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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恋

文/王钢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长河里，初恋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往昔。它恰似初春枝头绽放的第一缕芬芳，带着丝丝稚嫩与腼腆，却又满溢着蓬勃的朝气，裹挟着对未来的绮丽幻想。

而我的初恋，起始于何时？当我在岁月的光影中回溯，却难以给出一个精准的答案。是中学时代，在书本与粉笔灰交织的时光里，那份懵懵懂懂、不着痕迹的心动？还是中学毕业，下放生活的磨砺与洗礼，让两颗年轻的心，在劳作的汗水与生活的琐碎中，悄然萌生出了别样的情愫？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清。但无论如何，那份青涩纯真，早已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任凭时光流转，也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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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就读的学校坐落于县城郊外，恰处省道交汇的三叉路口。校门并不气派，却满是朴实无华、沉稳厚重之感。一栋三层教学楼拔地而起，十二间教室宽敞明亮，为莘莘学子构筑起知识的殿堂。每当日光洒进校园，上课铃声悠悠响起，教室里便传出朗朗读书声，那是青春的激昂旋律，洋溢着蓬勃朝气。

教学楼旁，紧挨着一栋两层行政楼，两楼之间，一条宽阔道路蜿蜒向前，恰似一条纽带，串联起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道路尽头，是热闹的食堂、温馨的家属区和井然有序的仓库区。岁月更迭，学校不断发展，仓库区域被巧妙改造，东西两侧新增了不少教室，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和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望。

学校的生源多种多样，充满活力。县城和周边农村的孩子，带着质朴与乡土气息，融入这校园大家庭。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文革时期随两个三线厂内迁而来的孩子。他们操着不同口音，带来多元文化，为校园注入全新活力。原属六机部、从北京内迁的工厂，带来了不少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他们那句“向毛主席保证”的口头禅，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烙印，让我们感受到首都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从上海迁入的军工造船厂，则带来了说着上海话的同学和老师，其中，我们的班主任最为难忘。他教学严谨，对学业要求极高，生活中更是节俭，时刻以身作则，教导我们珍惜资源。每次布置作业，他总会细心叮嘱，要把作业本每一页对折，“一折两”使用，这小小的习惯，深深影响着我们，让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心底扎根。

在这多元交融的校园里，有一位同学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母亲是抗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凭借精湛医术和爱心，为当地百姓服务。后来，她与中国人结为夫妻，生下了他。他身形高大魁梧，篮球技艺高超，驰骋球场时，总能引得众多女生尖叫欢呼，是当之无愧的校园风云人物。可随着中日建交和时代发展，许多在华日本人选择归国，他和母亲也踏上返乡之路。此后，我们断了联系，但他的故事、他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永远定格在我们的青春记忆中，成为一段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 。

我们班的同学也一样，既有土生土长、带着本地烟火气息的孩子，也有因历史洪流的裹挟，历经辗转迁徙才来到此地的孩子。张建国同学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张建国同学的祖籍就在这儿。抗日战争时期，他爷爷在市里铁路局当木工。日本侵略者打来，局势瞬间变得动荡不安，他父亲便随全家从市里撤往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因有怒江天险这道天然的屏障，成功挡住了日本人从缅甸进犯的脚步。抗战胜利后，张建国的爷爷奶奶和叔叔回到了老家，可那时他父亲已满16岁，正在昆明的53兵工厂当学徒，便没有一同回来。后来，他父亲在昆明成家立业，过上了安稳平静的日子。

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袭来，再次打破了这份安宁。张建国的父亲因为解放前参加了昆明市地下党，遭到了冲击。为了给家人寻求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他们打算先把孩子们迁回老家读书，之后再把母亲调到老家的卫生局工作，然后父亲再办理调动手续回来与一家人团聚。

我家的情况和张建国同学的家庭遭遇极为相似。抗战时期，父亲加入了地下党，南下后成了这个县的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南下后也担任了县里的第一任文教科长。

我们下放的第一站是本省南部的农村。但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张当时公开身份是黑龙江省牡丹江日报记者父亲和当时牡丹江警察局长的合影照片，被同单位下放的个别人抓住不放。他们三番五次地向公社举报，要求撤销父亲“五七大军连长”的职务。在那个地方实在待不下去了，我们全家只好转移到父母南下时工作过的县里，期望能在那儿找到熟悉的人和温暖的感觉，重新开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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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镌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并非枯燥乏味的学习日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习并非生活的全部，学校里层出不穷的趣事，才是我们这些学生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回味悠长的珍贵过往。

那时，数学教研组的组长张老师还是单身，正狂热地追求同校教数学的女老师。可女老师对他似乎没有感觉，总是冷冷地拒人千里之外。有一回，我抱着全班作业本前往肖老师住的单身宿舍。还没进门，激烈的争吵声便传了出来。紧接着，女老师满脸怒容，铁青着脸冲了出来。我小心翼翼走进屋内，只见高度近视的张老师正手忙脚乱地在那个白天充当痰盂、夜晚当作尿盆的“多功能”容器里摸索他的眼镜。原来是两人拉扯时，女老师一气之下一巴掌挥过去，把他的眼镜扇进了痰盂。这戏剧性的一幕就这么被我撞见，我又惊又好笑，却只能强行憋住，默默交上作业后，赶紧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那时的学校还是老式旱厕，两旁是蹲坑，中间是个硕大的粪池。一位高个子老师上完厕所起身时，不慎把放在裤子表袋里的英拉格表掉进了粪池。在那个年代，一块外国表可是稀罕物件，能戴块上海牌手表都倍儿有面子，更别提这外国货了。无奈之下，老师只好脱掉长裤，下到粪池里弯腰伸手去捞。尽管他个子高，可当时池里排泄物堆积如山，正值盛夏，粪池里蛆虫涌动。他努力仰着头躲避蛆虫，还是有几只爬到了下巴上。但他没有放弃，一番努力后，终于捞出了那块珍贵的手表。这场景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既佩服他的胆量，又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与无奈。

