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帝王都是王羲之书法的“铁粉”，像唐太宗李世民、南唐后主李煜等，都为“二王”笔法的传承立了大功。唐太宗时期的《十七帖》以及开始编修的《圣教序》极富盛名，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大家却几乎忘了李煜的贡献。
唐代末年天下大乱，宫中所藏的王羲之真迹散落民间，李煜即位后便命大臣多方寻找，最终找到了100余件。李煜与群臣经过鉴定、遴选，最终将其中最为可信、水平最高的60件合为一卷，然后摹刻上石。
北宋攻灭南唐后，这卷书法也被缴获，送往汴梁。李煜死后，赵匡胤厚葬他，并将此作随葬其陵墓。而这件作品的刻本还被作为《淳化阁帖》第六至八卷的母本。北宋末年，李煜之墓被盗，此作流落民间，南宋时被施宿所得，他将此作精心修复、拓印、装裱，由于其书斋名为“澄清堂”，所以此作得名《澄清堂帖》。
《澄清堂帖》全卷总长度超过20米，收录王羲之罕见法帖60余件，它递藏有序，曾为施宿、贾似道、宋濂、文徵明、项元汴、王鸿绪、王文治、翁方纲、吴昌硕、潘奕隽、利荣森等收藏。上世纪70年代，利荣森将它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秘藏至今，是“北山十宝”之首，还是国家认定的“珍贵古籍”。
《澄清堂帖》在选帖的真实性、刻工的严谨工致以及保存的完好度上，远胜于《淳化阁帖》《大观帖》等，保证了王氏笔法在宋代以来的传承。正如何绍基所说：“于淳化、大观、绛、潭、太清楼诸拓为远胜也。”
此作在书法史上的定位正如王文治点评：“右军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所摹，毫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大观》虽工致过之，精气弗及也。此种宋刻宋拓之右军书，真世间稀有之宝！”
此作为纸本册页，总计82页，每页纵约26.5厘米，横约13.4厘米，共2000余字，单字大小不一，在2至4厘米之间，以行、草二体为主。相较《淳化阁帖》官刻程式化《澄清堂帖》如实保留原帖细节，结字尊重书写原生态，去糙存精，纸纤维细腻、墨颗粒十足，更清晰呈现笔锋。捶拓技法轻重得宜，不会导致笔画边缘模糊。
清代金石学家吴荣光指出：“《澄清堂》于《淳化》《大观》之外别开生面，其佳处不在规模弘富，而在取法矜严。”不依附官方审美而回归“笔墨本真”。如果能将此作临摹通透，便能“直入魏晋”，学到古人笔法精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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