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进入香港的时候，把全香港的米仓和银行，全都封锁掉了。因此，香港的居民不管多么有钱的人或一个打工仔，同样地困难到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单单为了救济朋友和熟人，我想了各种办法，等我回到部队时，报道部部长对我说：
“你在部里的职务，终于决定了。在部里必须处理的工作当中，如果不精通广东话和中国话，是无法处理的。也就是说香港的很多电影制片厂、电影院、各种剧场、都要加以指导和管理；还有，酒吧、舞厅的唱歌的演员、评书演员、各种演员之类，都必须取缔。嗳，是属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所有部门吧。这么大的范围，很难找人管啊！就叫做文化艺术班，你来当这个班长，给我好好干吧！”
后来我得到了参谋长的许可：可以给我所管辖的范围内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属，发放配给米。
梅兰芳与薛觉先
当时，在香港代表中国电影戏剧界，甚至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的三位大明星，各人有各样的原因，也包括战争的原因，从大陆避居到香港来。这三位大明星就是梅兰芳、胡蝶、薛觉先。如果说中国的“京剧皇帝”是梅兰芳，那么多年来在上海、香港位居中国电影界的“电影皇后”就是胡蝶；薛觉先则被美誉为“北有梅兰芳，南有薛觉先”，是粤剧的瑰宝。
粤剧的大老倌，除了薛觉先之外，还有马师曾等人，可薛觉先和我的关系比较深。
许多喜欢看广东戏的广东人这样说：
“像薛觉先这样的好演员，不会再出来了吧。他虽然是扮演小生，可扮演花旦也很出色。不管传统剧或新编剧，要演的话，一定会博得全场大喝彩。而且舞蹈和武打都很好啊！”
我和薛觉先见面，是在香港旧跑马地附近他的住宅里，在我和胡蝶见面后两天。因为我自认是“薛觉先迷”（现在想起来，一个占领军的文艺组长，去看自己管辖下的戏子，是不成体统的。可在我的头脑里，钟鼓一响，二胡一拉，《西厢记》、《西施》、《花染状元红》等等剧目，他在许多有名的舞台上的形象，好像走马灯一样，一隐一现，他从我的神态中也看出来了吧)。在薛觉先的脸上，认为我来看一个敌国的演员这种不安的神色也很少。
薛觉先之《西施》
“听说你经常看广东戏啊，而且广东话又讲得很好，您令尊或令堂是广东人吗？”他一本正经地问，使我苦笑了。两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往外走出一步，战争的余烬还在冒烟的时候，不能光聊天，我就以随便的口气问他：
“你有什么困难吗？大家暂时可以吃几天的米，已经送到厨房来了吧。只要我能办得到的，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请你不要客气地说吧。”
我打从心里这样说，反复说了好几遍请他不要客气。薛觉先起初吞吞吐吐的，不一会儿，好像下了决心似的，终于开了口：
“其实，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也知道，现在全香港的人都同样地困难啊！”
我从里面的衣袋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在他面前打开，把所有的军票都给了他，我说：
“我住在军队的宿舍里，吃饭也不要钱，虽然一点点，你先拿去用吧。”只有两百块钱，还是刚刚发我一个月的军饷。
这时，从薛觉先闭着的眼睛里，揩也揩不了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拿手帕一边揩一边说：
“请你原谅，我哭起来了……我很惊奇……很感谢你，不由得哭了起来。你尽管广东话说得很好，还是日本人。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中国人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认为你们为了实现自已的野心，把中国作战场，虐杀无辜的老百姓，我们认为你们这些日本人是无耻的、臭不可闻的鬼子。可是，被我们骂作日本鬼的日本人却来同情我们，把钱包里的钱全部拿出来给我，我感激得哭起来，是很自然的。”
薛觉先说着，拉住我的手。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你一定是有什么要求的。请你不要客气说吧。”他相反地来问我。
薛觉先充满真情的话和态度，使我非常感动。又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到刚才还是敌对双方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够如此深切地作内心的交流，实在令人激动。
