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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姚大榜
地处湖南西南角的新晃县，与贵州交界，史称晃州、晃县。自明代以来，就是通往西南的主要通道，从清代开始，就称之为湘西三大商埠之一，民国时期称为“小武汉”。
山高皇帝远，加上地势险要，所以晃县自古就多匪，经常有过路的客商被杀，货物被劫。清政府虽然组织兵勇剿匪，可不管用。
为什么晃县的土匪屡剿不绝呢？很简单，他们都是当地农民，农忙时生产，农闲时做一些抢劫的勾当，民匪难分。
大家对湘西土匪的认知，来自于一部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没错，这部电视剧中的田大榜，是有真实原型的，原型就是晃县的巨匪姚大榜。
曾经当过土匪的湘西的老人
姚大榜本名姚必印，字占彪，生于1882年，出生地是晃州平二里(今方家屯乡)杨家桥的姚家垅（又叫牯牛溪）。
姚大榜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亲叫姚德钦，母亲姓杨，都是忠厚老实的种田人，家里有14亩水田，并不算富裕。有兄弟姊妹5人，姚大榜排行最小。三个哥哥幼年夭折，中间还有一个姐姐，长相一般而性格乖戾，没人敢娶，在家当一辈子老姑娘。几个哥哥死后，他成为继承香火的独子，受到父母溺爱，娇生惯养，幼年长得膀大腰圆，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大膀”，“膀”“榜”同音，也希望他今后能榜上有名，其后，“大榜”就代替他的本名。
父母为使他真能上“榜”，就送他进私塾读书。因受到父母娇惯，养成好逸恶劳、骄横跋扈的习惯，从小就在小伙伴中惹是生非，经常有人上门“告状”，家人没少给人赔礼道歉。父母想要老师管教，让他走向正道。他虽有几分聪明，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识得几个字就沉迷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等武侠小说，崇拜绿林强人，年纪稍长，就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结识一些黑道人物。他讲究哥们义气，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占山为王、剪径劫财、称霸一方的绿林好汉。
其实姚大榜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些江湖道义的。
据民间传说，他16岁时，游荡中发现晃州营两个清军绿营士兵在某僻静河湾处洗澡，所带火枪与衣物放在河岸上，就悄悄下水，将不熟悉水性的清兵拖入深水淹死，然后携枪溜之大吉。为圆他“绿林”之梦，将枪卖掉作盘缠，考入贵州讲武学堂，学到一些舞刀弄枪的本事，步履矫健，登高山如履平地。
此后，姚大榜因常年穿梭于深山老林之中，练就一副好身板，年过花甲仍能健步如飞。1949年8月，参加白崇禧在芷江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后，他与几位随从返回晃县，途中看见前面有一条狗在跑，就指着他们问：“你们哪个把那条狗抓来，有赏！”随从们个个摇头摆手，表示没那个本事。
姚大榜笑着骂道：“你们怎么连狗都不如？看我的！”他卷起衣袖，紧紧腰带，一个箭步向前冲去，不过百来米远，就将狗提回来。众人见了，惊愕不已。
讲武学堂学生学业完成后，按规定必须从军，可他不愿受纪律的约束，受制于人，未毕业就跑回家，与他那帮难兄难弟混在一起，为所欲为，父母当然伤心以极。父母因病先后去世，没有父母管教，也没有后顾之忧，姚大榜更加胆大妄为。一次，他家的牛被盗，通过多方了解，原来是同村的蔡建苟偷窃。
