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背景
激素受体阳性(HR+)/HER2阴性(HER2-)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浸润性乳腺癌病例的60-70%。与其他亚型(如三阴性乳腺癌)相比,HR+/HER2-乳腺癌通常被认为免疫原性较低,其特征包括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水平较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数量较少以及肿瘤突变负荷(TMB)较低。这些特征提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单药治疗可能效果有限,因此传统上免疫治疗并非HR+/HER2-乳腺癌的首选方案。
然而,近年来多项随机试验数据显示,部分早期HR+/HER2-乳腺癌患者可能从新辅助ICI联合化疗中获益。例如,I-SPY2试验显示,在HR+/HER2-乳腺癌患者中,pembrolizumab联合化疗组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高于单纯化疗组。III期KEYNOTE-756试验针对高危、高级别早期HR+/HER2-乳腺癌患者,随机分配至化疗联合pembrolizumab或单纯化疗组,结果发现pembrolizumab组的pCR率显著更高(24.3% vs. 15.6%,p < 0.01)。类似地,III期CheckMate 7FL试验在相似高危人群中比较了nivolumab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nivolumab组的pCR率也显著更高(24.5% vs. 13.8%)。这些结果表明,ICI联合化疗可能改善HR+/HER2-乳腺癌患者的pCR率,但患者选择和治疗顺序仍需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II期GeparNuevo试验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中探索了durvalumab联合化疗,并设置了2周窗口期(单药durvalumab或安慰剂),结果显示窗口期接受durvalumab单药的患者pCR率更高。这提示化疗与ICI的给药顺序可能影响疗效,但这一假设在HR+/HER2-乳腺癌中尚未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新辅助nab-紫杉醇联合pembrolizumab在HR+/HER2-乳腺癌中的疗效,并特别关注化疗或ICI单药窗口期(run-in)对肿瘤微环境的生物学影响。主要假设是窗口期治疗(nab-紫杉醇或pembrolizumab单药)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活性,从而提高PD-L1表达,为联合治疗创造有利条件。研究设计为随机试点试验,患者随机接受2周nab-紫杉醇或pembrolizumab单药窗口期,随后接受联合治疗,并通过系列活检评估生物标志物变化。
总之,既往研究支持ICI在HR+/HER2-乳腺癌中的潜力,但治疗顺序和生物标志物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随机设计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个体化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患者人群
研究纳入非转移性HR+/HER2-乳腺癌患者,肿瘤直径≥2 cm,可有淋巴结受累。HR+定义为雌激素受体(ER)或孕激素受体(PR)≥1%,HER2阴性依据2013年ASCO/CAP指南。排除标准包括既往全身治疗或ICI治疗。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试验经Dana-Farber/Harvard Cancer Center伦理委员会批准(NCT02999477)。
随机化与治疗程序
患者按1:1随机分配至Arm A(化疗先)或Arm B(免疫治疗先)。Arm A接受2周nab-紫杉醇单药(125 mg/m²,静脉注射,每周一次),Arm B接受单剂pembrolizumab(200 mg,静脉注射)。窗口期后,所有患者接受联合治疗:nab-紫杉醇125 mg/m²每周一次(共12剂)联合pembrolizumab 200 mg每3周一次(共5剂)。若临床反应不完全,允许额外新辅助化疗(多柔比星/环磷酰胺,AC)。
生物样本收集
在多个时间点收集肿瘤活检:基线(治疗前)、第3周第1天(W3D1,窗口期后)、第7周第1天(W7D1,联合治疗后)、额外治疗前(如适用)和手术时。粪便样本用于肠道微生物组分析,收集于基线、窗口期第1周后和联合治疗后(第4周第1天)。
免疫组化(IHC)与TILs评估
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肿瘤切片进行H&E染色,依据国际TILs工作组指南评估基质TILs百分比。PD-L1表达使用22C3 pharmDx检测,通过肿瘤细胞H-score(强度×阳性细胞百分比)和联合阳性评分(CPS)量化。
统计方法
主要终点为PD-L1 H-score从基线到W3D1的变化(二分变量,H-score ≥100 vs. <100),使用精确McNemar检验;连续变量使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预设样本量50例(每臂25例),但因入组慢提前终止(最终29例)。次要终点包括pCR率(RCB 0)、总体缓解率(ORR,RECIST 1.1)和无事件生存(EFS)。
基因组分析