不过，要说印象最为深刻的，还得是去农村学农的那段时光，那是一段满是艰辛与欢乐、挥洒汗水又收获满满的日子。我清楚记得插秧时的场景，田野间满是生机与希望。大家顺序下田，每人负责插一排，依次向前。要是前面同学动作慢了点，后面的就会用沾满泥巴的手，轻轻拍一下对方的腿或后背提醒。一上午过去，每个人的衣服和裤腿上，都布满了斑斑泥手印，可这反倒成了大家共有的独特记忆和别样“勋章”。

插秧时，时常能听见女同学的尖叫，原来是蚂蟥悄悄爬上了她们的腿肚子。这时，男同学总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帮忙拍落蚂蟥，再用随身携带的盐把它们消灭掉。这种团结互助的情谊，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力量。

夏季的双抢劳动，对年少的我们来说，是一场实打实的考验。36到37℃的高温下，大家弯着腰在稻田里割稻，汗水如注，没一会儿衣服就被浸透，紧紧贴在身上，难受极了。因为年纪小、体力弱，大家割一会儿就得跑到树荫下歇一歇。农民伯伯贴心地准备了大麦茶，茶香四溢，特别解渴，喝上一口，瞬间又精神抖擞，大家接着干劲十足地返回稻田，继续劳作。

要说最累的，当属打稻穗。得抓起一把割下的稻子，使劲往四方形木桶内侧桶边抽打。力气小了，稻谷打不下来；力气大了，又容易弄伤自己。我没打几把就累得气喘吁吁、动弹不得。可看着其他同学都在咬牙坚持，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劳动结束后，还得把稻谷挑回村子。虽说辛苦，可这段经历让我们懂得珍惜粮食，也真切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乐趣。

午餐时间，是一天里最让人开心的。农民伯伯拿出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鸡蛋、肉、鱼等美味招待我们。大家狼吞虎咽，全然不顾吃相，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尽情享受着这难得的欢聚时刻。中学时代那些充满艰辛与挑战的日子，不仅让我们收获了真挚的友谊，实现了成长，更留下了无数宝贵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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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一，化学这门全新的课程才正式走进我们的学习生活，而带领我们叩开化学知识大门的，正是俞老师。俞老师从上海化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化肥厂工作，后来由于工厂效益不佳，他转调到县城中学，成为了一名化学教师。俞老师不仅化学课讲得极为出色，在其他方面也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在同学们中间很有人气，深受大家喜爱。

有一天，原本的体育课因为体育老师有事请假，俞老师

便主动带我们来到学校的操场，并询问我们想练习什么项目。 同学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跳远！”俞老师爽快地答应了，紧接着便开始细致地给我们讲解跳远的各种技巧。随后，俞老师亲自示范，他的动作标准得如同教科书般。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有慢到快的助跑，接着有力地一跃而起，在空中优雅地挺胸收腹，身体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双腿在空中摆动后稳稳地落在沙坑中。这精彩的一幕，让在场的女同学们惊叹不已。俞老师本就长相英俊，和电影演员达式常有几分相像，经过这次跳远示范，更是一跃成为校园里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每个学科都会挑选课代表，说来也奇怪，我竟然被选为了化学课代表。或许俞老师觉得我是从城里来的孩子，学习进度应该更快一些，所以每到他上课的时候，就安排我去学校新腾出来的实验室，把那些从仓库里搬出来尘封多年、落满灰尘的试管、烧杯等实验器具一一清洗干净。等实验室初步整理好的时候，期中考试也悄然来临。可我还没正儿八经地上过几节化学课，全靠自己摸索着自学，心里难免有些发慌。要是考试成绩不理想，我这个课代表可怎么面对大家呢？

就在我满心焦虑的时候，班上一位同样来自外地的同学给我出了个歪主意。当时学校的打印室和校长办公室是连着的，校长在里屋办公，外屋放着学校唯一的一部电话座机和油印机。试卷印完后，蜡纸就会随便地扔在电话机桌下的废纸篓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才能在校长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印有试卷内容的蜡纸拿出来。

我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校长和我母亲是南下时的战友，我打算借口进去给母亲打个电话。就在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位同学趁校长低头看文件的时机，迅速从废纸篓里把蜡纸拿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报纸包好，然后赶紧离开。等我打完电话，便很自然地向还在低头看文件的校长道谢后离去。

我们成功“偷”到蜡纸后，又联系了一位家长在县城机关工作的同学，让他帮忙把试卷印出来。因为我家住在郊区的农村，直到第二天上午上课前，他们才把印好的化学试卷交到我手上。我匆匆看了一遍，便硬着头皮去参加上午的其他课程的考试了。