姚大榜知道后，就只身一人到蔡家，要他把牛退回来。蔡建苟依仗蔡家人多势众，说要7吊钱去赎。姚大榜筹了钱去赎牛，蔡建苟却蛮横地掏出一把刀，说：“哼！要牛！只有这白鱼崽（指小刀）给你！”并挺刀过来，要杀姚大榜。姚早就防备他耍横，身背夹板枪，看他冲过来，横眉倒竖，“砰”的一枪将偷牛贼打死。此后，姚大榜与姚国安(外号“牙生矮子”)、姚本富(外号“富林麻子”)结为一伙，上山为匪，开始当起绿林“山大王”。后来他对人说，“我上山也是被人逼的”。
真实的姚大榜
姚大榜成年以后，颧骨高耸，唇厚嘴大，两腮凹进，下巴向前突出，典型的一副猴像。眉毛又粗又长，两眼射出凶光，鹰钩鼻子，时常显露黄里带黑的两颗大门牙，一眼望去，恐怖而又可憎。热天穿短白布对襟褂子，或青布衫，脚穿布袜套草鞋；冷天穿件长袍，脏得油光发亮，看不见布眼，头戴缎子瓜皮帽，手拿一根竹筒铜头长烟袋，不伦不类。
进城后，为与身份相配，平常穿起长袍马褂，绫罗绸缎，装成一副斯文样；干起“公务”，则是一身保安制服，腰挎手枪，配上他那副尊容，人人畏惧三分。平常在家无事，喜欢拿人取笑，特别喜欢用烟袋烧小媳妇、小后生的后脑勺，发出“吱吱”的响声，以博一笑。你随意骂他两句，他就哈哈一笑过去了；他开心笑起来的时候，倒也有几分率真。如果你真生气，他就要借故生端，摆老辈子的架子，找你的岔子。所以，人们与他打交道，都存有三分小心，尊称他一声“姚老辈子”。
他起初为匪，羽毛未丰，多少有些顾忌，便投靠在大土匪唐二王所属的匪首戴玉清队长手下。后来看到唐匪名声太坏，不论贫富都抢，毫无顾忌，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唐匪的行径有违他做“绿林好汉”的愿望，便拉起自己几个人另立山头，在贵州岑巩、玉屏、铜仁的龙鳌、牛场坡、黑岩一带拦路关羊，抢劫富户。他发了横财，就回到姚家垅置田产，兴土木，将老屋翻修，渐渐成为寨里的财主。
姚家垅离县城太近，抢劫的东西难以掩人耳目，出了问题不便逃逸。为便于隐蔽行动和隐藏赃物，大约在1930年前后，又在方家屯村叫壁屯坎的地方设置窝点。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距离贵州田坪不远，便于秘密行动。开始只是扎一个简易的茅草屋，后来势力扩大，抢劫的财物多了，便将周围的山林、田土买下来，建起一栋正屋，两边配上厢房。不久，又在贵州玉屏长岭乡的雾程，新修一栋木质别墅，供其四姨太蒋冠英居住。
姚大榜前后有6个老婆。原配为龙姓，是玉屏长岭乡岩上人，生育2男3女，即长子应科，次子应宏。其内弟龙永安在姚大榜手下当营长；其次为彭氏，也是玉屏县人，长得清秀俊美，14岁就被姚霸占，她还有几分才智，经常跟在身边，协助姚大榜管理财务，生有应海、应金、应华；蒋冠英是玉屏人，原嫁给国民党一个营长，丈夫死后，姚大榜看她是小脚女人，乖巧可爱，强收在身边，专为她修一栋房屋居住；其他还有梁氏、黄氏、吴氏。
姚大榜平常无事，多在姚家垅住，农忙时也干点农活，风声紧时，就在方家屯或雾程居住。可谓“狡兔三窟”。
1934年，姚大榜就有了两百多手下，开始为祸乡里，公开敲诈勒索，遇到有人反抗，直接用麻袋一装，拉到山里活埋。这一年，国民党收编他，封他为晃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
1936年初，姚对红二、六军团过晃县时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仅新合乡大树湾一丘田中，就杀害了40多名伤病员。
转眼到了1949年11月7日，晃县宣告解放，湘西区党委、湘西军区成立之初，就针对土匪的构成和猖獗情况，发布文告，要求“凡隐匿于境内之匪伪武装，应速悔悟，归向人民”，“若有执迷不悟、胆敢负隅顽抗、继续危害人民利益者，其首要分子定予严惩，决不宽恕。其胁从分子并携械来归者，则予从宽处理”。
国民党晃县政府主要成员和土匪姚大榜等几股土匪势力，还潜藏在晃境的扶罗及贵州玉屏境内的长岭乡，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极大威胁。
当二野大军过境完毕，47军139、141师入川尚未回师之际，残余土匪势力又有抬头之势。留在地方工作人员，频频遭遇土匪的暗杀，女同志被奸杀后开膛破肚，男同志身首异处……
