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经在某个场合，看到有人称一名在文化部门工作过的官员为“文章太守”。这名老干部，好像很坦然地接受了。
太守是旧时对一郡长官之尊称。而且，“文章太守”的起源就在扬州。北宋苏东坡词“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指的是在扬州修筑平山堂的欧阳修。平山堂一直是扬州文化的高地，欧、苏都曾为官扬城，造福斯民。他们无愧“文章太守”的称谓。
那名老干部，不过一世故俗吏，沽名钓誉辈耳，以“文章太守”谀之，实在是佛头着粪，有辱斯文。
我觉得，建国以来的现代扬州，能称“文章太守”的，钱承芳一人而已。在他生前，确实也有人这么赞誉过他。据说钱承芳的反应是，惊慌起坐，拱手推辞：“如此称呼，切切不可啊！”
但在他去世以后，怎么称谓，就由不得他了。他的挽联中，“堪称文章太守”、“无愧文章真太守”、“文章太守吊今朝”，几乎成了一个共识。口碑之誉，以附不朽，这与当今官员死后，身与名臭，是一个极大的反照。
钱承芳是江苏泰兴县人。1921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在泰州历任组织干部、宣传干部、市长。1959年调任扬州市委副书记，并于1961年当选为扬州市长（县级）。在特殊年代，他也曾官任革委会副主任，旋被打倒、下放。拨乱反正后，任扬州地区行署副专员、扬州市人大副主任。1986年离休。
以钱承芳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经过红炉的淬炼。这样的人，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时代裹挟，甚至走向极端。他们的口号往往是：“砸烂旧世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与钱承芳同时代，我想到另两位与扬州文化也有很深关系的官员。一位做过扬州主要领导，对太平天国与扬州的关系有过研究。但据说其人极左，是“风派”人物，此处不便深言。另一位叫张青萍，这个人如今几乎被淡忘了。王鸿老的回忆散文《邗上三杰》，第一位写的就是他。
张青萍曾经做过扬州首任文化处长，广陵古籍刻印社、扬州市戏剧学校、扬州国画院的创办，个园、何园的兴建，此公功不可没。但这一切的背后，正因为有一位开明的文化市长——钱承芳的鼎力支持。
我之所以把这三位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张青萍出生于高门大宅，又曾经上过大学，早年参加文艺创作，其“封建余毒”尚可理解。而以钱承芳的红色血统，与那位“左派”官员应该站在一个营垒。事实恰恰相反，在波谲云诡的岁月里，他却与张青萍同气相求，成为“封资修”的保护神。此为世道所不能释也。
钱承芳组织打捞的清代石狮
二
钱承芳的夫人黄业儒，在回忆夫君的文章中曾说：“他与文化艺术接触、产生兴趣，并结下不解之缘，完全出于偶然。”据黄夫人介绍，钱承芳担任扬州市长后，是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他推到文化的前沿。推动他从对文物工作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从一知半解到刻苦学习、孜孜不倦，直至“一发而不可收”。
钱承芳上任伊始，便做了一件至今为人乐道的文化壮举：抢救扬州仅存的一对清代正头石狮子。
这对石狮子原是扬州名刹重宁寺的遗物。重宁寺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是盐商为迎接乾隆第六次南巡所建，有“江南诸寺之冠”的盛誉。寺内石狮子按皇家园林规格镌刻，造型雄健，正头、蹲身、直腰，前爪平伏，傲视远方，狮身满雕蜗牛状纹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1949年，因市政建设需要，这对雌雄石狮被移置于渡江桥头，不久其中一只被车撞入河中。事隔10余年，重修大明寺时，钱承芳闻知此事，决定下河打捞。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设备，在湍急的古运河中打捞一座重达数吨的石狮子谈何容易。钱承芳亲自筹划方案，组织人力，终于让这对威武雄壮的石狮子重见天日，随后将其移置大明寺栖灵遗址牌楼前。据说园林专家陈从周非常欣赏这对石狮，赞之为“全国第一”。