下午化学考试结束后，我心里还在想，就算不“偷”试卷，我也有把握考到九十分以上。可万万没想到，帮忙印试卷的那位同学印得太多了，不仅我们三人有，他还把试卷给了其他班级和他关系好的同学。而且学校里渐渐有同学开始议论这件事，我的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了起来。

没办法，我只好找到俞老师，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坦白了。

俞老师一听，气得满脸铁青，大声斥责道：“李军，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俞老师向学校汇报之后，学校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对我这个“直接执行者”、还有出主意的“主谋者”，帮忙印试卷的“印刷者”等三人的期中化学考试成绩按零分处理。当然，我们没有把拿到试卷的其他同学供出来。但这件事就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犯错的后果，也让我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我今后人生路上时刻警醒自己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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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中学的教育体系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初、高中学制由原先的三年制缩短为两年，教材的内容也相应精简，趋于浅显易懂。招生方式摒弃了传统的考试选拔，转而采用学生评议推荐的方式升入初、高中；尽管“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已受到批判，但学生们对于学习的热情依旧难以重燃。

也正是在这个大环境的背景下，让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的张建国同学有了用武之地。作为班上的体育与劳动委员，又比我们年长三至四岁的他，身体发育自然更早更为成熟，个子窜得飞快，远超我们这些同学。本就体魄强健的他，在体育课上更是大放异彩，无论是校内还是全县的比赛，只要有他参与的项目，冠军便如囊中取物。学校由韩老师领衔的体工队，训练严格，因此我们学校的篮球水平颇为出众，每逢假期，韩老师都会带队外出征战，屡获佳绩。记得校内的篮球比赛中，身为中锋的他，总能吸引一群女同学围坐在篮球架下，满心期盼着他突破重围、跃起投篮、球进篮筐的精彩瞬间。

随着身体的日益健壮，他的思维也日益成熟。他总能想方设法地借来当时被视为禁书的诸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青春之歌》等小说，同学们对此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阅读。加之他在昆明长大，又时常代表学校外出比赛，带回那些因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而为我们所不知的外部世界的信息，使得他在文化课之外，也成为了同学们心中的领袖。

随着我学习成绩的显著提升，这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同学和老师们的广泛关注。得益于父母是北方人和我从小在省城读书的原因，我的发音相较于县里的孩子们更为标准。因此，语文课的陈老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每当有新课文或学习新的毛主席著作时，总会挑选其中最拗口的段落，让我站起来朗读。而且，只要我读错一个字，就必须从头开始，直到一字不差地完美读完。而对于其他同学，陈老师则显得宽容许多，即便读错，也并未过多追究。

然而，人性中固有的傲慢自负之情，却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滋生。

下课铃响，尚老师刚迈出教室门槛，就有同学便弹簧般

跃起，高声宣布：“咱们班有两个秀才啦！”原来，学习委员童小红同学因乖巧听话、成绩优异，早已被同学们私下里戏称为“秀才”，尽管这称呼在当时略含贬义。而今，尚老师又将我冠以“秀才”之名，如此一来，班里便成了一对男女“秀才”。

说句心里话，我那内敛木讷的性格，让我与周遭的人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连班上那位被誉为“女秀才”的童小红同学也不例外。平日里，除了偶尔见面时礼貌性地点点头，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更别提深入的交谈了。倒是时常能目睹她与张建国同学之间，如同“死对头”一般，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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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学校的秋季运动会，张建国同学在动员大家报名时，竟毫不留情地给童小红同学来了个下马威，直接将女生项目中最为艰巨的1500米长跑任务强加于她。她一再推辞，声称自己从未尝试过如此长的距离，但张建国却寸步不让，强硬地说：“如果你不跑1500米，我们班就索性一个项目都不报名参赛了。”无奈之下，她只能硬着头皮应战。比赛时，随着起跑的枪声响起，她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跑线，前半程始终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我们在场边也毫不吝啬地为她鼓掌加油。然而，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当她看到第一个对手开始加速超越自己时，明显感到了力不从心；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对手都相继超越了她，眼看着名次即将不保，她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在离终点线不到十米的地方，无力地倒了下去。

在支农春插的劳动中，当她因生理期而提出请假时，张建国同学又一次地站了出来，蛮横地说：“今天你若请假不下田，我们大家就都不下去了。”面对这样的威胁，她只能强忍不适，卷起裤脚，和我们一起踏入泥泞的田地，开始插秧。事后，带队的老师对张建国同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他却振振有词地辩解道：“我哪里懂得什么女生还有生理期啊？”

当然，在文化课的战场上，她也未曾让张建国好过。

自从被冠以“秀才”的昵称，我与她的交流日渐频繁。彼时，有段时间，学校为提升教学质量，不仅强化了课本知识的传授，还跨年级组建了数学及其他学科的兴趣小组，优中选优，让成绩佼佼者得以在各科老师的指导下，探索往昔竞赛的题海。作为学校数学教研组的组长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对我们这些数学兴趣小组的同学尤为严苛。每日下午的课程结束后，他总是将我们留在教室，布置一大堆挑战我们思维的数学题。

