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改订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谢明老师授权发布！
论高山寺《庄子》钞本的价值
谢 明
摘 要：学界对高山寺《庄子》钞本的价值认识不够充分，目前仅停留在校勘层面上。文章认为，钞本在判定敦煌《庄子》写卷真伪、釐清敦煌《庄子》写卷版本系统、考求《庄子》在唐代的流传、纠正《经典释文》讹误、推求成疏本《庄子》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中经疏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高山寺钞本 敦煌写卷 《庄子》
日本京都高尾高山寺藏有旧钞卷子本《庄子》（以下简称“钞本”），乃郭象注本，现存“杂篇”中的7卷/篇：《庚桑楚》卷23、《外物》卷26、《寓言》卷27、《让王》卷28、《说剑》卷30、《渔父》卷31、《天下》卷33。狩野直喜对此钞本作了简单介绍和抄写年代的推论，并校以诸宋刻本和明世德堂本，纠正了各自的一些讹误。[1]王叔岷则从钞本原貌、钞本与宋元嘉本、钞本与唐写本、钞本与成疏本、郭象后语、《庄子》逸文等多个方面对此卷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纠正了狩野氏的一些疏误。[2]其《庄子校诠》、曹础基等人点校的《南华真经注疏》也都用到了此钞本来校正《庄子》。由此可见，学界对钞本价值的认识，只停留在其校勘价值的层面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且在利用钞本校勘时，还存在着不少错误。本文从判定敦煌《庄子》写卷真伪、釐清《庄子》版本系统、考求《庄子》在唐代的流传、纠正《经典释文》讹误、推求成疏本原貌和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疏关系等几个方面，对钞本的价值作系统、全面的论述。
一、对敦煌《庄子》写卷的研究价值
（一）有助于敦煌《庄子》写卷真伪的判定
自敦煌写卷被发现以后，一些古董商人为牟取暴利而仿造敦煌卷子，因此敦煌写卷的辨伪也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论是斯坦因、伯希和成批量地获得的写卷，还是后来其他人小规模或零星获得的写卷，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写卷都存在作伪的可能。尤其是近些年来，关于李盛铎有没有伪造写卷、其藏品是不是赝品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关于如何判定一个写卷的真伪，学者总结了多种手段，比如着眼于纸张、墨色、字体书法、题记、印章等，这些似乎可以统称为外部证据。但笔者因专业、学识所限，无法从这些方面作出判断，那有没有可能从内容这个内部证据着手去判定一个写卷的真伪？
王叔岷曾以该钞本与法国巴黎图书馆藏P.2688号《外物》篇相对勘，认为此钞本与唐写本接近，相同之处甚多[3]，意在说明二者之关系。其实不仅如此，此钞本还与法藏其它卷子及其它馆藏某些卷子十分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差别较大。
1.钞本与P.4988相同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异者（表1）：
表1
2.钞本与羽019R相同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异者（表2）：
表2
3、钞本与дx00178R相同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异者（表3）：
表3
由钞本与P.2688对勘的结果（见表4）及以上三表来看，敦煌写卷和钞本当均非伪卷。若敦煌写卷尤其是李盛铎藏品（羽019R）要造假，必须有钞本作为依据才能造假，因为传世刻本几无相应异文可参考。若凭空臆造，是很难有这么多“偶同”的异文的。而不论是李盛铎，还是其他人，当时是不太可能见到藏於高山寺而尚未公布于众的《庄子》钞本的。
同样，若钞本为伪卷，则必须参考法藏、李盛铎旧藏（羽019R）和俄藏数家写卷才能造假。或赴敦煌，在三家未盗运、解送之前抄写、造作；或赴伦敦、巴黎、北京数地分别参考。前者固无可能，后者亦不可能。若无相应底本，钞本与敦煌诸写卷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偶同”的异文的。
（二）有助于釐清敦煌《庄子》诸写卷的版本系统
20多号敦煌写卷遍及《庄子》各篇，两个以上的写卷同属一篇的情况又比较少，那么有没有可能对其版本系统做出一个大致的分类？
