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绍兴的一场传统丧礼上，曾发生过了这样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仙逝，前来吊唁的宾客却发现灵堂挽联上写着’终年八十有三’，几位年长的乡贤当即面露难色，表现得非常不高兴。
原来，这位去世的老者一生乐善好施，乡邻全都很尊敬他，按照礼仪，应该用’享年’才合情理。
这个细节背后，藏着一组极易混淆的词语——’享年’与’终年’。
看似都是对逝者年龄的表述，实则承载着中华文化中’事死如事生’的礼仪精髓，错用一字，便可能违背传统伦理，引来非议。
‘终年’一词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初并非专指死亡。
《诗经·小雅》中’霰雪其雱，终风且霾’的’终’，意为’整段、全部’，‘终年’本指’全年、一整年’，如《墨子·节用上》’久者终年，速者数月’，描述的是时间的延续性。
直到汉代，这个词才逐渐引申出’生命终结时的年龄’这一含义，《汉书·外戚传》中’太后终年，上亲临丧’，首次将其与死亡关联，但仍侧重于客观记录生命终止的时间节点。
‘享年’的出现则晚得多，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碑文。
‘享’字在甲骨文中像’宗庙中祭祀的礼器’，本义与祭祀、敬奉相关，引申出’享受、拥有’的含义。
‘享年’一词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庄重色彩，《魏书·列女传》记载某位夫人’享年七十，内外咸哀’，这里的’享’不仅指生命的长度，更隐含’安享天年、德行配位’的评价。
它将时间计量与道德评判结合，使对逝者的描述超越了单纯的事实陈述。
颜真卿为其曾祖撰写的《颜勤礼碑》中，对品行高洁者用’享年七十有九’，对早夭或生平有争议者则用’终年四十’。
可见在唐代，这两个词的使用已形成明确分野：‘终年’是中性的时间记录，’享年’则包含着对逝者的尊重与肯定。
首先是年龄门槛，古人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未满六十者去世通常不用’享年’，《礼记·曲礼》中’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的记载，为’享年’的使用设定了年龄基准。
清代《称谓录》更明确指出：’享年，谓享世之年，六十以上方可言享年。’这源于古人对’寿数’的敬畏，认为短寿者未得’天年’，用’享年’有违天道。
北宋司马光在《书仪》中强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故享年之称，必待有行之士。’
明代大画家徐渭为友人作墓志铭时，因为朋友曾经对他有所亏欠，徐渭特意将初稿中的’享年’改为’终年’，并在跋文中解释：’其人虽寿，行不配德，未可称享。’
这种将道德评价纳入词汇选择的做法，体现了’太上有立德’的儒家价值观。
对于早夭者，如《红楼梦》中秦可卿’终年二十有一’，用’终年’既客观陈述事实，也隐含惋惜之情；
对于身份低微或生平不详者，’终年’可避免因过度评价而失礼；
而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史书往往以’终年’回避价值判断，如《明史》中对奸臣严嵩的记载仅称’终年八十八’，一字之差，褒贬自明。
古人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往生’的开始，对逝者的称谓如同对生者的称呼一样，必须符合其身份地位与道德品行，这便是’慎终追远’的具体实践。
在传统丧礼中，从’初终’时的招魂仪式，到’殓殡’时的衣衾等级，再到’祭奠’时的祭文措辞，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
‘享年’与’终年’的选择，正是这种规范在语言层面的延伸。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称谓者，礼之末也，然失其末，斯害于其本。’
用词的恰当与否，被视为是否尊重逝者、是否恪守孝道的重要标志。
几年前，某知名企业家去世，媒体报道中’享年’与’终年’的混用引发热议。
支持者认为应与时俱进，反对者则强调’礼不可废’。事实上，这种争议恰恰说明，这些看似陈旧的词汇，仍承载着人们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对是非曲直的坚守。
到了当今，许多传统礼仪逐渐被简化，但’享年’与’终年’的使用规范仍值得珍视。
它提醒我们，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基因的载体。
在追悼会上，正确使用这两个词，是对逝者的基本尊重；在历史写作中，恰当选用则能体现对人物的客观评价。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