对童小红同学而言，这些题目或许只是小菜一碟，但对于我来说，却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初中的二年中，我在原来的学校里连正负数还没学完，到了这里是自己把拉下的课程慢慢补上的，当然数学基础就没其他同学扎实。往往都是同学们纷纷交了卷，唯独我还在题海中苦苦挣扎。这时，童小红同学便会悄然移至我身旁，耐心引导我如何抽丝剥茧，寻找解题的钥匙。然而，深受“男女有别”观念影响的我，总是羞赧地将未完成的作业推给她，随后抓起书包，随着其他同学们的脚步匆匆逃离教室。而她，则会细心地依照我的笔迹，在我的作业本上默默替我填补那些空缺。

接触渐多，自然而然便生出了好感，至少，她在我心中已不再是与张建国同学相争时被贬低的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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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铃声突然响起，我们心情沉重地走出教室。到了午餐时间，食堂里一反往日热闹，安静得有些反常。大家都默默吃饭、默默收拾，然后默默返回寝室或教室。或许是出于内心的愧疚与不安，竟没有人注意到张建国同学没有来食堂。

下午上课的预备铃响了，大家低着头匆匆往教室赶。这时，只见几个同学从学校对面的小山坡上，搀扶着哭得泣不成声、精疲力竭的张建国慢慢走回来。他眼神空洞而绝望，仿佛整个世界都已崩塌。

原来，下课后张建国同学独自地离开学校，此时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文革”期间父亲被揪斗的惨烈画面。

这一幕恰好被童小红同学看到，她一下子愣住了，或许是从未见过张建国同学如此真切的痛苦。也正是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她和张建国同学之间的关系。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意识到那种盲目批判与指责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整个下午，教室里一片死寂，仿佛被一层沉重的阴霾所笼罩。以往的欢声笑语，像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而走，只留下静默的空气，在同学们之间弥漫。每个人都神色凝重，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反思中。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如同电影般在大家的脑海中不断放映：在食堂里，同学们热热闹闹地排着队，互相分享从家中带来的美味。油炸花生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毛豆酱干混合着安徽安庆豆瓣酱爆炒的杂酱，还有极具上海特色的雪菜炒肉丝，每一口都是同窗情谊的最好见证，满是温暖与欢乐。到了夜晚，大家三两成群，或是骑车，或是步行，前往军工造船厂的工人俱乐部。花上一角钱，便能沉浸在电影的奇妙世界里。又或是挤在六机部厂里的篮球场，一同观看《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这些百看不厌的经典影片。那时的同学之间，是那么的亲密无间，快乐而又单纯。

可谁能想到，这一切就因为上午班上的“批林批孔”会，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原本亲密无间的同学们关系，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父辈或兄长们口中那种残酷的敌对关系呢？“将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令他永无翻身之日”，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朝夕相处的同学之间，实在是令人痛心，也让人满心困惑。

张建国同学也在深深反思。父母平日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教诲，一直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如同座右铭一般铭记在心。离开昆明时，父母曾反复叮嘱他要照顾好弟妹，这份长兄的责任，他始终不敢忘却。然而现在，自己却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异类”，他不禁自问，这样的自己，该如何守护弟弟妹妹，又怎样去履行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呢？

在所有同学中，童小红同学的反省最为深刻。其实，她的心里一直都有张建国，每天走进教室，她最期待的就是第一眼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可不知为何，在他面前，她总是故作冷漠，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还常常故意和他唱反调。她明明知道，张建国同学虽然在文化课上比不上部分同学，但在其他方面有着过人之处，可她却总是揪着他的短处不放，甚至将其无限放大。

尤其是在昨天的批判会上，她言辞激烈，那些充满攻击性的运动用语，不过是她在文革期间从父母和同学父母身上看到的翻版。当她看到张建国同学精神崩溃的那一刻，心里猛地一阵刺痛，那股心疼的感觉，让她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原来，她一直喜欢的，就是这个平日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他。她无法忍受看到他伤心难过，更见不得他流泪。

这一刻，童小红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放下那些无端的争斗和偏见，用心去理解、去支持张建国。因为她深知，真正的友情和爱情，绝非建立在批判与斗争之上，而是源于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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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过去没多久，我就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中断了学业。休学的这一年里，外界的一切似乎并未因我的缺席而停下脚步。学制又改会了秋季招生，为此我们多读了半年的高一。当我再次踏入那所已迁至县城的新校园时，熟悉与陌生交织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曾经和同学们相处的那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由于家庭的迁徙，我再次转学，转到市里的一所中学，接着完成高二上学期剩下几周的学业。 然而，那个时候，学习依然不被重视。我记得有次英语课，讲的是《夜半鸡叫》，英语老师领着我们读中文译文：“鸡都叫了，天都亮了，你们还不起床干活。”结果被我们的吵闹声弄得很烦躁，竟然读成了：“鸡都亮了，天都叫了。”这一下子，所有同学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大家齐声跟着读：“鸡都亮了，天都叫了”，然后又齐声喊：“你们还不起床干活”。在一阵畅快的笑声中，下课铃响了。

不过，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活可不只有学习。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参加学工、学农之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对我们来说，这些活动不仅是逃离枯燥课堂的好机会，也是释放青春活力的好时候。在工厂或者农村，我们不用再受课堂纪律的约束，也没有考试的压力，可以尽情地放松心情。