1949年12月14日，中共湘西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作出“剿匪方针”的决议，对晃县发出工作指示：坚决剿灭晃县危害最大的股匪姚大榜。
当时配合剿匪的，是47军140师419团。
上级要求在进行军事进剿的同时，积极配合政治攻势，发口号，散传单，发动群众，瓦解分化，争取土匪来降。对猖獗的股匪应先施行军事打击，再进行政策上的瓦解分化。
可是要想剿灭姚大榜，谈何容易？
这个时候，晃县的县委书记杨建培想到了一个人。
晃县解放前夕，流亡此地的、1938年由徐特立介绍入党的湘乡地下党员傅三（原湘乡娄底区委书记）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未能成功，仍积极活动，联络地方上层人士警察局长杨世明、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九临时教养院伤兵头目张太白等，秘密筹划迎接解放。
晃县解放后，傅三、张太白积极向驻军和县人民政府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关系做旧职人员投诚工作。原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代理警察局长杨润宣投诚后，积极办理移交手续，介绍情况，为解放军当向导并协助在凉伞收枪；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委员吴可观，有进步倾向，人民政府让他协助开展征粮支前工作，傅三遵照县委指示，动员他给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舒毓凤等人写信劝降。
11月9日，419团从芷江、晃县分两路奔袭天雷山，对拒不投降的杨永清、潘壮飞匪部进行围剿，歼匪200余人，杨、潘二匪率残部分头逃窜。其余匪首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纷纷逃匿于边缘区的深山老林，等待时机。
黔阳土匪副司令潘壮飞部在天雷被击溃后，率其残部从米贝经中寨逃窜到琴堂，与10月11日逃至此境的晃县旧政府残余人员及保安一团残部汇合。我419团2营副营长李玉春（后任三营营长）率部从芷江跟踪追击。
潘领教过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及人民政府的剿匪决心，感到与人民政权对抗没有出路，就派其副官与李副营长洽淡投诚事宜。潘开始存有幻想，要求人民政府象国民党政权那样对土匪武装实行“招安”，因而提出要地盘、职务，不解散所部人马等为投诚条件，遭到李玉春的严词拒绝。
在我大军威力压制下，潘感到大势已去，顽抗没有好下场，11月12日又派人到县城找到解放军419团团部联系投诚，只请求保全性命，获得认可。在此基础上，县委、政府及驻晃剿匪部队，对土匪各部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努力争取舒毓风、吴炳麟等匪首投诚。舒、吴等得到吴可观等的劝降信，晃中教员杨先泽、国民党晃县政府主任秘书姚子杰也进行规劝，要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看清发展趋势；又从潘壮飞口中闻知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便回信应许，与解放军约定了投降的时间、地点。
11月15日，副营长王清元率机炮连和一个步兵排前往沙湾崇仁寨受降。投诚的有潘壮飞、舒毓凤、姚楚平、吴炳麟等匪首及保安团、警察队共120余人，共交长短枪120余支，机枪5挺，电台一部，其中潘部30余人，交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手枪10余支。舒毓凤等人投诚后，配合政府做好旧政权的移交工作。
人民政府对投诚起义人员进行妥善安置，重要人员送去沅陵湘西行署干部学校集中学习，愿意为人民政府工作的留用一部分，其余遣散回家，绝大部分旧职人员都表示愿意服从人民政府的安排。
