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至1945年间的抗战岁月中，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能够在日伪军凶狠的“大扫荡”中屡屡反败为胜，站稳脚跟，得益于其战术上的创新和灵活多变。敌人的强大攻势常常让我们面临困境，但我方凭借出奇制胜的战法，总能让敌人措手不及、陷入困境，最终导致其失利。
除了广为人知的八路军使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在华北敌后发挥巨大作用外，苏北的新四军也在一次土法制作的“细菌战”中，运用了独特的策略。这一战术让日伪军的据点陷入无法忍受的臭气中，迫使他们撤离了苏鲁的秘密交通线，极大地保障了我方的战斗空间。
这场“细菌战”是如何发生的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深受各种势力的威胁。除了日军和伪军外，地方土匪和顽固派也威胁着我方的抗战事业。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苏北的秘密交通线成了我方抗战的生命线。只要敌军控制了这条交通线，就会对我方造成致命打击。
1943年7月，新四军在苏北的战斗遇到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伪军据点——桑墟据点。这个据点由伪军头目张兴中兄弟三人于1943年初建立，目的是切断我方的苏鲁交通线。桑墟据点坐落在一片开阔地，四周用铁丝网和水沟环绕，炮楼设置周密，火力覆盖范围广。即便如此，敌人设立的这些据点并非不可攻破，而我们却在多次尝试后，依然未能成功突破。
1943年7月，7团投入了全力攻打该据点，但由于敌军的火力防线严密，攻势始终未能突破。新四军尝试了多种战法，从用土手榴弹和土炮弹发起强攻，到设计“土坦克”突破防线，每次进攻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依然未能成功进入据点。
在经历了数周的猛烈进攻后，指挥官覃健与政委章维仁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破局。这时，支队参谋长王通吾讲了一个不经意的笑话，说一只死老鼠竟然比几千日军更厉害，这话引发了大家的灵感。王通吾提议利用“臭气战术”打败敌人——他建议发动一场全区范围的大规模“打狗运动”，收集大量的死狗，将这些死狗丢进敌人的炮楼周围，让腐烂的尸臭熏得敌人无法忍受。
王通吾的这一奇招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7团也迅速付诸实践。在苏北的数十里乡村，士兵们积极参与“打狗运动”，并很快收集到大量死狗。战士们在夜晚将这些腐烂的死狗投掷进桑墟据点的壕沟、水井和铁丝网中。
起初，伪军还对这些“肉弹”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新四军的一种无奈之举。然而，随着高温下死狗迅速腐烂，浓烈的尸臭弥漫开来，敌人开始感到难以忍受的呛鼻气味，甚至有些人出现呕吐症状。气味不断加重，伪军士兵忍无可忍，甚至不得不捂住鼻子，窒息般的环境使得他们体力逐渐衰退，无法继续坚持。
随着死狗上的苍蝇和蛆虫的繁殖，虫害变得更加严重。苍蝇嗡嗡作响，蛆虫不断爬行到敌人的食物、水源和床铺上，这让伪军士兵更加恐慌。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昆虫带来了细菌，使得不少伪军士兵感染疾病，出现了腹泻和体力衰竭的现象。
在死亡的气味和疾病的折磨下，伪军的士气迅速崩溃。张兴中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病倒了不少，粮草供应渐渐枯竭，再这样坚持下去，不仅会面临全军覆没的结局，还会失去所有的战斗力。为了保命，他不得不主动向新四军提出撤退的请求，希望能够安全离开。
8月中旬，新四军考虑到局势，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包括禁止伪军再犯战场罪行，不得再干扰我方的行动。为了生还，张兴中答应了这些条件，并且表现出对新四军宽大处理的感激，表示再也不敢与我方为敌。8月19日，新四军宣布撤围，张兴中带着疲惫不堪、病重的伪军逃往沭阳县城，不敢再为日军卖命。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我军在敌后抗战中的灵活性和智慧，也凸显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战斗策略的创新和敌人的心理博弈。正是这些独特的战法，帮助新四军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