恶作剧成了我们特别喜欢的娱乐方式。

记得在市里一家生产柴油机的工厂“学工”时，我们睡在俱乐部舞台上，起床后被子稍加整理便去用餐。晚上睡觉时，脱下衣裤便钻进被窝。班上的几位同学从车间弄来半桶黄油，涂在班主任的被子里。当班主任光脚伸进被窝时，瞬间被冰冷的黄油覆盖。我们强忍笑意，看着班主任被捉弄后的愤怒又找不到发泄对象的表情。

学农时，我们寄住在农户家中。那时农村卫生条件有限，尿桶放在大门后，方便晚上起夜。不知是谁将220伏的火线丢进了尿桶里，因为只有带队老师才会起夜。只记得那晚我们彻夜未眠，守候着老师的脚步声。当听到尿入桶中的声音戛然而止时，我们知道，尿液作为导体，电流经过老师身体后，他本能地停止了排尿。

1974年7月，我们终于高中毕业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虽然我们没有现在年轻人那样丰富多样的校园生活和学习机会，但我们的青春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回忆。那些关于友情、恶作剧和成长的点点滴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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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高校是不再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而是要求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或回乡参与至少两年的劳动锻炼，仅有少数佼佼者能通过贫下中农及各级政府的推荐，才能踏入大学的门槛。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在等着我们。

办理插队落户转户口手续，毕业证是必不可少的证件之一。这天一大早，张建国同学就出了家门，赶往学校领取毕业证了。刚走到街口，就看见了童小红同学，相互打了个招呼后问对方去哪？答道去取毕业证，正好同路。

面对即将到来不可预测的命运，两人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芥蒂，倒是相互的关心了起来。张建国毕竟离开家的时间早，独立生活能力强。一边同行，一边叮嘱着童小红同学单身生活的注意事项。童小红同学也不失时机的抓住这次这个机会，不停的问着张建国需要注意的事项。不知不觉两人来到了学校，谁知学校的老师告知他们，他们班的毕业证被其他的同学全部领走了并带回家去了，需要他们去那位同学家里头取。于是他们又约好第二天去远在县城 10 多公里外的这位同学的家里。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又相约一同前往。晨光熹微，街道上还没有多少行人，只有偶尔路过的车辆打破这份宁静。由于没有直达同学家的交通工具，两人只好一路步行。 乡间的小路崎岖不平，一旁是大片金黄的稻田，微风拂过，稻浪翻滚，送来阵阵稻香。一旁是浩渺的湖面，远处青山如黛，山水一色，送来阵阵微风。他们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同学家。

取到毕业证后，两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返程时，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将影子拉得长长的。这次为了毕业证奔波的经历，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些，对未来的插队生活，也多了几分期待与忐忑。

两天的接触，在童晓红的心里泛起了层层波澜。原来只认识张建国同学粗犷豁达的一面，却没想到他还有那么柔软体贴关心的一面。他的郑重嘱托似乎激起了童小红的好感，于是她鼓足勇气提出：“建国，之后插队的日子，咱俩可要互相照应着。等落了户，我可能还有好多事儿会找你商量，你可别嫌我烦。”

张建国微微一怔，随即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挠挠头说：“怎么会嫌你烦，能帮上忙的我肯定义不容辞。以后有啥难处，你尽管开口，咱们一起想办法。”

听到这话，童小红的脸颊微微泛红，心中暗自欢喜，轻轻地点了点头。之后的日子里，两人依旧保持着联系，频繁交流着插队落户的各项事宜，每次回家休假，都会尽量的创造机会聚在一起，或去童小红家，帮着她家买买煤球劈劈柴，干点劳力活，彼此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几分。那层窗户纸虽未捅破，可空气中却满是暧昧的气息 ，他们一同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也期待着这份朦胧的感情能生根发芽。

真正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契机，是张建国第一次到童小红

插队的地方去探望。那天，童小红的插友们热情地招呼着张建国，饭桌上气氛热烈。不知是谁率先起了个头，一众插友便不失时机地开起了玩笑。“哎，你们俩这么投缘，关系又这么好，干脆谈恋爱得了！”一个插友笑着大声说道，紧接着，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起来，“就是就是，看你们俩平时相处，多有默契呀！”

听到这话，童小红和张建国的脸不约而同地唰一下红了起来。童小红低下头，双手不自觉地绞着衣角，心里既羞涩又有些隐隐的期待；张建国则尴尬地挠了挠头，眼神躲闪，却又忍不住偷偷看向童小红。

这突如其来的玩笑话，仿佛一道明亮的光，照亮了两人心中那层一直存在却未曾戳破的窗户纸。也正是这句话，让两人心中那份朦胧的情感有了明确的方向。从那之后，他们不再遮遮掩掩，有了正式的恋爱关系，开始携手一同面对插队生活中的种种，也期待着未来的日子。

插队期间，为了提高本县农民篮球队的战绩，县体委曾让张建国同学参加了全省农民篮球赛并获得较好的名次，体委领导也允诺他在农村满两年后推荐去省体校学习，毕业后安排在县中学做体育老师。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顺利。1974年，张建国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纠正和平反，但组织上一直不批他父亲提出的调回老家的申请报告。而已经调回老家卫生局工作的母亲却适应不了内陆夏天的酷暑和冬天的寒冷气候。无奈之下，老两口商量后，只好决定带着孩子们一起返回昆明。而且已经安排好张建国进当地的农业垦殖场，每月还有28.5元的工资收入。