钱承芳用类似方式保护文物古迹的事例还有不少。当时国家经济面临困难，但是园林、名胜需要维护与发展，钱承芳便想到了许多移花接木的“穷办法”。他将市内永胜街一老宅的船厅移置到瘦西湖内，将另一处残破的大厅，拆到瘦西湖修建烟雨楼；将散落在医药公司等处的太湖石集中起来，修建个园、何园的假山；将友谊服装厂的船厅拆到平山堂西园，并新筑井亭，叠石堆山。1979年，为了迎接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又移建了楠木厅和柏木厅，气象终于焕然一新。
现在瘦西湖公园内的小金山“月观”，已经成了中外咸知的园亭景点，里面收藏陈列了珍贵的文物。
最引人瞩目的是棋室厅堂两侧，陈列着两组清代黄花梨嵌青花瓷板的挂屏，共有12扇，上嵌64块青花瓷板。
这套瓷板，经鉴定是康熙年间旧物，系宫廷画师奉旨描摹的皇帝南巡时的沿途胜景，山水楼台、人物博古，精细入微，栩栩如生。挂屏以黄花梨为框，楠木为堂。框周饰古泉浮雕，瓷绘精良，堪称绝配。据说民国改元，此物被溥仪带出清宫，流落津沽。1962年，由扬州市文物商店在天津以廉价购得（一说是钱承芳去天津出差之际，在文物市场淘来，时价约60元）。
在收购这套青花瓷屏以后，钱承芳认为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立即指示扬州市园林管理所，陈列于徐园“听鹂馆”。1983年，12扇青花屏风由“听鹂馆”移至“棋室”，成了这里的镇馆之宝。
此外，月观内还陈列着一整套清代老红木家具（扬州人称“海梅”）。有长达三米的翘头大案、长方画桌、左右琴桌；厅中三张螯鱼脚弯腿大方桌，三面设十二张红木太师椅、八张螯鱼脚大茶几；另有骨牌凳、扇凳、高脚花几、灯柜等。用料考究，做工精良，极为古雅，这在全国园林布置中，都极为罕见。这也是钱承芳当年指示收购的重要文物。
钱承芳当年保护下来的文物古迹，都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重要罪证。黄夫人在回忆文中曾写到，有人把这些东西拉到现场对他进行批斗，甚至将一只青花痰盂扣在他头上进行侮辱。即使如此，钱承芳一边接受批斗，一边还不忘告诫那些“造反派”，保管好这些文物。其“书呆子”气真令人哭笑不得。
瘦西湖月观内的海梅家具
三
钱承芳对扬州园林有着极深的感情，他一生用力最深处也在园林。
钱承芳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便是进行大规模的扬州园林调查。时在1961年8月—12月，由市文化处组建调查小组，张青萍担任组长。参加人员有文化处秘书周任如，市城建局副局长朱懋伟，市文管会委员黄汉侯、朱荔孙，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吴岭梅，市博物馆朱江等人。参与部门之众，专家阵容之强，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2024年朱懋伟先生去世后，他的后人发现，时隔63年，老人还保存着当年新华社的新闻剪报。报道称：“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扬州市又发现大小园林和庭园五十六所……这次发现的园林庭园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的有棣园、片石山房、小盘谷、个园、寄啸山庄、二分明月楼、逸圃等二十八所，其中尤以片石山房和小盘谷最为突出。”详细介绍了这次园林调查成果。当时朱懋伟担任调查组副组长。
这次调查历时整整四个月，基本厘清了扬州园林庭院的遗存数量、人文历史、沿袭演变、现状和权属等情况，摸清了扬州园林和历史建筑的家底，制定了保护方案，并将调查中发现的五十六处园林庭院、二十三处楠木建筑、三十五处砖刻门楼、二十四处古树名木列为扬州市文物保护对象，明确了保护责任单位。
据朱懋伟去世后的报道，在这次园林调查的前期，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带领120名师生，也在扬州开展了一次园林勘察工作，时间在1961年7月2日到7月21日，主要围绕扬州园林的艺术特色、布置手法、建筑样式和建筑构造进行了测绘（正是这次测绘，为扬州历史遗存园林庭园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图文资料）。
