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月底要掰了，到时回去帮忙挑几担。”父亲进城给我送菜，聊起母亲的忙碌，他如此说。父母都年过古稀，玉米地在高高的半山，身为子女，农忙需要帮助，自然责无旁贷。
老家在歙东深山，崇山峻岭，肩挑背扛，是祖辈出门的日常。挑猪粪、人粪上山，挑玉米、山芋回家，这是记事以来的农村生活。父母肩上，不是锄头就是扁担，一年四季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黄色的扁担，都挑出了包浆。
山里的土地，耕种的粮食不够筷子扒拉，翻越竦岭去百十里外的旌德挑粮，是数百年来的常态。等到我有印象，一山之隔的邻村修建了粮站，来回8公里。我跟去挑粮那年，读小学三四年级，具体已经忘记。父亲说，到粮站买米，一起去？
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哪知担滋味。小小的扁担，歇气的打杵，我自己扛。家里出发，沿着山脚走两里路，爬上陡峭的松树岭，穿过桃岭，然后是一色的石板路下到山脚，出坞口就是粮站。
父亲给我装好了担子，两只小小滚茶袋，米担也就二十多斤。我在前，父亲在后。担子挑在肩上，起步并不觉得多重，沿着仄仄的石板路进了山坞。晃晃悠悠的担子，在肩膀上感觉就那样，小小的打杵放上肩膀，从后面翘起扁担，使劲朝下按着，担子的重量匀在两个肩膀。
石板路先是平缓，台阶不是很多。走了百余米，脚步慢下来。父亲在身后说：“吃力了，就歇一下。后面的袋子要找个稍高的台阶，米担就平了。”我看着四周，刚好有斜坡走出的路阶，后面的袋子放上去，打杵松下来，撑稳妥了扁担，人从担子下钻过来，扶着担子，伸直了腰杆。
父亲叮嘱：“歇一下就行，歇长了就使不上劲。”我赶紧钻到扁担下，松开打杵，担子在肩上，继续沿着石板路上行。担子不重，路越来越陡，台阶感觉就高起来。走不了多远，感觉又没劲了，赶紧找地歇口气。父亲不急不缓的跟着，我歇，他也歇。
石板路沿着山势，高低不齐，走的每一步，也就高高低低。稍不留神，前面的袋子就磕石板上，或挂茶棵上，袋子不自禁的旋转，我使劲拽着，面红耳赤。父亲伸手扶着我的米担：“挑担，也是要看到路的。”我心里不服，第一次挑米，不是没有经验嘛。
那担米怎么到家的，我已经想不起来。记得祖母后来问：“挑米苦不苦？以后不好好学习，在家里做农，就是跟大家一样，日日两根棍夹着头颈。”要是在以前说，我真是不了解，有了挑米的亲历、肩膀的红肿，扁担和打杵夹着头颈的感觉，哪有手握钢笔来得轻松呢？
读初一那年，学校征了村背后的半山腰做教学楼。运输车把沙子和砖运到车站，倒下就走。搬沙子和砖，就成了学生的劳动课。工地紧张，一个人任务一百块煤渣砖，搬好进教室。车站与学校，隔着村里的小河，下车站，过桥，爬半坡，二百多米。
吃过中饭，挑了家里长荚的竹箕去。一边7砖，一担十四块砖。双手伸出扶着前后的竹箕，第一担绝对是快步如飞。家在山上的同学没有工具，双手捧着五六块砖，弯着腰一溜小跑。穿村的小路不宽，你来我往，很快就拥挤在一起。挑好了自己的，就把山上女同学挑一担，男同学就让自己挑。
给学校挑砖的日子，持续了半年。来年三月，学校布置任务，到山那边的绩溪县上庄镇余村去挑瓦，每人60片瓦，自带劳动工具、干粮。只要不上课，干啥都有劲。到上庄，15里。我挑了一对小茶篮，爬过竦岭，跟着大部队到余村。先到的老师站在窑口：“不用急，挑瓦回校路上注意安全，打碎就没用了。”
挑瓦，不分男女，不分年级，60片瓦，现在想来也就三四十斤，这对农村少年来说，其实不算重，可走了15里山路过来，已经一身汗，再翻山挑回去。远路无轻担，这对“豆蔻梢头二月初，袅袅婷婷十三余”的初一学生来说，是需要考虑耐力的。教室在村里老社屋的楼上，楼下的茶厂，阴暗而嘈杂。想着有新教学楼，肩上的担子就不是瓦，而是初二的新教室。劲道也就来了，路程再远，也是回家的路，担子再重，也是为了新教室。
那年月，县里茶厂到山里收茶，在山峦上开收茶点。搬运，是从山上挑到车站，大概三四里路，一担茶一元二毛钱，大家都抢着去。我下坡的路挑不惯，也怕茶袋勾住路边的荆棘，扯破磨破。茶叶散了，是要赔钱的。一担茶一百二十斤，份量是固定的，我负责在山脚接母亲的茶担，专挑平路到车站。一个早上，一家人挑十几担。
浇粪施肥是母亲的事，挑粪是我可以做的。猪粪是稻草茅草杂混一起的，挑着就是了。人粪却是晃荡晃荡的，母亲扯根稻草绾个结，放在上面，起步轻盈，重心稳定，就不会晃到身上。一担粪挑到地里，不晃出一滴来，就是本事。挑着挑着，就长大了。
进城读书，又在县城谋生，扁担也就逐渐远离了肩膀。挑扁担的日子也就难得了，茶季里回家，或暑假收玉米，偶尔挑个几次。扁担在肩上，是那么的亲切。从挑扁担的岁月过来，吃过了许多挑担的苦之后，我过上了不再是“两根棍夹着头颈”的日子。可那段生活，却长进了我的骨头，成了生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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