童小红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地请了假，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张建国下放的地方。当她看到他的那一刻，所有的焦急和不舍一下子涌上心头。两人相对而立，眼中满是即将分别的痛苦与眷恋。

在诉说着彼此内心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时，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紧紧相拥，抱头痛哭起来。那哭声中，包含着对这段感情的不舍，对未来未知的恐惧，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分别的无奈。

良久，他们慢慢分开，眼神中充满了眷恋与哀伤。最终，只能无奈地相互亲吻，以此来告别彼此，结束这令人心碎的时刻。吻别之后，两人久久不愿松开彼此的手，仿佛一松手，就会失去对方，失去这份珍贵的感情……

命运的齿轮无情地转动，终究还是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击破。这对深深相恋的人儿，尽管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却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分手，从此天各一方，分居两地。

起初，那份浓烈的思念如同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将他们相连。他们频繁地书信来往，在字里行间倾诉着对彼此的相思之苦。每一封信，都饱含着深情，每一个字，都承载着无尽的牵挂。童小红会在信中细细地述说着同学们的情况，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琐事；而张建国则会在信里讲述着昆明的风土人情，诉说着对童小红的想念与牵挂。

然而，时光的洪流太过强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距离的遥远如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生活的琐碎与忙碌渐渐填满了他们的时间，书信来往也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少。曾经那些频繁的问候与深情的告白，逐渐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只留下淡淡的回忆，在偶尔的夜深人静时，刺痛着他们的心。

9

时代的浪潮滚滚而来，我自然也无法逃脱插队落户的命运。起初，我被分配至公社的农科站，投身于棉花种子的培育工作。后来，农科站关闭，我又被安排到大队的种猪场。 随后，公社决定在种猪场建知青点，我又在知青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憧憬未来。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回忆。

在种猪场建设知青点那会儿，有件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们和当地老乡一起挖地基，挖到一半，发现地基正中有一座坟。大家继续深挖，可挖了好深都没能把坟完全清理出来。眼瞅着天色渐暗，大家心里也都犯怵，于是匆匆把挖开的土又填了回去。

   当天夜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阵怪异的声响，那声音听着有点像野猫叫，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我从没听过这般动静，连农场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大伯也直摇头。那阴森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听得我们脊背发凉，浑身汗毛直竖。大伯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也从未听过这种声音，只是听老一辈人讲过，这叫“坟哭”。大伯还叮嘱我，明天一早跟着他，务必把那座坟挖开，将里头的遗骸妥善重新掩埋，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出现“坟哭”。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拿起锄头和铲子，在昨天的位置接着深挖。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终于把深埋地下的遗骸挖了出来。之后，农民大伯找来木料，钉了个简易木盒子，小心翼翼地将遗骸装进去，抬到郊外的空地上重新掩埋妥当。说来也怪，自从处理完这事，建起知青点后，那令人胆寒的“坟哭”声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

另外一件事始终如阴霾般笼罩在我们心头，难以忘怀。彼时，一天夜晚，青年点的男同胞们从乡镇商店买来自制的饼干，就着酒水聊以慰藉疲惫的身心。几杯酒下肚，气氛逐渐热烈起来。其中一名青年不胜酒力，称自己要先去休息，剩下的人则继续推杯换盏。

农村的冬日格外寒冷，在知青点里，为了抵御严寒，大家通常会把两张床上的垫被和被子合并到一张床上，两人合睡相互取暖。那位先去休息的青年躺下后，另一位青年结束饮酒后，也钻进了同一个被窝。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照旧起床出工。然而，先前睡下的那个人却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大家出完工吃完早饭，见他还未苏醒，想着他许是昨晚喝多了，便没去打扰，又接着上午出工。等到中午收工回来，吃完中饭，他依旧没有动静。与他合睡的青年走进房间，揭开被子想要叫醒他，手刚碰到他，瞬间僵在原地——他的身体已然冰凉。谁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悄然离世的。

记得有一回，一位女生从家里回来时带了家里用猪油炒制的杂酱。冬日的夜晚格外漫长，大家就着这炸酱，用手夹着里面的酱干、肉丁或是榨菜吃，就着热水瓶里仅存的一点点热水咽下。热水很快喝完，大家只觉嘴里咸得厉害，嗓子干渴难耐，便跑到厨房，舀起缸里从鱼塘挑回来的生水就喝。谁能想到，那水不干净，里头有细菌。

第二天，整个知青点的人都得了肠炎。当时，建在后山上的厕所蹲位特别少，大家根本来不及排队。实在憋不住的男生女生，纷纷钻进厕所后面的山林里就地解决。解完手一抬头，有的男生竟发现旁边蹲着女青年，尴尬之余，又觉得这场景实在荒唐，忍不住笑出了声 ，而女生们则又羞又恼，场面混乱又狼狈。

都说情绪具有传染性，的确如此。在知青点的那段岁月，氛围总是格外敏感而细腻。只要有一个女生因为某件事难过，忍不住哭出声，刹那间，整个青年知青点的女同胞们就会被这份悲伤感染，哭声连成一片 ，那哭声里，有对艰苦生活的委屈，有对家乡的思念，也有对未来的迷茫。