《胡不归》薛觉先饰文萍生
“快，先说你的要求吧。”他再次催促，我便坦率地说了。
“由你来剧场开台好吗？一开台，因战争而动荡的民心和街上的情况都会稳定下来吧。首先，我作为薛觉先迷，很想早一日看你上台啊！……”
薛觉先的脸上重新恢复了微笑。他说：
“那，没有问题。把大家召集起来，三四天内在利舞台开台！因为大家也是不干活的话就吃不上饭了。”他又说：
“对，开台第一天，在我的刚目中，你想看什么？请你说说你想看哪一出戏？”
我一时说不出来，便说：
“比起新编剧，我倒喜欢传统剧。我不客气地说吧，我想看你的《西厢待月》。”
过了三天的晚上，薛觉先主演的《西厢待月》开幕，利舞台全场爆满。
后来，薛觉先和我的交往，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证实了在第一次见面时那些令人感动的话。因为彼此都很忙，不能每天都这样在一起，可我只感到薛觉先在我身边，就很快乐。而且激励我全力投入电影戏剧界的管理工作。
在抗日、抗战的口号下，中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意气昂扬的重庆政府，坚持抗战，薛觉先和我之间，不能长久保持平安无事。
尽管薛觉先是个大老倌，演得多么好，可是在香港这样的小地方，即使变换剧目，也不能只由一个戏班子一直演一年多。来看戏的人当然就渐渐少了。和香港就像眼睛和鼻子那么近的澳门，当时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以赌博、鸦片、妓女而闻名于世。居民和香港一样以广东人为主，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有一天，薛觉先来找我商量说：
“因为有人来邀请，我们想到澳门去巡回演出，好吗？”
由于上述的情况，又没有什么理由好反对的，我提出这样的条件：不要越过澳门的边界跑到重庆那边去，也不要跑到和重庆那边邻近的法国殖民地（从事抗日的）广州湾那边去。就容许去澳门巡回演出，并发给了护照。
但是，薛觉先在澳门演出一个月结束后，却没有回香港。并且我听到消息说，薛觉先他们应邀到广州湾去了。另一方面，又接到了意外的通知，香港的宪兵队为了要追究这件事，就以薛觉先一班人既没有得到日本军的许可，在护照上也没有登记就跑到广州湾去为借口，对薛觉先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后贴上了封条。
《清宫恨史》薛觉先饰光绪皇帝
“干出这样的事，薛觉先再也不能回到香港来了。”我又想到宪兵队。
但是，薛觉先和梅兰芳、胡蝶不一样，他在日本军占领下的香港，已经登台演出一年多，从最坏的情况考虑，我担心他会被重庆方面当汉奸对待，强制把他从广州湾带到重庆那边去。
薛觉先之所以留在香港，重上舞台，并不是为了协助日本军，他作为粤剧界的栋梁、负责人，是为了演员、乐师、后台等全体粤剧界的生活。说得明白一点，是大家苦苦央求他，让他们有碗饭吃。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薛觉先等于受到汉奸的待遇。因为，不久他被迫发表了声明：
“我背弃祖国，留在日本占领区，没有立即参加抗战行列，罪恶深重，悔悟前非。”
不仅如此，据来自重庆方面的情报说，国民党和民众并没有轻易地原凉他。
薛觉先、谭玉真之《花染状元红》
是谁把薛觉先赶进这样的苦境？不用说，就是我。毕竟是应我的邀请，他登上利舞台才开端的。我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不胜自疚。
而且，不仅仅是一个薛觉先，我对香港电影戏剧界保证的三个条件，在当时虽然说是破格的，他们接受了，哪怕是一时的，给予我协助的中国人，在战时就不必说，在战后也一直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吃苦。也就是说，我深信是正确的三个条件，却成了把他们赶上难以言喻的痛苦的道路的甜言蜜语。
我打从战前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很友好，在心里认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是可耻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来，也是必然的。日本军陷入战争的泥沼，局势越对日本不利，我越对中国人采取同情的态度。不，毋宁说采取了人道的态度。渐渐地被日本军当局视为“叛逆”。
我发给薛觉先他们护照，也算作帮助他们逃亡的罪状之一，被打上具有和“中国奴一样的思想”的烙印，遭到香港宪兵队的逮捕，我受到反复的审查，就这样被戴上思想犯的帽子，被遣送回日本了。
（《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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