓库、财物、工分不清）的基层干部。
大会现场，被斗争对象（通常为”四类分子”）被要求低头认罪，群众代表逐一上台控诉其”罪行”。例如，有社员揭发地主隐瞒土地、破坏生产，或干部挪用集体财物等行为。焦河大队通过斗争清查出多起经济问题，部分干部被撤职，土地和财物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
1963年的涿鹿县（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农业学大寨”热潮交织的历史节点。作为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带的农业县，涿鹿县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正通过文化下乡重塑集体凝聚力。
当年3月，中国摄影学会响应中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号召，指派摄影家袁毅平、佟树珩、王发瑭三人组成工作组，携带历届全国影展精选的150幅24寸照片，深入涿鹿农村巡回展出。此次影展既是“大跃进”后文化政策的调整，也是对农村精神生活的系统性介入。
1951年9月1日的重庆菜园坝，正见证新中国交通史上的里程碑——成渝铁路重庆至永川段（全长62公里）正式通车。作为旧中国“川人修铁路”百年梦想的延续，这条新中国自主修建的首条铁路，承载着西南地区从“蜀道难”到“蜀道通”的时代蜕变。此时距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全线开工仅14个月，重庆至永川段的贯通，标志着“分段通车、逐步推进”策略的初步成功，为1952年6月全线通车奠定基础。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文辉剪彩前，发表简短讲话：“我曾在旧政府任职二十年，深知修铁路是川人百年空想。如今人民政府只用十四个月就修通永川段，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奇迹！” 话音未落，广场响起21响礼炮，蒸汽机车鸣笛三分钟，声震长江两岸。
通车后，重庆至永川货运成本较公路降低60%，每日开行2对混合列车（客货共载），单节车厢可运煤炭80吨或百货500件。永川的甘蔗、煤炭，重庆的棉纱、机械，通过铁路实现双向流通，沿线场镇（如白市驿、西彭）迅速形成物流节点。
1952年6月30日，重庆市汽车修理厂（现重汽集团前身）的厂房外，51辆崭新的“电车式”公共汽车在暮色中列队。这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特制的车辆，是新中国西南地区首次批量生产的现代公共交通工具。
这批车辆的原型是西南军区调拨的100辆美式吉姆西（GMC）十轮卡车。重庆市汽车修理厂联合西南军区401厂（后更名第三四零三工厂），参照苏联无轨电车造型进行改装。《重庆日报》报道称，新车“座椅柔软如沙发，行驶平稳如行船”，新车投入后，1路公交线路（曾家岩至七星岗）日均客流量从800人次激增至3000人次，带动沿线商铺租金上涨20%。
1951年的重庆101厂（全称“西南工业部第一零一工厂”，前身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抗战时期迁至重庆，1949年由军管会接管），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钢铁与机械制造基地。
建厂初期，厂区内堆满国民党溃退时遗留的废料：生锈的日式机床部件、断裂的美式卡车底盘、残缺的蒸汽锅炉零件，共计约300吨。运输科修机股的28名工人，在股长张树森带领下，发起“废料翻身运动”，目标是将这些“铁垃圾”组装成厂内运输机车。
工人们用磁铁分拣废铁，按“可直接使用”“需修复”“需熔铸”三类标记：从日军97式卡车残骸中拆解出2台60马力柴油发动机，从报废的英国造起重机上取下齿轮箱，将断裂的钢轨加热锻打成车轮毛坯。
没有图纸，就参照现存的苏联援建机车（1950年首批援华的GKT-2型工矿机车）测绘，用粉笔在车间地面画出1:1轮廓，手工修正误差。据老工人王志强回忆：“车轮轴距差了3毫米，老张师傅硬是用锉刀磨了三天三夜。”
发动机缸体裂纹采用“铅锑合金补焊法”，虽未达原厂标准，但经压力测试可承受80%额定负荷，满足厂内短途运输需求。按1951年物价，一台同规格机车需从苏联进口，造价7.2亿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币7.2万元），相当于101厂当时月利润的30%；西南工业部将此事件作为“增产节约运动”典型，拍摄纪录片《铁屑变机车》，在重庆各工厂巡回放映，片中张树森手举自制扳手说：“国民党留下的是废铁，共产党手里能变火车！”
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冲破重重阻力回归大陆，这一事件被周恩来称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李宗仁在抵京后次日（7月21日）专程拜访宋庆龄。
191965年7月21日下午3时，会面地点为宋庆龄寓所会客厅，李宗仁弯腰低首约30度，紧握宋庆龄右手。这一姿态既是对宋庆龄“国母”身份的尊崇，也暗含对历史错位的歉意。据程思远回忆，李宗仁事前曾对秘书说：“孙夫人是中山先生的遗孀，我理当执晚辈礼。”
照片次日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标题为《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拜访宋庆龄副主席》，配发社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强调“国共合作的历史新篇章”。台湾方面次日发表声明，称李宗仁“晚节不保”，并影射宋庆龄“被中共利用”。对此，新华社连发三篇评论，援引李宗仁声明中“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表述，驳斥台当局“分裂立场”。
1958年，日本东京日吉的嵯峨宅邸花园中，嵯峨浩身着素色衣服，蹲下身与盛开的菊花合影。
嵯峨浩作为日本旧华族嵯峨实胜侯爵之女、溥杰的妻子，1947年被遣返回日本后，失去贵族身份及经济来源，被迫以教授书法为生。1958年时，她独自抚养次女嫮生，居住在东京日吉的嵯峨家旧宅（战后被征收财产税，府邸已部分出售）。此时她正处于大女儿慧生（1957年因殉情离世）的丧女之痛中，生活陷入低谷。
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泽东时隔38年重上井冈山，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重返革命根据地。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随行人员合影，照片中左起依次为：东林发、高成堂、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机要秘书徐业夫、毛泽东、王宇清、理发师兼卫士周福明、井冈山管理局干部顾作良。
在行程中，毛泽东坚持按标准支付食宿费用，每日伙食费2.5元，并结清粮票，展现了对纪律的严格遵守。这种身体力行的作风，与当时国内倡导的勤俭朴素风尚相呼应，也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先后参观了黄洋界哨口、八角楼等革命旧址，并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他特别提到“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原则，认为这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在与江西省委领导谈话时，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井冈山精神要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