若仅从敦煌写卷来看，似乎不太容易办到；但若结合钞本来看，则会有一些线索。上文已将钞本与P.4988、羽019R、дx00178R三个写卷对勘，它们绝大多数异文相合[4]，而与传世刻本不同。而钞本与S.77+P.2688异文更是高度重合，与传世刻本不同（参表4）[5]。这说明钞本底本与写卷底本一样，应该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剩下的写卷中，有一些写卷与传世刻本相差不大，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版本系统。还有一些写卷，虽然与传世刻本差别也比较大，但因钞本只有7篇，无法与之对勘，未知这些写卷是同属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还是另有来源。
表4
二、对《庄子》文本在唐五代演变情况的研究价值
唐前《庄子》文本的流变情况有《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可以参照，五代宋初则有陈景元《庄子阙误》可以依据，那么在唐至五代这段时间里，《庄子》文本是如何演变的？除了《庄子阙误》中提到的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庄子正义》本外[10]，一般可依据的材料即20多号的敦煌写卷。写卷数量虽然不少，但有些卷子较短，所存文本信息不多，多个卷子同属一篇的情况又较少，这都会制约对《庄子》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对版本系统的判断。而钞本共存《庄子》33篇中的7篇，除前两篇天头地脚稍有残损外，其它各篇都十分完整，是研究《庄子》文本及其演变的绝佳材料。狩野直喜初步判断，钞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日本镰仓（1185-1333）初期。[11]若此判断不错，则钞本底本至少是宋本。而根据其它证据来看，此钞本底本应该是在唐五代形成[12]，时间上与敦煌写卷正好有不少重合，数号敦煌写卷存有钞本7篇的内容，二者正好可以相互发明，上文已做了一些对比。由对比的结果，我们可以获知一些《庄子》文本流变的情况：
（一）《释文》之后《庄子》又产生了不少异文，文本更趋多样化
尽管我们推测《释文》在唐代有较大影响，并在上文作了一些论证，那是不是几乎囊括所有当时所见异文的《释文》成书、流布以后，人人皆以之为准，《庄子》不再有新的异文产生？与钞本对勘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异文不但有，而且数量巨大。除了不少讹文、虚词、十分常见的通假、通用字等情况的异文外，还有不少与文意十分相关的异文。兹每篇中各举一例（表5）：
表5
（二）产生了一个很可能带有定本性质的新版本
上文已说过，P.4988、羽019R、дx00178R、S.77+P.2688数个写卷的底本一样，应该都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这一现象值得思考，一个地处西域的敦煌，一个远在大海之东的日本，怎么会抄写了同一版本系统的《庄子》？考虑到二本（或其底本）无论以何种方式传入，它们底本的共同版本来源，都应该是一个通行且很可能具有权威性质的本子。否则，这种巧合似乎不好解释。
唐朝皇帝以老子李耳为始祖，以道教为国教，自然就会重视道家经典。为统一文本内容、经义思想，儒家经典既已形成定本——《五经正义》，那么包括《庄子》在内的道家经典是不是也要统一？唐玄宗比前代皇帝更加重视道家经典，并专门设立了“道举”一科，鼓励、选拔精通老、庄、文、列四子真经的人出仕。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会没有一个官方定本。《新唐书·艺文志三》：“甘晖、魏包注《庄子》。”注曰：“卷亡，开元末奉诏注。”[14]这个“奉诏”注本应该就是一个官方定本。此定本一旦形成，流布必然较广，影响自然也较大。按照道理，无论何人要抄写、传布《庄子》都应该首选此本。那么，钞本和敦煌写卷底本的共同来源或许就是此本，或者是跟此本有密切关系的某本？
三、对《释文》的研究价值
（一）纠正今本《释文》讹误，揭示后人所作的改动
自从清代以来，就有学者不断对《释文》进行校勘，至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可谓总其成。黄氏参前人之说，按以己意，发明之处不少。然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任何著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钞本底本是一个唐代写卷，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释文》的底本和或本[15]；以钞本与《释文》对勘，则可校正《释文》流传过程中的一些讹误，亦可补前人校释之不及。
1、《庚桑楚》：“趎勉闻道达耳矣。”
“勉”，钞本作“晚”。《释文》：“勉闻道，崔、向云：勉，强也。本或作。”
按：“”字书所不载，未知何字。《释文》或本是钞本底本的来源之一，钞本之“晚”当即是《释文》或本之“”，二者形近而讹。“晚闻道”文意可通，成疏本、《南华真经章句音义》[16]皆作“晚”，可证。
2、《外物》：“鱼不畏网而畏鹈鹕。”
“鹈鹕”，钞本、P.2688作“鹈胡”。《释文》：“鹈，徒兮反；鹕，鹈鹕，水鸟也。”