基线活检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和全转录组测序(RNA-Seq)。使用GATK流程分析体细胞突变,MutSig2CV识别 recurrent 突变,GISTIC2.0分析拷贝数变异。RNA-Seq数据用于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单样本GSEA(ssGSEA)和免疫细胞反卷积(CIBERSORT)。微生物组DNA通过宏基因组学分析(KneadData、MetaPhlAn、HUMAnN)。
其他分析
MammaPrint和BluePrint签名由Agendia公司检测,用于分子分型。安全性评估包括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
研究结果
患者入组与治疗接受情况
共入组32例患者,2例退出,1例因HER2阳性不合格,最终29例纳入疗效分析,30例(至少接受一剂治疗)纳入安全性分析。患者基线特征见表1。中位年龄42岁(范围31-70),72%淋巴结阳性,48%肿瘤分级2级,41%分级3级。17%肿瘤为HR低阳性(HR low+)。55%患者完成所有12剂nab-紫杉醇,48%完成所有5剂pembrolizumab;52%患者接受额外AC化疗。
表1:患者和肿瘤特征
PD-L1和TILs:景观与治疗反应相关性
主要终点是窗口期后PD-L1表达变化。23例患者有可评估PD-L1评分(基线和W3D1)。结果显示,无论Arm A或B,PD-L1 H-score或CPS均无显著变化。基线中位PD-L1 CPS为1(范围0-100),中位TILs为7.5%(范围1-90%)。69%患者基线CPS≥1,27% CPS≥10,50% TILs≥10%。PD-L1和TILs随时间变化见图1B-E,多数患者水平低且无显著模式。
图1 | 基线和治疗中乳腺活检组织的PD-L1综合阳性分数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pCR率与基线PD-L1 CPS相关(图2)。总体pCR率0%(CPS<1)、28%(CPS≥1)和43%(CPS≥10)。5例pCR患者中,3例可评估BluePrint和MammaPrint,均为基底样和高风险。
图2 | 基于基线PD-L1综合阳性分数的病理完全缓解率
疗效
次要终点包括pCR率、ORR和EFS。总体pCR率为17%(5/29,95% CI 8-35%),仅接受nab-紫杉醇+pembrolizumab的患者pCR率21%(3/14),额外接受AC的患者pCR率13%(2/15)。Arm A和B间pCR率无显著差异(表2)。ORR为80%(20%完全缓解,60%部分缓解),无疾病进展。
表2:手术病理反应
中位随访36.1个月,3年EFS为86%(95% CI 69-100%),3年总生存率93%(95% CI 80-100%),1例死于乳腺癌。
安全性与耐受性
安全性分析纳入30例患者。97%发生≥2级TRAEs,50%发生≥3级TRAEs,无5级事件(表3)。常见TRAEs包括外周感觉神经病变(50%)、脱发(33%)、腹泻(30%),反映nab-紫杉醇毒性。免疫相关AEs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13%),4例发生≥3级免疫相关AEs(肺炎、结肠炎、ALT升高)。两臂毒性无差异。
表3: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基因组景观
28例基线活检进行WES和RNA-Seq。最常见突变基因为TP53(43%),GATA3(18%)和PIK3CA(14%)。分子分型显示50% luminal B型,36%基底样,14% luminal A型(图3)。
图3 | 基线肿瘤活检组织的基因组概览
基因组特征与治疗反应
比较有利反应(RCB 0-I,n=6)和不利反应(RCB II-III,n=20)患者。基因集分析显示,有利反应者富集于干扰素α/γ反应、同种异体排斥和TNF-α信号通路(图4A)。ssGSEA证实这些特征与有利反应相关(图4B)。不利反应者富集于雌激素反应早期和晚期基因集(图4A、C)。雌激素信号与抗原呈递负相关(Spearman系数-0.41,p=0.04,图4D)。免疫细胞反卷积显示,CD8+ T细胞、M1样巨噬细胞与有利反应相关(图4E)。细胞因子分析显示IL-1α/β、TNF-α等促炎因子与反应相关(图4F)。
图4 | 有利和不利治疗反应的基因表达相关性
肠道微生物组与治疗反应
17例基线粪便样本测序。窗口期后,化疗臂微生物脂肪酸生物合成通路显著减少(图5A),免疫治疗臂无变化(图5B)。精氨酸合成通路与RCB负相关(图5C、D),较低精氨酸合成基因水平对应更有利RCB。α和β多样性与RCB无关联。
图5 | nab-紫杉醇+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期间肠道微生物组的特征
讨论
本研究评估了新辅助pembrolizumab联合nab-紫杉醇(部分患者加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在早期HR+/HER2-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总体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为17%,治疗方案耐受性良好,但13%的患者出现3-4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且过半患者因毒性提前停用pembrolizumab。系列活检分析表明,PD-L1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在治疗前后无显著变化。基线生物标志物中,PD-L1高表达、促炎免疫基因特征(如干扰素信号通路)与有利反应相关,而高雌激素信号是唯一显著的不利预测因子。
与既往随机试验的对比分析
· pCR率差异:本试验pCR率(17%)低于III期KEYNOTE-756(24.3%)和CheckMate 7FL(24.5%)试验,可能因本研究仅半数患者接受蒽环类化疗,且高级别肿瘤比例较低(41% vs. III期试验近100%)。此外,本研究纳入14%的小叶癌患者(III期试验通常排除),此类肿瘤pCR率较低。