报道认为这是一次巧合，我觉得事不尽然。据王鸿老的回忆，当时钱承芳发起这次扬州园林大调查，邀请了陈从周担任顾问。这个顾问并不是虚衔，而是由张青萍亲自到上海邀请，陈从周也躬行其中。在活动期间的一次“月光晚会”上，陈从周兴奋不已，还即兴演唱了昆曲《牡丹亭》。
或可以说，陈从周组织的同济大学的师生测绘与扬州专家的园林调查，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文化配合战。
1962年6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钱承芳撰写的长文《扬州园林的历史及其艺术风格》，可以视作这次园林调查的一篇总结。6月14日的《文汇报》又发表陈从周作《瘦西湖漫谈》，这显然是对扬州文化的一次配合宣传。
1962年11月，钱承芳再次组织召开了一次园林座谈会，邀请了多名国内园林专家和学者来对扬州园林修缮保护工作，贡献智慧，陈从周亦有与焉。他后来撰写名著《扬州园林》，其缘在此。
钱承芳与陈从周，一是政府市长，一是文化学者，因为扬州园林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陈从周《园林谈丛》出版时，请冯其庸作序。冯在序言中专门记述了“夜会天宁寺”一幕：
“1978年春天，我到扬州开会，当天晚上，就与朋友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到十时毕。忽然得知从周也在扬州，住天宁寺旁西园宾馆，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我急欲看望他，当夜即踏月往访。到天宁寺，已将近十一时，门者说不能会客了，已经睡了。我说我从北京来，有急事要见他。门者不从，我坚持要见，我说你只要说我的名字，他就会起床的。门者无奈，通报后，果然从周跃然而至。原来他们根本没有睡觉，而是与钱承芳等几位朋友一起在作画。我到后大家喜出望外，索性放下画笔畅谈起来了。”
非至交好友，焉能夤夜不眠，聚谈作画？
1981年，钱承芳属咏扬州，陈从周欣然以诗报之，其一云：
溪山好处论风流，前度刘郎兴未休；
淮左名园归腕底，二分明月在扬州。
钱承芳属陈从周诗咏扬州
陈从周在扬州
四
钱承芳对扬州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宣传，可谓夙兴夜寐，历历可数者俯拾皆是。
王鸿老在《邗上三杰》一文中，写到张青萍偶然在高旻寺发现木刻雕版的传奇故事，时在1959年左右。这批雕版，差一点被寺僧当成废弃木板，生火做饭。钱承芳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亲自去高旻寺检查古籍雕版的安全情况，直到搬迁回扬州市区。又下拨了抢救雕版的专款计1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并指示有关部门到全国各地征集、借调到20余万片珍贵雕版。在此基础上，1960 年春，成立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
钱承芳十分重视扬州评话的传承与发展。1959年，他亲自挂帅整理扬州评话《武松》，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分别担任整理小组的正副组长，还聘请著名学者孙龙父、孙佳讯协助王少堂，对《武松》文字稿进行整理，让扬州评话这一方言评话艺术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1962年，植物学家徐晓白教授研究发现大明寺的聚八仙就是琼花，记者写出报道却不敢定夺。钱承芳了解情况后，当即表态可以发表，并建议送到上海媒体宣传，使琼花得以正名，也为后来琼花被定为扬州市花奠定了基础。
1963年，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扬州建造鉴真纪念堂，1973年动工，1974年竣工。1980年4月，离家1200多年的鉴真和尚，历经千年，回归故里。这一系列活动，钱承芳倾力筹划、全程参与。他是扬州参加“中日友好之船访日团”访问日本的第一人，为中日文化交流、扬州与唐津等市结成友好城市，开创扬州外事工作的新局面付出了辛劳。