按：此条《释文》各版本皆无异文，包括《经典释文汇校》在内的各家亦皆无校勘，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释文》要为难字、多音字注音，“鹕”字属于此例，当如《尔雅·释鸟》“鹕”字条一样，音注为：“鹕，音胡。”为何此处“鹕”字无音注？由钞本和敦煌写卷提供的线索，则可知“鹕”本当作“胡”。《释文》之所以无音注，正是因为“胡”字不需要注音。今本作“鹕”者，乃涉“鹈”字类化而讹，或依通行本所改，当非《释文》原本之貌也。
（二）有助于认识《释文》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自清代以来，《释文》备受学者重视，但关于它在唐代的影响，经籍似无直接记载。稍有一点信息的是《旧唐书·儒学传上·陆德明》：“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17]从钞本与《释文》底本、《释文》或本（见表6）、《释文》所载元嘉本的密切关系来看[18]，《释文》是这个新版本异文的主要来源，也是《庄子》校勘时的最重要依据之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释文》在唐代的影响和地位。
表6
四、对《庄子阙误》所载异文的研究价值
《庄子阙误》以景德四年（1007）监本为底本，对勘当时所见八种版本，汇聚所有异文而成。这八种版本是：江南古藏本，徐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徐灵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文如海正义，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散人刘得一注，大中祥符时人；江南李氏书库本；张潜夫补注。[21]
八种版本中以徐灵府所校天台山方瀛观宫藏本和文如海正义本为早，其余皆为五代宋时版本。对于这八种版本异文的来源，蒋门马认为：“’旧阙’、’旧作’皆为《庄子》原文，其余异文皆为讹误，未分析者无一例外。探究《阙误》所载众本之有种种异文，不外乎据郭象注、成玄英疏篡改正文，或据句法文法增补正文，’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22]
《庄子阙误》中标明“旧阙”“旧作”的，实际上是景德监本与八种版本相一致的异文，它真正反映的景德监本《庄子》之貌。而景德监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是“《庄子》原文”，其它版本与景德监本不一致的地方也未必不是《庄子》原文。武断认定“其余异文皆为讹误”，皆为“篡改正文”而成，从逻辑上就难以讲得通。而钞本则可印证八种版本的部分异文，实际上是有来源的，并不是该本的抄手篡改正文而来（表7）。
表7
由上表可以看出，八种版本中江南古藏本、江南李氏书库本、张君房校郭象注本各有1-2条与钞本相应。钞本底本是唐代《庄子》写本，这三种版本是五代宋初版本[23]，这就说明这三种版本有一部分异文来源于钞本底本的版本系统，并不是蒋氏所说皆为抄手通过郭注成疏、句法文法篡改、增补而来。“已沐老”条和“恐听谬”条还可以分别在P.2688、P.4988中得到印证，更加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个例可以说是偶合，但这里显然不是个例；而且有些异文通过蒋氏所说的方法，是没法“篡改”成的。[24]
五、对成疏本《庄子》研究的价值
王叔岷在《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一文中，列举了不少钞本与成疏相合的例子，以证明钞本即成疏本。无论同不同意王氏之观点，都不能否认同属郭注本《庄子》的钞本和成疏本关系密切。王氏所举例子虽然意在证明钞本即成疏本，但同时也揭示出了成疏的部分面貌，这一点王氏似不曾注意。了解了成疏本的部分面貌，有助于重新思考今本成疏中经与疏的关系。具体说来：
（一）能够为成疏本原貌的推求提供可靠证据（表8）
表8
由上表可以看出，若无钞本作为参照，是很难确定成疏正文原貌的。正是有了钞本的参照，我们才能得知成疏本部份真实面貌。
（二）有助于重新认识今本成疏经文与疏文的合刻关系
今存早期《南华真经注疏》共数种，国内如《道藏》本，日本如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27]、松崎慊堂旧藏室町期秘府钞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古钞本、早稻田图书馆藏万治四年（1661）刻本。尽管有个别学者在校勘《庄子》文本时，已经注意到通过成疏逆推出来的文字与正文有不同，但似乎尚未见到有学者系统探讨今本《南华真经注疏》经文与疏文的对应关系。
由上表可知，今本《南华真经注疏》正文的底本不是成玄英当时作疏时所用底本，二者存在重大差异，它反而与其它宋刻本十分接近。《道藏》本的确有个别文字，比其它成疏本更接近于底本原貌[28]，但数量很有限，整体上仍然十分接近诸宋刻本。也就是说，今本《南华真经注疏》这个经注疏合刻本不是当时成玄英所作的经注疏合抄本，这个合抄本亡佚了。或者成疏成书时，疏文单行，没有所谓的经注疏合抄本。但无论哪种可能，都不能否认今本《南华真经注疏》是由后人以成疏和另一版本的郭注本相配而成。如果没有钞本参照，这一点是不容易得到确凿证据的。