· PD-L1预测价值:本研究中PD-L1 CPS≥10的患者pCR率达43%,与KEYNOTE-756和CheckMate 7FL一致,支持PD-L1作为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 治疗顺序探索:II期GeparNuevo试验提示免疫治疗窗口期可能增强疗效,但本研究未发现化疗先与免疫治疗先的pCR率差异,可能因样本量小。
生物标志物机制的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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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疫微环境的作用: -
· 有利反应(RCB 0-I)与基线干扰素α/γ反应、TNF-α信号、CD8+ T细胞浸润显著相关,提示炎症性微环境是疗效基础。 -
· 雌激素信号高表达与抗原呈递下调负相关(Spearman系数-0.41, p=0.04),解释高雌激素肿瘤的免疫“冷”表型。 -
2. 治疗顺序的生物学影响: -
· 化疗先组:有利反应者富集免疫检查点(如IDO1、CD274)和抗原呈递基因(如HLA-B)。 -
· 免疫治疗先组:富集免疫细胞相关基因(如BANK1、CD8A),表明不同序贯策略激活的免疫通路各异。 -
3. 肠道微生物组的新发现: -
· 化疗窗口期显著降低微生物脂肪酸合成通路,而免疫治疗无此效应。 -
· 精氨酸合成通路与RCB负相关,提示微生物代谢可能调节宿主免疫反应。
研究局限性及临床启示
· 局限性:样本量小(29例),提前终止入组导致统计效能不足;部分患者接受非方案化疗(52%加用AC),可能混淆疗效归因;微生物组样本量有限(基线17例),结果需验证。
· 临床意义:结果支持PD-L1 CPS用于患者筛选,并提示联合内分泌治疗可能逆转雌激素介导的免疫抑制。安全性数据强调需优化免疫相关毒性管理。
未来研究方向
· 扩大队列验证生物标志物,并整合单细胞技术解析微环境动态演化。
· 探索雌激素信号与抗原呈递的调控机制,开发联合靶向策略。
· 前瞻性评估微生物组调节(如益生菌)对治疗反应的干预潜力。
本研究证实新辅助免疫化疗在HR+/HER2-乳腺癌中具有适度疗效,基线免疫炎症特征是有利反应的关键预测因素。未来需通过精准分型最大化免疫治疗获益。
鲁本斯创作于1606 – 1608年的《圣乔治斗恶龙》(St George Battles The Dragon),是他在意大利游学期间创作的经典布面油画,集中体现了他对古典艺术与巴洛克风格的吸收融合,如今这幅作品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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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作背景与创作渊源
这幅画诞生于鲁本斯关键的意大利历练时期(1600 – 1608年)。在此期间,他深入钻研古希腊罗马艺术,学习米开朗琪罗等文艺复兴大师的创作技巧,还深受卡拉瓦乔风格影响,这些积累都为这幅作品奠定了艺术基础。有学者推测,该作品可能是为热那亚创作的,因为圣乔治正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此外,画作的创作蓝本源自13世纪的《黄金传说》,同时普拉多博物馆的研究指出,作品或许还参考了鲁本斯为提香作品绘制的素描副本,可见其创作融合了多个经典素材的精华。 -
2. 画面内容与象征内涵
画作聚焦圣乔治击败恶龙的核心冲突瞬间,情节紧凑且充满张力。画面中,圣乔治宛如罗马将军般英武,他骑在骏马上,正准备挥剑终结恶龙的性命,而恶龙的嘴部已被他的长矛刺穿,还死死咬住长矛。这一画面精准刻画了战斗的白热化阶段。背景里,身着华服的公主正牵着作为祭品的绵羊,她既代表着被拯救的世俗世界,也象征着基督教教会。恶龙的狰狞与圣乔治的坚毅形成鲜明反差,黑色的恶龙凸显邪恶,而圣乔治与战马的形象在色调上更显明亮,暗含邪不压正的宗教与道德寓意,同时也契合当时反宗教改革运动对宗教英雄主题的推崇。 -
3. 艺术特色与创作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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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图富有动感:作品采用极具表现力的对角线构图,占据画面较大篇幅的战马形成了宽阔的对角线,让整个场景充满动态感。这种构图方式打破了静态画面的沉闷,让观者仿佛能感受到战马冲锋的冲击力,完美契合巴洛克艺术对动感的追求。 -
· 细节贴合古典理念:鲁本斯在细节刻画上格外用心。他细致描绘出战马嘴边的涎水,这一细节致敬了古典时期的艺术理念——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笔下的葡萄曾逼真到让飞鸟前来啄食,鲁本斯以此展现对古典写实精神的传承。同时,画中圣乔治那健壮雄伟的身形,也延续了米开朗琪罗式人物的力量感,尽显古典审美中的英雄形象特质。
这幅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层面,更承载着文化象征意义。它将古典世界的艺术范式与宗教故事相结合,既彰显了对生命的赞颂,也传递了基督教的信仰内核,实现了古典文化与宗教主题的相互赋能。该作品在鲁本斯1640年去世后,由其家人出售,最终被纳入普拉多博物馆收藏。此外,圣乔治斗恶龙是艺术史上的经典题材,鲁本斯的版本凭借独特的动态表现和风格融合,与拉斐尔等大师的同题材作品形成呼应,成为该主题在巴洛克时期的代表性创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