在青年点待了一阵子后，机缘巧合之下，我被分配到公社电影放映队，成为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从那时起，我的生活便与光影相伴，带着放映设备走村串巷，为乡亲们带去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

放映员的工作让我有了频繁前往县城的机会，毕竟要去县里的电影公司更换影片。每次到县城，若是碰到童小红同学，她总会全程陪着我。尤其是她休假回县城的时候，更是形影不离。我们聊的大多是同学之间的趣事，也会互相倾诉各自的烦恼。我知道她和张建国同学分开后一直很苦恼，便不住地安慰她。不知不觉间，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多，关系也愈发亲近。

有一天，她约我去她家吃午饭。恰好我买的是下午回公社的车票，时间充裕，便欣然答应了。到了她家，那是一处前后两间的平房。我们坐在后面她父母的房间里，她父母在前面走廊上忙碌地做着饭菜，不一会儿，炸花生米和红烧肉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满是家的味道。氛围正好，我们的话匣子彻底打开，相谈甚欢。突然，她收起笑容，一脸认真地看着我，眼中似有期待，又带着一丝紧张，问道：“你到底对我是什么感觉？”我几乎没有思索，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当然可以了。”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懵了，心脏嘣嘣的直跳。只见她满脸通红，眼神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炯炯有神地凝视着我。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紧张得有些喘不过气，实在受不了这令人心跳加速的氛围，慌乱之下，连忙说道：“我突然想起还有事，今天恐怕没法在你家吃饭了。”说完便匆匆起身，落荒而逃而不顾她及她父母的再三挽留。或许正是内心深处的胆怯与恐惧，让我们这段刚刚萌芽的情缘，蒙上了些许阴影。

一出门，就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可这天生的性格却不敢去面对这突然到来的爱情。总觉得我们目前还在农村，连自己的温饱都勉强维持，什么时候能离开还是个未知数。再说了这事总得是男生主动，可我却还没做好准备，更不敢去承接来自女方的表白。

后来，我被安排回城进厂做工人了，童小红同学也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了人民教师。

进厂后我们就去了外地的老企业跟着师傅学习技术了，三年后回来了，就投入到紧张的开工试车中，尽管保持着和童小红同学的通讯，可始终不敢去捅破那张纸。

童小红同学毕业后曾来我所在的工厂找我。可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培训。同厂其他同学接待了她，当她向我的同学打听我的情况时，同学告知她，听说我似乎已经谈了恋爱。

不久后，我便收到了她满是失落的来信 ，信纸上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难以言说的落寞与怅惘。信里写道：“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我却在这茫茫人海里，怎么也遇不到你，这大概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让我的心里也泛起一阵复杂的滋味。

原来，她的父母一直催着她早点成家，也一直给她介绍对象。可偏偏我又没有勇气去主动面对这段爱情。童小红同学本想着来到我所在的单位，主动地挑明这段关系，可偏偏得到的是我已经恋爱了。她实在是无法承受这突来打打击，回到家后，匆匆的和别人介绍的对象成了家。这段还没来得及好好发展的缘分，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徒留满心的怅然与感慨。

听到她已组建家庭，我知道以后我和她就是两条永远无法相交了平行线了。

10

后来，我们之间的联系愈发稀疏，恰似两条曾经相互交织的线条，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缓缓拉开了距离。不过，关于童小红同学的消息，却像偶尔拂过的微风，时不时传进我的耳朵。听说，她和丈夫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带来的机遇，毅然自立门户，共同经营起一家安装公司。丈夫凭借出色的管理才能出任总经理，而她凭借独到的财务眼光和卓越领导能力，身兼副总经理与财务总监两职。夫妻俩携手奋进，经过数年的不懈拼搏，公司逐渐走上正轨、蓬勃发展，业务遍布四方，他们也因此购置了豪华别墅，日子过得愈发优渥。

每次童小红同学回到老家，都会摆下宴席，不仅热情邀约同班同学，还特意邀请那些在县城里事业有成的其他班的同学，大家欢聚一堂。她还主动组织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重返知青点叙旧，重温那段青涩难忘的岁月，并且热忱邀请同学们前往她所在的城市旅游，所有费用都由她一人豪爽承担，尽显她的大方与热情。

直到某天，我接到一位本地同学的电话，这才又和童小红同学有了交集。电话里，这位同学语气沉重地告知我，她的父亲因肝癌晚期在市中医院住院，情况岌岌可危。医生已经通知她准备后事，她希望我们能过去帮忙处理后续事宜。

我们匆匆赶到医院时，她的父亲已静静地躺在那里，没了呼吸。由于种种缘故，遗体无法运回老家火化，只能在当地办理丧事。可她显然没料到父亲会如此突然离世，连冰棺里的铺盖都没准备。当时已是深夜，卖殡葬品的店铺早已关门。我见状，立刻说道：“先用我给我父亲准备的吧。”记得当时为了尽孝，我们精心筹备铺盖，用黄色布料做褥子，象征吉祥尊贵；用白色布料做被子，寓意纯洁安宁，而且是双铺双盖，也就是两条褥子、两床被子，足见用心。那时我还觉得普通棉布被子不足以充分表达孝心，特意跑了好几家商店，买了银色缎子被面来搭配。