另外，钞本还有助于认识唐代郭注本、成疏本的某些情况。钞本和敦煌20多号写卷皆是白文本或郭注本，并没有一件成疏本；这除了可以说明郭注本在唐代占据绝对的优势外，还可以看出成疏本似乎在唐代并不那么流行。
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子部文献汇辑集校”（07JJD740064）；宁波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1][日]狩野直喜《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2年，第1-122页。
[2]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0年第22本，第162-166页；王叔岷《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诸子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9-563页。
[3]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第164页。
[4]也有一些不相合的例子，但基本属于通假音变、虚词、通用等情形，如乘与承、一与壹等。
[5]需要说明的是：一、除了明显的讹误字外，表中也未将个别常见形近字（如末未）、古今字（如知智）、通假字（如修脩）等计入在内，因这几种情况受抄手个人因素影响很大。二、表中“濡”应该是“儒”的通假字，“与”与“誉”、“仄”与“厕”亦有通用之例，“石”、“硕”形近，这些都很难完全反映底本的真实情形。所以从整体上看，钞本与敦煌本高度一致，而与传世刻本相差很大。
[6]“[亻遺]”，可能是“僓”的讹俗字。
[7]“能”，被涂改为“龟”。
[8]“鹈胡”，原作“鹈鹕胡”，依钞本体例改。关于钞本体例，本文不再展开，拟另文探讨。
[9]“眥”，双鉴楼藏南宋蜀刻本作“”，当为形近讹字。
[10]二本虽然属于唐代，但异文很少。
[11][日]狩野直喜《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校勘记》，第1页。
[12]关于这一点，拟另文探讨，本文不再展开。
[13]钞本原作“”，乃“雉”之异体；下文原作“鸡”，“鸡”乃抄手误抄，改为“”，这是钞本体例。
[14][唐]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8页。
[15]本文所谓“或本”是指《释文》中标明“本亦作”、“本或作”、“又作”等字样的异本。
[16]此书以《释文》为主，参以己意而成，故多有可与《释文》相照应之处。
[1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5页。
[18]关于钞本与元嘉本的关系，可参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第162页。
[19]《释文》原作“”，实为讹字，参上文。
[20]“画”，原作“书”，当为讹误字。
[21]陈景元《庄子阙误》，《道藏》第1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59页。
[22]蒋门马《陈景元<南华真经阙误>疑谬辩正》，《诸子学刊》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
[23]江南李氏书库本年代不详，估且算作宋初版本。
[24]关于这一点，本文不再展开详细论述，拟将另文探讨。
[25]《庄子》经注疏合刻本起于宋，故本文以诸宋刻本与之对照。所谓“诸宋刻本”是指：1、海源阁旧藏南宋高宗鄂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2、涵芬楼旧藏南北宋合璧本（现藏国家图书馆）；3、双鉴楼藏南宋蜀刻本（现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4、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南宋刻本《南华真经注疏》。前三种皆为郭注本。
[26]此据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所引成疏。
[27]本文论及成疏时，以该本为例。
[28]这一点王叔岷在将《道藏》本成疏与钞本对勘时已举例，可参。
谢明（1988-），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青年拔尖学者，主要从事《庄子》文献学、学术史和训诂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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