在争取潘壮飞等匪首投诚的同时，抓紧开展对姚大榜的劝降工作。11月8日，旧住房主任秘书姚子杰向人民政府登记，二野留守处侯建科长了解到他与姚大榜、胡楚藩的关系较为密切，就要求他协助政府做姚大榜、胡楚藩等人的劝降工作姚表示愿意接受任务。
同日，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新生通过傅三，找到与姚大榜儿子姚应科关系密切的晃中教师胡秀菼，要他做姚的投降工作，争取立功赎罪，胡毫不犹豫地应允。这时，姚大榜与匪县长胡楚藩等躲在贵州玉屏鳌山张家寨一带。
11月12日，姚大榜之长子姚应科进城来找胡秀菼探听情况，准备替父亲寻找出路。胡、姚二人既是同学，又是患难之交，两个月前，胡曾受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一“共党案”牵连被捕入狱，是姚大榜父子及舒毓凤出面说情、担保，才幸免一死，所以姚对胡有救命之恩。
姚应科转达了父亲的意向，希望解放军能用招安的办法，委其一个职务，不解散他的队伍，可以协助解放军平定黔东一带土匪，立功折罪。胡秀菼觉得姚大榜的想法有些天真，并转达人民政府希望他无条件投诚的愿望，并带姚应科去面见二野五兵团留守处侯科长。
侯科长告诉姚应科，要姚大榜看清形势，莫存有幻想，只要他愿意投诚，不继续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会不咎既往，宽大优待，保证他及全家的安全，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希望他们好好去做工作，为人民立功。胡、姚二人都表示愿意做争取工作。
11月13日，胡、姚二人从县城出发，步行60里，来到张家寨姚大榜住处（其内弟龙永安家里），在寨口遇上已先来做劝降工作的姚子杰，得知姚大榜在此。进屋时，姚大榜、胡楚藩、周常沛（晃中校长）等人正在吃晚饭，便邀他们入席。
席间，胡秀菼把晃县解放后秩序安定，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优待旧军政人员的情况及人民政府希望他投诚的愿望作了详细介绍。姚大榜放下碗激动地站起来，一脚踏在板凳上，双手叉在腰间，目光注视着胡，说：“秀菼，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解放军的话，虽然讲得好听，但哪个能保证他们的政策能够兑现？”
胡秀菼说：“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否则怎能解放全国!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岂能对你不诚？你放心吧！”“要我现在放心，马上出山投诚，那是不可能的，要再等一段时间看看。”
胡秀菼见他执意不肯马上投降，就建议他先交一部分枪，投石问路，表示希望投诚的意向。
姚大榜就与胡楚藩、周常沛商议，胡、周表示赞同，姚大榜说：“那就先走这一步看嘛。”第二天，胡秀菼、姚应科、姚子杰按姚大榜指定的地方，在雾程、楠桥湾、扒谷垅一带收集长短枪45支，请三个农民挑进城，交给二野留守处的侯科长。
11月20日左右，姚大榜闻知潘壮飞投诚，再次派姚应科进城探听情况。侯科长要赵新生找胡秀菼、姚子杰、姚应科等去谈话，告诉他们：“潘壮飞过去洗劫黔阳城这样大的罪恶，我们都宽大，不咎既往，何况姚大榜呢？你们再去跟他谈谈，早投降比迟投降好，迟投降比不投降好。”
胡秀菼、姚子杰、姚应科几人再进张家寨，姚大榜、胡楚藩等人还是心存疑虑，不敢出山，声称要看潘壮飞出来后的情况再做决定，连周常沛也担惊受怕。姚子杰鼓励他说：“你当个校长怕什么，要杀也杀不到你。我两个一起去！”周常沛于是跟姚子杰出来投诚，把自己的手枪和当抗日自卫团团长时养的马一起交给人民政府。
胡、姚二人第二天又进张家寨，姚大榜仍然疑神疑鬼，犹豫不决，还要等待潘壮飞的结果。姚应科劝到：“大局已定，形势逼人，应该当机立断，再观望就会贻误良机。”姚大榜生气道：“你晓得哪样！只看人家表面做得好看，心里是什么用意你知道吗？你怕连累，就给我滚！”
