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将整合此前的系列推论，全景式揭晓一个重磅推论：成都新津修觉山及其附近的几座低山区域，正是上古时期至关重要的昆仑之丘，尤其是黄帝时期承载华夏文明发展的“华夏昆仑”。这一结论，既是对 “昆仑在瓦屋山”系列推论的延续，更是对上古核心地标探寻的关键突破。
古昆仑瓦屋山（来自网络）
PART.01
昆仑之丘的迁徙脉络：从创世昆仑到华夏昆仑
要理解修觉山的昆仑身份，需先理清上古“昆仑”地点的变迁逻辑。《山海经》等古籍中对昆仑的记载并非指向唯一地点，而是随自然环境与部落迁徙不断转移——这背后，是大洪水退却与西王母部落的迁徙史。
西王母画像砖（来自网络）
最初，眉山、瓦屋山是远古时期的昆仑之墟，瓦屋山则是伏羲、女娲启蒙人类文明的“创世昆仑”，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到了炎帝时期，昆仑之丘的位置转移至龙鹄山；而随着大洪水逐渐退却、局部治水成功，昆仑瓦屋周边环境改变，天帝西王母部落沿长秋山脉向成都平原腹地迁徙，将天庭逐步迁至内陆。由于西王母举行最高神权册封仪式的场所被称作 “昆仑”，“昆仑之山”的名称与位置也随仪式转移而变更。最终，在炎帝时期龙鹄山昆仑之后，长秋山脉最北端、最深入成都平原的一处低丘及其周边区域，成为新的昆仑所在地——这处核心低丘，便是后世记载最丰、被视作“真正昆仑”的修觉山。因其所处时代更接近华夏民族的发展关键期，故被称为“华夏昆仑”，与瓦屋山“创世昆仑”形成清晰的时代传承。
龙鹄山石碑（来自网络）
需特别说明的是，此前推论中反复提及的“中华山”，实为如今的修觉山。这座位于北纬30度、长秋山脉“龙根之地”的小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承载着无数上古文明印记：它是茶文化的起源地，是大禹涂山会盟、会稽山大会的举办地，是大禹母亲修行、最早酿酒的女脊山所在，也是黄帝飞升、老子归隐之处；就连涿鹿之战、绝地天通事件、牛郎织女传说，以及伤亡惨重的商王上甲微血洗昆仑事件，据现有线索推断，也极有可能发生在这片区域。
中华山示意图
PART.02
修觉山的辉煌印记：从帝王青睐到文人流连
如今的修觉山看似平凡：高度仅50多米，相较于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毫不起眼，无任何名胜古迹遗存，不仅新津本地人，就连世代居住的村民都常有不知其名者。但回溯历史，它的地位却远超今日认知——大明末期，崇祯帝编撰《天下名山录》，收录天下50座名山，修觉山赫然位列第45位，竟排在青城山、岳阳山、点苍山等知名山脉之前，足见其在明代的特殊重要性。
昆仑示意图
这份重要性，在历代帝王与文人的印记中更显鲜明。《大明一统志》记载“修觉山在新津县东南五里，山有修觉寺，因以名”，至今修觉山仍留存唐玄宗李隆基亲笔题写的“修觉山”三字石刻，《明朝中国境・修觉山记》中的记载：
“修觉山三字嵌石壁，今犹存者及其处也。”
为这一遗存提供了佐证。更值得关注的是，据《道藏辑要》记载，唐玄宗还曾下令将四川天津天柱山改为天社山、天社山——而这两座山，正是与修觉山连为一体的老君山，“天津”“天柱”“天社”等名称，均与昆仑文化存在深层关联。修觉山及周边老君山区域，更是古代的“文化地标”：轩辕黄帝、彭祖、老子、张道陵、杜光庭等道家重要人物曾在此活动；李白、杜甫、苏洵、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黄庭坚、方孝孺、“大明第一才子”杨慎等文人墨客，均曾登临拜谒，留下传世佳话。即便唐朝诗人王勃未曾亲临，其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 一句：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据推论“五津”“海内”“天涯”等意象，也与修觉山及昆仑之丘密切相关。
蜀川胜概图《修觉山》（来自网络）
昆仑修觉山示意图（来自网络）
PART.03
地理与遗址：修觉山的昆仑 “硬证据”
若说人文传说尚属间接线索，修觉山的地理特征与周边遗址，则为其昆仑身份提供了更直接的“硬证据”。
从地理视角看，修觉山的位置堪称“奇观”：整个长秋山脉形似“马身龙首”，横卧于邛崃山脉与龙泉山脉之间，深入成都平原腹地并将其一分为二，而修觉山恰好处于“龙首”之位，视野开阔、一望平川，正如南宋范成大所写：
“新津县对江一小山，宜望平野。”
