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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书坛，鲜于枢与赵孟頫并称“双璧”，但若说赵孟頫是温润如玉的帖学典范，鲜于枢便是恣肆汪洋的性情书家。他的《张彦享行状稿卷》虽为记录友人生平的草稿，却在不经意间展露了元代文人书法最本真的精神——以笔墨为骨，以性情为魂，于方寸之间掀起狂草的风雷。

草稿里的天成妙趣：无意于佳乃佳的笔墨哲学

这卷行状稿以行草书写就，纸本上可见明显的涂改痕迹：某处姓名被墨块覆盖，某段文句旁添注小字，甚至有整行笔画因疾速运笔而出现飞白。但恰恰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作品最动人的特质。鲜于枢下笔时全然沉浸于撰写行状的情境中，笔随情动：写到张彦享生平功绩时，笔画骤然加粗，中锋行笔如斧劈刀削，“力透纸背”四字在“赈济灾民”等段落里化作具体的墨象；写到感怀处，笔锋忽转轻盈，连带的牵丝映带如流水潺潺，尤其是“呜呼哀哉”数语，枯墨与浓墨交替间，似能看见书家搁笔长叹的身影。

这种“草稿美学”暗合了中国书法“真率为上”的精髓。与赵孟頫刻意经营的精整不同，鲜于枢在此展现的是“解衣磅礴”的创作状态——比如卷中“孝友”二字，“孝”的撇画甩出锐利的锋芒，“友”的横画却顿笔成块，一放一收间，既见魏晋笔法的传承，又有元代文人“以书抒怀”的自觉。

笔力扛鼎：鲜于枢“雄强书风”的终极诠释

鲜于枢善用硬毫长锋，在这卷作品中尤为显著。他的笔法融合了唐代张旭的狂草气势与宋代米芾的“八面出锋”，却又自成一格：起笔常以侧锋切入，随即转为中锋涩行，如“疾恶如仇”四字，“疾”字首笔侧锋如刀砍，“仇”字末笔中锋绞转如藤绕，墨色由浓至枯的渐变里，可见笔锋在宣纸上的激烈“搏斗”。这种笔法让线条兼具“骨”与“肉”——粗笔处如青铜器铸纹般厚重，细笔处似游丝飞空却韧劲十足，尤其是卷尾“尚飨”二字，枯墨扫出的飞白竟如裂帛之声，将祭奠的肃穆与悲怆凝于笔端。

字的结构亦耐玩味。他打破了唐人“平正”的结体法则，常将偏旁欹侧错位：如“彦”字上半部分左倾，下半部“彡”画却右斜取势，看似险绝却因笔势连贯而稳如泰山；“状”字的“犬”部撇捺开张如大鹏展翅，“爿”部则紧收如弦上之箭，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让整卷文字如乐曲般有了强弱起伏的节奏。

元代文人的精神镜像：在草稿里看见时代风骨

作为元代中期的重要书家，鲜于枢的书法始终透着一股“不随流俗”的倔强。彼时赵孟頫倡导复古，书坛多趋平和秀逸，而他偏以雄强笔法对抗时风。《张彦享行状稿》虽为应用文，却暗含文人的精神密码：张彦享作为元代士人，其生平中的“刚正不阿”与鲜于枢的性格高度契合，这种情感共鸣让书法超越了技巧层面——当他写下“不畏强权”等句时，笔锋的狠厉实则是对时代不公的无声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卷中多处出现的“渴笔”（枯墨）技法，并非偶然为之。鲜于枢曾言“书法贵在用笔，用墨次之”，但在此卷中，墨色的浓淡枯润却成了情感的注脚：写到张彦享仕途坎坷时，墨色渐枯，仿佛墨汁也随文句一同哽咽；写到生平高光时刻，浓墨重彩又似豪情喷涌。这种“墨随情变”的处理，让草稿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一幅“情感心电图”。

当行状稿成为不朽法帖

如今再看这卷纵25.5厘米、横135.2厘米的纸本墨迹（现存于某海外博物馆），其价值早已超越了记录友人生平的初衷。鲜于枢以“无意于佳”的率真，在草稿中留下了元代书法最鲜活的生命印记——它没有碑刻的庄重，没有馆阁体的拘谨，却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文人在时代洪流中坚守的笔墨尊严。对后世而言，《张彦享行状稿卷》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刻意雕琢的产物，而是当灵魂与笔墨相遇时，那一瞬间迸发出的永恒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