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
10 月 11 日，《对话》“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特别节目《破题银发善终》播出，我们试图探讨的核心，是一个与公众认知尚有距离的话题——安宁疗护。它不以治愈为目的，而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身体照料与人文关怀，提高生存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400多万人需要安宁疗护，而实际得到照护的人数不足7%。
生死教育是安宁疗护的土壤。关注安宁疗护，就绕不开“死亡”。
初次见到研究死亡问题的社会学家景军教授时，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们：“这个选题做得顺利吗？”后来当我置身于节目的实际推进过程，时而因“这个话题很有意义”的肯定而振奋，时而又因各种“敏感”、“不适合”的提醒而自我怀疑、踟蹰不前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个问题的分量。作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他太清楚触碰“死亡”这一话题，在社会观念与公共话语体系中会遭遇怎样的处境。
但这期节目的初衷，不止于记录“一群好心人做了好事”。感动之外，我们更想呈现的是现实困境，以及改变的可能。
当老龄化、少子化成为长期趋势，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家庭单元日益难以独自承担照护之重，老年照护、养老服务、安宁疗护就注定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议题，从家庭伦理责任上升为社会公共服务。
我始终相信，我们的社会不缺聪明人，也不缺能做事的人。前提是，我们要共同意识到这项问题的紧迫性与公共性。
景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被忽视的“刚需”：1.5亿人的生命议题
安宁疗护是刚需吗？
死亡离我们有多近？路桂军医生在节目中给出了震撼的数字：中国2024年死亡人口是1093万，如果每一个逝者按四个直系亲属算，大约有4000万人经历丧亲哀伤；如果每一个人有十个朋友的话，去年一年，中国就有1亿人经历丧友之痛。丧亲之痛、丧友之痛，加上逝者本人，一年就有1.5亿人与”死亡”正面相遇。
认知在哪里，资源就会被调配到哪里。如果死亡话题长期被当做‘房间里的大象’，相应的社会支持就难以建立，那在中国这个人均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度里，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就很难获得一个有尊严的告别。现实情况往往是：医院因顾虑“死亡率”等考评指标，对开设安宁疗护病房态度谨慎，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有需求的家庭要么无从知晓，要么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与社会文化影响，许多家庭在“尽孝”与“抢救”的压力下，忽视患者本人意愿，不惜耗尽积蓄，让亲人在过度治疗中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这种医疗资源的错配与患者尊严的失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灾难性卫生支出：家庭自付医疗费用的比例超过可支配收入的40%
事实上，死亡也有“质量”可言。 国际上常用“死亡质量”指数来评估一个地区临终关怀的水平，其指标包括疼痛管理与心理支持、安宁疗护体系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专业人才配备、社会认知与志愿者参与等。近十年来，中国的死亡质量排名有所上升，这背后，正是自2017年起国家推行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所带来的积极改变。它证明了，当社会开始正视死亡，改善就成为可能。
要打破现状，必须从根源入手，去补充现有医疗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正如宁晓红医生所强调的：‘我们特别亟需在中国建立缓和医学这样的学科。有了学科，我们就能培养专业的人才；有了人才，我们才能去更好地帮助病人。’“去告诉那些痛苦的人，现在止疼很重要，让他把心愿完成很重要，让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走完最后一段路很重要。”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安宁疗护绝非仅与老年人有关，它是我们所有人——无论年龄、无论健康与否——都应了解和拥有的生命选项。当前，全球的安宁疗护服务普遍偏重于老年群体，而忽视了罹患白血病、先天性遗传病等危及生命的儿童的需求。未来如果这项事业只在“银发”层面打转，将不仅是理念上的局限，更意味着其体系化的发展将面临先天不足。
生命的完整：不止于“活着” 的意义
每当探讨人文话题时，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中国人吃饱饭才几年？”似乎一切超越物质生存的追问都属奢侈。但我想，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不正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孜孜以求吗？
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渗透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们以为：只要存在新的技术或药物，生命就理应被不计代价地延长——哪怕是浑身插着管子，在失能失智的状态下“活着”。在教育领域，激烈的竞争下，孩子作为“完整的人” 的丰富性，被简化成了分数和排名；他们的情感需求、人格成长，甚至是课间15分钟，都难以保障。我们追逐技术突破和效率极致，却让那些柔软的、构成生命本质的价值——尊严、陪伴、倾听，让位到了边缘。
安宁疗护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抵抗。一个生命末期的患者，不是一堆需要维修的器官，而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有尊严的“人”。安宁疗护关注患病的人，乃至于背后的家庭；不仅追求生理指标的稳定，更在意一个人在生命末期的舒适、尊严与内心的安宁。正如节目结尾AI给出的回答：“治疗的极限，正是关怀的起点。”
关怀的起点，源于尊重——尊重人的意志，尊重生命的完整性。学习面对死亡，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去表达爱。在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中，爱常常与“剥夺”微妙地相伴：成年人习惯于替孩子做决定，也习惯于替老人做决定。有个数据让我很震动：中国每年离世的千万人中，约有70%将生命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他人。这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子女。当面临生死抉择，我们究竟该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还是以“爱”的名义替他们做主？安宁疗护并不提供唯一的答案，但它的意义在于能够促使家人之间坦诚沟通，让那份深藏的爱，能以更真实、更少遗憾的方式彼此呈现。
从无力到有力：行动者 有选择
如果说节目的经历，让我尝到了现实的厚重和观念的壁垒，那和这群安宁疗护实践者的相遇，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我看到，人可以在看似固化的系统里，从“无力感” 中，长出希望和行动力。
宁晓红医生坦诚地分享她的初心：“我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我个人的无助。”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当患者问她“真的没有方案了吗？”时，她曾感到彻底的无力。“我们其实还想帮他，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去帮他……我是因为从这儿我开始想，我该怎么办？”
宁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
当一位坚信“医学需要人文，重症更需要人文”的ICU医生踌躇半天说“但是我们医院并没有推广安宁疗护”的时候，宁晓红医生对他说：“没事，这是你自己的本领，没有人夺得走……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给患者和家属一个选择——你有选择。”
李旭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ICU副顾问
“你有选择”——这句话，也帮助了我。
这段从无力到有力的心路历程，让我对媒体的使命有了更深的体会。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提出，报刊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句跨越时空的论述，在时至今日的工作中一次次回响在我脑海里：如果我们只盯着板上钉钉的“成绩”宣传，却忽视了为普通人的困境、为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微小努力发声，是不是就背离了媒体最根本的使命？媒体独立的人文品格，不仅在于反映现实，更在于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应当凭着专业判断和良知，主动去发现、去传递那些关乎社会进步和普通人福祉的声音。帮助一个人活得更好、走得有尊严，这本就是社会发展该有的样子，也是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秉持这份前瞻与担当，是我们职业生命的价值所在啊。
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你有选择”。
后记
录制中，路桂军医生还讲了一个让我难忘的故事。他问一位绝症患者是否想过为何得病，患者说：‘我一生抽大烟、喝大酒、熬大夜，得病也是情理之中的。’路医生问：‘那你后悔吗？’患者答：‘后悔的是没做过的事，做过的事从来不后悔。’
路桂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
我们今日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希望将来站在生命终点时，能坦然地“不为没做过的事后悔。”
毕竟，我们如此认真地谈论死，正是为了更加郑重、更加真挚地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