若回到史前洪水退却时期，这片长条状半岛的最前端，无疑是从瓦屋昆仑高地下来进行灾后重建的优先定居点，完全符合上古先民“逐水而居、择高而住”的生存逻辑。此外，修觉山北望新津武江汇流，这一地理景观与古籍中“昆仑之丘，多水系而出”的记载高度吻合，后续我们将逐条推理印证周边河流与昆仑的关联。
修觉山示意图
在遗址与文物层面，线索同样密集：与修觉山一江之隔的4800年宝墩龙马古城遗址，据此前推论，极有可能是炎帝末期的都城，也是涿鹿之战的战场之一；修觉山当地出土的两张汉墓图更具深意——一张是西王母玉兔捣药图，一张是女娲伏羲交尾图。这些与华夏文明源头直接相关的图像在此密集出现，绝非偶然，暗示着这里与上古核心文明存在传承关系。尤其伏羲女娲交尾图，让人联想到修觉山与瓦屋山分别位于长秋山脉两端，而整条山脉形似两条细长蛇状图形，在老峨山处交汇，恰如“交尾”之态。虽因地形变迁，“人首蛇身”的地貌已难目测，但民间流传的“唐玄宗与高力士经新津三渡水南门码头时，见对岸修觉山从西往东看呈天然卧佛状”的传说，为探寻这一关联提供了有趣的思路。
新津宝资山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来自网络）
PART.04
涂山即茶山：昆仑之丘的文化密码
要彻底夯实修觉山的昆仑身份，还需解开“涂山”的谜题——因为涂山，正是昆仑之丘的另一重身份，而其核心密码，便是“茶”。
《山海经》中山水命名皆有依据，涂山亦不例外：“涂” 字通“荼”字，涂山原本应为“荼山”，而“荼”，正是我们如今熟知的“茶”。
《神农本草》记载：
“荼生益州，三月三日采，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尔雅》注：
“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舛，蜀人名之苦荼。”
《尔雅.释木》槚，苦荼，晋代郭璞在《尔雅注》中更详细描述其形态：
“树小如栀子，冬生常绿，叶可煮羹饮。”
“荼”作为“茶”的古称，沿用历史极为悠久，直到大唐开元年间，唐玄宗编撰《开元文字音义》时，才将“荼”字去掉一横，定为“茶”字，正式确定了今日“茶”字的写法。由此可见，涂山（荼山）因茶得名，其与茶的关联，正是昆仑之丘的重要文化印记。
这一关联在古籍中可找到多重印证：《庄子・逍遥游》记载 ：
“昆仑开明北有不死树。”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
“袁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
—— 比对可知，昆仑“不死树”的描述与茶树形态、特性极为相似；自古茶便是高规格祭祀物料，《山海经・南山经》中就有 ：
“祝荼，桂荼。”
以及其他茶献祭的文字，《礼记・帝系》记载：
“掌荼、聚荼。”
专设官职主管茶祭，《尚书・顾命》中周成王临终遗嘱要求：
“王三宿三祭三诧。”
此处“诧”均指祭祀用的“茶”。从道家视角看，“茶道”并非空谈，自炎黄时期起，修觉山所在的长秋山脉昆仑之丘，便是历史悠久的茶山，其附近的蒙顶山更是古老名茶圣地，进一步印证了这片区域的茶文明传承。
蒙顶茶山（来自网络）
顺着茶的线索还可延伸至经济维度：西汉王褒《僮约》中“武阳买荼”的记载，是最早提及茶交易市场的文字，其中“武阳”即汉代武阳郡，对应如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县——这里是彭祖与张道陵的故里，而彭山武阳茶市，正紧邻修觉山所在的长秋山、涂山之旁。产茶地与交易场所同处一区，符合经济规律，也从侧面佐证了修觉山周边作为上古茶核心产区的地位，与昆仑之丘的文明高度相匹配。
武阳茶市遗址（来自网络）
西汉王褒《僮约》（来自网络）
结 语
从昆仑之丘的迁徙脉络，到修觉山的历史辉煌、地理优势与遗址线索，再到“涂山即茶”的文化解码，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成都新津修觉山及其周边低山区域，正是黄帝时期的上古昆仑之丘——“华夏昆仑”。如今的修觉山虽看似平凡，却深藏着华夏文明的千年密码。它究竟凭何承载如此厚重的历史？其具体范围与昆仑文化的更多细节，我们将在后续推演中继续探寻，也期待大家一同参与这场上古文明的解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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