扬州国画院创建于1960年。据当时的创院画家薛锋回忆，钱承芳经常到国画院找首任院长江轸光谈创新问题，也找薛锋聊天。薛锋眼里的钱承芳，做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有一次，钱承芳电话约他到平山堂。他看到一个城市的市长，正在西园工地上，指导工人堆黄石假山。
薛锋的个人历史曾受到审查。他坦率地对市长说：“我是有问题的人，你常找我不合适。”钱承芳说：“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我不弄清楚就不会找你。”
薛锋评价钱承芳一生“虚静”，是哲学中所谓的“水静犹明”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钱承芳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开始潜心于文化研究与著述，我们今天看到的《钱承芳文集》，收文69篇近26万字，大多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
钱承芳的写作，没有一篇官僚文章，没有一篇政绩回忆， 是资料翔实、考证严谨的学术论文。为了写这些文章，几乎耗尽了钱承芳晚年全部的精力与时间。
黄业儒夫人回忆，钱承芳有一次为了写扬州大运河的文章，亲身乘坐运输货轮，沿河北上，历时多日，详细考察，与资料核对，一丝不苟。据周任如女士回忆，钱承芳要写关于天宁寺的文章，连天宁寺大殿高度究竟有多高，都特地叫人去丈量过了。他说：“实地丈量了有多高，我才心里踏实，不能凭眼睛看看就估计估计，做学问就是要实打实。”此类细节，令人钦敬。
《钱承芳文集》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扬州园林的调查与考证。新时期以来，关于扬州园林的著作，人们能想到的有陈从周的《扬州园林》、朱江的《扬州园林品赏录》、许少飞的《扬州园林小史》。但在我看来，钱承芳的这一系列文章，置于诸家中，毫无逊色，在深度与广度上，甚或过之。
扬州评话《武松》整理小组
1964年简化字入印工作合影（前中为钱承芳，两边蔡巨川、孙龙父、魏之祯，后排桑愉、祝竹）
五
钱承芳逝世于1997年，享寿76岁。
余生也晚，无缘识荆，只能瞻仰老先生的照片。钱承芳身材高大，四方脸，一团正气。他有一张年轻时的留影，颇有电影明星赵丹的形神。
前几天，书法家阮衍云先生告诉我，八十年代，他曾应钱承芳之约为他介绍扬州竹刻的情况。钱宅位于北小街，居室简陋，家无长物。印象很深的是一对老式扶手沙发，布垫上竟然还打着补丁。
一位与钱承芳见过面的朋友对我说：他长得像中学老师。
也就是说，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钱承芳都不像一名革命干部，更不像一名政府官员。
或问:有长得像政府官员的人吗？当然有！如今的官场，淤染其中，本来不像，久而久之，也不得不像了。
我凝视钱公的照片，似乎想洞悉他的内心世界。我以前经常怀疑，在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精神贵族么？
我阅读《钱承芳文集》，看到“后记”，才知道这本书的付梓之功，端赖顾一平与王虎华两位先生。
我从虎公的文中获悉，这本书也许可以寻些资金赞助，但钱承芳的夫人黄业儒，坚持自费出版。黄夫人说:这样才符合承芳的为人。
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精神贵族么？信然！
后记:
我的老师牧皋子，有一天发微信问我:“《钱承芳文集》能否找到让我一观？”我说“好的”。他随即又说:“似乎看过，不记得了。”我心里暗笑，回他说:“是看过了。”
这本书在我手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前就是牧公要读，我知道穆如兄有存，便转乞于他。先生读完，我亦想一阅。取归未几，穆如已在催索，今先生又复借观，何迫如此？一册外表极其朴素的书籍，在我手上算是一段传奇经历了。
其实在三年前，虎华公已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我以狗尾续貂，无意掠美，真是罪过。这篇文字，就算我读这本书的一点札记，以此表达对一位文化领导的敬意吧。
希望当今的为政临民者，对文化能稍存敬畏之心。
（2025年7月1日晨时稿讫）
《钱承芳文集》由顾一平、王虎华两位先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