胡楚藩经过姚子杰的劝说，已决定投诚，看姚大榜发火，急忙出来劝解：“老辈子实在不愿意，再听听风声也可以。我先去，如果没有问题，你再出来，怎么样？”胡秀菼也说：“老辈子暂不出去也不勉强，好事不在急嘛！”次日，胡楚藩与姚子杰、胡秀菼进城投向人民政府。胡楚藩把藏在家里的电话机上交，并将旧政权文书档案移交给县人民政府，一星期后就去沅陵湘西干校学习。
几次劝降无效，驻军、县人民政府决定与姚大榜进行正面接触，一方面表明政府劝降的诚意，一方面表示政府剿匪的决心，给姚大榜施加一点压力，促使他早日迷途知返，缴械投诚。
晃县人民政府先派公安局侦察员赵新生与姚子杰先后两次来到张家寨，没能打消姚大榜疑虑。驻军、人民政府考虑是否派去的人不够级别，认为小瞧他，于是从二野留守处派遣一营级干部为代表前去谈判。
军代表来到姚大榜住处，虽然他酒肉相待，但对投诚一事依然不明确表态，模棱两可地说：“你们解放军虽然是仁义之师，但我过惯了山林生活，以后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吧！”
军代表看他这种态度，就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你不投诚，那就是与人民政府对抗，我们可要剿你啰！”姚大榜竟然说：“好哇！只要你们能剿到我，我服输！”
12月初，人民政府又派姚子杰与迎接姚大榜进城的商界人士杨耀华、苏定川、饶志显、彭鼎元等人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劝降。姚大榜已不在玉屏的张家寨，原来他担心解放军和公安局的人到过这里，觉得不保险，转移到铜仁境内的六龙山。
他们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他，一见面，姚大榜就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试问你们赤手空拳，假如我去了，解放军扣留我，你们用何保障？”
姚子杰说：“你不出去，又打什么主意？”
他说：“我都六七十岁了，还去造反哪？以前想保财产，现在只想保住这条老命。我还有点金银，带上它隐姓埋名，到外地去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姚大榜的话让大家哑口无言。
因天色已晚，姚子杰等人住下来，给他讲胡楚藩等人投诚后的情况，再次传递人民政府希望他投诚的愿望。经过彻夜长谈，姚大榜从姚子杰、胡秀菼等前后五、六次前来劝降，似乎感受到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诚意和剿匪的决心，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办事作风，确实与国民党不同，终于答应下山看看。
第二天早上，抬他的滑杆都放在屋院坝里，准备吃完早饭就动身。不巧在吃饭时，附近有一乡民送两条鲤鱼来给他，一见鱼，狡猾多疑的姚大榜内心一动，脸色突变，预感兆头不对，说道：“妈的，鸡飞蛋打鱼上钩呀！去不得！去不得！”饭没吃完就走开，把姚子杰等人晾在一边。迷信思想使他突然变卦，再也不肯出来，继续选择与人民为敌的死路。
姚应科是姚大榜的长子，在读书期间，接触过《红军长征记》之类的进步书籍，看到800万军队支撑的国民党政权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几个土匪能掀起什么大浪？想到父亲一次次拒绝向人民政府投诚，忧心忡忡，又多次劝他看清形势，不要再翻老皇历，那是没有出路的。
一天，姚应科作最后的努力，劝他投降，姚大榜火冒三丈，眉毛一竖，两眼一瞪，说到：“哪个再劝我投降，就打死他！”掏枪就要打，旁边一个喽啰见事不对，伸手一挡，抬高了枪口，“啪”的一声，子弹朝天飞去。父子从此分道扬镳。
姚大榜死不悔改，一步步被清剿，带着残部偷渡舞水河时，因水流湍急，加上被对岸的解放军发现并开枪，慌忙中船只倾覆落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