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香港战火逼人。

31岁的女作家萧红病重,在避难医院的简易病床上,留下人生最后一句话:

“如果有机会,迁我之骨,葬在鲁迅先生墓旁。”

话音未落,人已香消玉殒。

但这一句临别遗言,不亚于向民国文坛扔下了一颗炸弹。

众人哗然:她与鲁迅,不过认识七年;她早有伴侣,鲁迅也有妻子许广平,这突如其来的“墓旁之约”,究竟是情深?是敬重?还是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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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没过多久便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萧红。

文章不长,却字字带刺:

“她常常一整天待在我们家,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风大,她待太久了,我没顾得上去关窗,鲁迅先生因此生病。”

许广平没有直接指责,但全文里满是“这个女人,真不识趣”的意思。

一个遗言,一篇回忆,把萧红、鲁迅、许广平三人的关系,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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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天,上海。

27岁的萧红带着萧军南下闯荡,寄居在朋友处,拮据又落魄。

她带着自己写好的小说手稿,拜访了当时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

那是她第一次见鲁迅。

她穿着旧棉袄,脸冻得通红,像个还未长开的孩子。

鲁迅接过她的手稿,皱着眉一页页翻看,末了说了一句:

“写得很好。”

不久,鲁迅亲自为她的《生死场》写了序,称她是“继丁玲之后最出色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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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萧红便在文坛站稳了脚跟。

但比起名利,对萧红来说,鲁迅的肯定远比稿费重要得多。

她从小缺爱,自幼失母,被父亲逼婚,未婚生子,被抛弃,被辱骂,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保护她。

而鲁迅,是第一个不觊觎她身体、不利用她名声、只看她才华的男人。

那一刻,她在鲁迅眼中看见了尊重、欣赏,甚至怜惜。

也是从那时起,萧红的世界里,“鲁迅”成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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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后不久,萧红和伴侣萧军常出入鲁迅家。

那是一栋位于虹口的红砖小楼,鲁迅和许广平住在楼上,书房里堆满了书、烟斗和老旧文件夹。

起初,萧红和萧军是一起去拜访的,后来,萧军外出奔波,常常不在,萧红便一个人去。

她越来越频繁地造访鲁迅。

哪怕只是去聊聊天、坐一坐,甚至什么都不做,只是待着,她也觉得安心。

据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记述,她时常在屋里帮鲁迅擦烟灰缸、整理文件,还会亲自下厨做点家乡饭菜。

有一次,她穿了件红毛衣,进门后在鲁迅面前转了一圈,问:“周先生,我今天穿得好看吗?”

鲁迅轻轻一笑,说:“年轻人,穿什么都好看。”

这个对话,后来也被她写进《回忆鲁迅先生》一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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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偶尔会夸她做饭好吃,会认真听她讲烦恼,会在她犹豫要不要剪头发时,提出意见。

萧红写得细致入微,连鲁迅午休前的习惯、抽烟的动作都不放过。

萧红死前想与鲁迅合葬,许广平冷脸回怼:她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仿佛她不是一个“客人”,而是这座房子的另一个“主人”。

有人说,这像极了女儿对父亲的体贴,也有人说,更像是少女对情人的暗恋。

只是,在这些描写中,有一个人始终是“背景板”,她就是许广平。

她的存在感,在萧红的叙述中几乎为零。

可一个家的女主人,真的会毫无情绪地看着另一个女人,把“生活细节”写得如此深情吗?

许广平还不是一个小气的女人。

她出身书香门第,性格温和,做事有分寸,是鲁迅晚年最信赖的人。

两人虽没有正式婚礼,但长期以夫妻相称,共同育有一子周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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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中,她是贤妻、密友、助手、孩子母亲。

但面对萧红,她确实起了戒心。

主要是萧红来的实在太频繁,她在这里吃饭、聊天、做饭、诉苦,仿佛把这当了自己的家。

最让许广平介意的一次,是鲁迅因为她生了一场病。

那天风大,又赶上鲁迅午睡,萧红在楼下待了大半天,许广平怕她闷得慌,就陪她聊天。

等聊完上楼,发现卧室窗口没关,鲁迅被吹了一下午风。

那之后,鲁迅连着咳嗽好几天。

许广平没说什么,也没怪萧红,但心里始终是有芥蒂的。

后来,许广平写下《追忆萧红》,其中两句话意味深长:

“她常常一整天留在我们公寓,和鲁迅先生聊天,诉说烦恼。”

“因为她的长谈,我不能照顾先生午睡,那天风很大,窗户没关,先生因此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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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总喜欢将这段关系“戏剧化”。

萧红是鲁迅的“红颜知己”?许广平是“吃醋的正宫”?三人上演“民国文坛情感罗生门”?

可如果不带着有色眼镜,大家就会发现:萧红对鲁迅的感情不是爱情,他们三的关系更不是庸俗的“小三上位”。

若要解读萧红对鲁迅的依赖,仅从“男女关系”出发,未免肤浅。

萧红童年生活悲苦,母亲早逝、继母苛刻,父亲将她许配给陌生人,稍有反抗便施以毒打。

她渴望被关注,鲁迅对她来说,不只是文坛前辈,更是“理想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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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他面前撒娇、试探、求表扬,仿佛想用一切方法确认:

“你真的不会离开我,对吗?”

而鲁迅的回应,也多是温和而有距离的。

他欣赏她的文字,鼓励她的创作,甚至像父亲一样训斥许广平“不要给她选那种发带”。

但他从未逾矩。

只是在她远行日本时,悄悄塞给她几包点心。

就像父亲送别女儿时,不动声色的心疼。

这种微妙的情感,在萧红心里愈酿愈浓。

她并非不知界限,而是太久没人给她温柔,她贪恋了这一份关怀。

所以她才会说:

“我这一生,只有鲁迅真正懂我。”

萧红病重时,在香港的圣士提反女校病床上,她写下遗言四条,其中之一是:

“希望以后有机会,将我骨灰迁至鲁迅先生墓旁。”

有人说她情深不悔,有人说她没有边界。

其实,她只是想,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那个曾给她温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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