我们迅速联系殡仪馆的车辆，将遗体运至市里的灵堂。几位住在市里的同学主动协助她守灵，接待前来吊唁的来宾。按照当地习俗，吊唁的来宾要点上三支香，手持香跪在灵柩前，对着遗像恭恭敬敬磕三个头，然后起身把香插在香炉里。这个过程中，家中的儿子或男性亲属需陪同来宾一起跪拜，以此表达对来宾的尊重与感谢。然而，不知为何，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愿承担这一职责。她找到我，眼中满是无助与期盼，希望我能帮忙。我没有多问，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深知，在这悲伤沉重的时刻，死者为大，理应尽力满足逝者家属的意愿，让她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关怀。于是，我穿上孝衣，庄重地履行起这份职责。不停地跪下磕头，起身陪同来宾绕灵柩一圈向遗体告别，由衷感谢他们的到来，每一个动作都饱含敬意与虔诚。

火化后，我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将脚腿骨轻轻敲碎、压成粉末，用扫帚把骨灰仔细扫进小铲，再装进骨灰盒。最后，我把她父亲未烧化的膝盖骨郑重地放在最上面，好似是在为这位逝者留存最后一份尊严。接着，我盖上盖子，用事先备好的方巾包扎好骨灰盒，捧在胸前，乘车将其运回她父母家。

当我走进她老家的门，把骨灰盒恭恭敬敬放在设在客厅的祭台上，深深磕了三个头后，她母亲拉着我的手，泪眼模糊，当着众人的面说道：“李军啊，我的儿啊，你做了一个儿子该做的事。”那声音里满是感激与欣慰。

听到这话，我顿时有些不自在。毕竟，她家虽说没有儿子，可还有两个女婿和两个外孙，这些本不该由我这个外人来做。况且当时家里还有众多她的亲戚朋友和同学在场，她母亲这么说，旁人会怎么想呢？我的心里不禁泛起一阵波澜。

于是，等大家都祭拜完毕，我找了个借口，称家里有急事无法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便匆匆告别众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般悄然流逝。几年后又童小红同学打来的电话，提及已将她的母亲安置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一家养老院里，话语间满是对母亲的深切关爱，同时也殷切期盼我能常去看望老人家。我欣然答应下来，此后，每逢周末的闲暇时光，我总会亲手包上一些饺子，踏上前往养老院的路。

 再次见面，竟已是在县城的殡仪馆里。她母亲的离世，让我再次被命运召唤到了这里。看着她憔悴不堪的面容，我同学们只能尽力的帮她料理后事。为了避免重新购置墓地的麻烦，童小红同学决定将她母亲的骨灰与早年已安葬的父亲合葬。但由于某些原因，需要先把骨灰暂时存放在异地的一座古刹之中，等待几年之后，再悄悄地迎回，让两位老人得以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学先行前往那座寺庙。寺庙坐落在青山环抱、绿水相依的地方，环境清幽宁静，隐隐传来的梵音，仿佛能洗涤人的心灵。我们依照住持的指引，精心制作了一块灵牌，上面工整地刻着老人家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每一笔每一划都清晰可见，随后，我们又挑选了一处清幽干净的祭坛，在上面摆放上摇曳的蜡烛、鲜花、新鲜的果品等供品，静静地等待着骨灰盒的到来。

当她们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寺庙时，由我领着她们一行人洗净双手，虔诚地燃起香火，跟着住持一起双手合十，默默地诵读着经文，祈求能超度老人家的亡灵。 最后，我们将那块承载着无尽思念的灵牌安放在祭坛之上，供奉上精心准备的茶水、果品和糖果，然后再次向灵牌敬香献花。我双手紧紧合十，在心中默默念着祈福的话语，真心希望她的母亲能够安息，灵魂得以超脱，去往极乐之境。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我们都已步入了晚年。在高中毕业50周年的盛大聚会上，昔日的同窗再次重逢。曾经的青涩少年、懵懂少女，如今都已两鬓斑白，步入老年生活了。

席间，大家忆起往昔岁月，那些或甜蜜、或酸涩的过往一一浮现。谈及曾经的遗憾与错过，曾经的欢笑与泪水，如今都化作了嘴角的一抹浅笑。历经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大家都已释然，明白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

此刻，我们深知，珍惜当下，过好剩下的日子，才是生活的真理 。

当我终于和阔别50年的张建国同学面对面时，他满脸惊诧，脱口而出：“李军，你怎么比我还高？” 我忍不住笑了，不假思索地回应：“你比我大几岁嘛，读书那会你早早发育了，我才刚开始呢 。” 他愣了一瞬，随即和我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一瞬间，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纯真的校园岁月。

再次见到童小红同学时，张建国满怀深情地表达着感激。原来上次他回老家，童小红同学为他宴请同学的饭局主动买了单。张建国的言语里满是谢意，提及此事时，脸上还带着几分感动，直说这份情谊他一直记在心里。

让我们牢牢铭记彼此的好，铭记对方为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不管时光如何流转，都始终留住同窗岁月里那份毫无杂质的纯真，直至地老天荒。

作者简介：王钢，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退休职工，平时喜欢记录生活中的点滴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