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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字：关山月
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
本专栏得到敦和基金会支持，谨此致谢！
摘要
ABSTRACT
“通三统”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理，在汉代董仲舒与何休那里得到全面的阐释。董仲舒与何休的“通三统”说在某些细节上有不同的表述，但在核心义理层面上则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论是从《春秋》“存三正”来论证“三统”之可通，还是根据“通三统”的原理进一步阐发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等观点。对于董、何而言，“通三统”关注的不仅是时王之一统去通前两代王者的两统，更关注的是《春秋》如何作为“新王”去拨乱反正，从而如何建立未来之“新统”的问题。
关键词
KEYWORDS
《春秋》；《公羊传》；董仲舒；何休；通三统；王鲁
作者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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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东，（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092）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敦和经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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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三统”之说最初见于《尚书大传》[1]，后为《公羊》家所采用，遂成《公羊》学的核心义理之一。汉代所传的《公羊》“三科九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何休的说法，另一种是宋均的说法，二说内涵各不相同，但均将“通三统”视为“三科”之一。[2]清代刘逢禄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3]按照刘逢禄这一说法，没有“通三统”说，就没有《公羊》学。即使作为非《公羊》家的朱一新，也曾指出“《公羊》大义在通三统”[4]。云云诸说，足见“通三统”说在《公羊》学义理中的核心地位。
汉代《公羊》家中，最早提出“通三统”的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相当全面地讨论了“通三统”的学说，强调夏、商、周三代政权之天命合法性，进而提出了“王鲁”的学说。东汉的何休则提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以之为“三科九旨”之“一科三旨”，[5]也相当系统地阐明了“通三统”与“王鲁”的思想内涵。董仲舒与何休的师说各不相同，何休在《公羊解诂》中称“略依胡毋生《条例》”[6]，只字未提及董仲舒。但后世相当多学者认为，何休“通三统”诸说实本之于董仲舒。例如，魏源在《董子春秋发微序》认为，“通三统”说在《春秋繁露》中的《楚庄王》《三代改制质文》《爵国》《符瑞》诸篇中都得以体现。[7]又如皮锡瑞在《春秋通论》中说：“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8]还有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指出，“何氏九科三旨，所谓’张三世’，见此篇；’通三统’，见《三代改制篇》；’异内外’，见《王道篇》”[9]。现代学者中有代表性的如赵伯雄先生说：“何休的第一科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完全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10]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强调董仲舒与何休“通三统”说中内涵的差异性，特别是由“通三统”说所衍生出来的“王鲁”说在董仲舒那里只略略提到一句，而“王鲁”在何休那里则是《公羊解诂》的核心义例之一，于是多有学者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认为“王鲁”是何休造作的理论。鉴于董仲舒与何休在《公羊》学史上的奠基性地位，董、何二人关于“通三统”论说的异同遂成为《公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公羊》学之基本精神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相对而言，何休关于“通三统”的论说更具有系统性，我们不妨以何休的观点为参照系，在此基础上探讨董仲舒与何休论“通三统”与“王鲁”的异同，进而揭示这些思想背后的政治与哲学内涵。
Part.1
一、何休的“通三统”说
据徐彦所述，何休在《文謚例》中提出“三科九旨”之说，其中以“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为“一科三旨”。后世学者一般称之为“通三统”。[11]“通三统”或“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不见于《春秋》，亦不见于《公羊传》。那么，何休何以以之为“三科九旨”中的“一科三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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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画像
“通三统”之义本于“存三正”。按照《春秋》书法之常例，每年“正月”前书“王”字。然而，《春秋》又在有二月、三月前也书“王”的现象。一般来说，《春秋》当年首月是正月则书“王正月”，首月是二月则书“王二月”，首月是三月则书“王三月”，其他月份则不加“王”字。然而，《春秋》何以在正月、二月、三月前书“王”呢？在《公羊》家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历法有所不同，其具体的表征就是岁首之月的不同，夏建寅，以周之三月为正月；商建丑，以周之二月为正月；周建子，其正月便是周之岁首。因此，《春秋》经里所记之正月、二月、三月，便分别是周、商与夏三代的“正月”。[12]那么，“正月”又意味着什么？《春秋》开篇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3]在何休看来，“元”是天地未判前之元气，由“元”而判分天地，是以为“天地之始”。天地既判，遂有四时，春为四时之首，故“春”系于“元年”之后。[14]何休又认为，《公羊传》之所以将“王”解释为“文王”，是因为“王”字写在“春”字的后面：“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15]据此，“元年春”即天命所在[16]，“王”即受天命的王者。有此王者，遂有王者之政教，是为“王正月”。[17]因此，《春秋》所谓“正月”乃受天命之王者的正月，是受天命之王者的“政教之始”[18]，故《春秋》大之而称“大一统”。所谓的“大一统”，即以此受天命之王者的“政教之始”为大。
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二月”作为“殷之正月”，“三月”作为“夏之正月”，同样也当为受天命之“王”者的“正月”，所以《春秋》于二月、三月前书“王”，也就意味着《春秋》承认殷、夏两朝同样具有“王正月”，承认其各有受天命的“王”。换言之，这表明《春秋》承认殷、夏两朝的政权与周一样，同样是受命于天、具有天命的合法性。这样，在何休看来，《春秋》书“王二月”“王三月”，表明《春秋》兼具有三代之“正月”，是以又称之为“存三正”。《公羊传》既称“王正月”意味着“大一统”，则殷、夏两朝在他们各自的朝代同样可以说“大一统”。在此意义上，“存三正”亦可称“存三统”或“通三统”。[19]也就是说，以“三正”并存于《春秋》，以此可以证明“三统”共通于《春秋》。
《春秋》既然以“存三正”的方式承认前两朝政治的天命合法性，《公羊》家们便进一步提出了“存二王后”的说法，即在新王朝兴起的时候，将前两代王朝之后裔分封为诸侯国，让他们在各自封国内保留旧有的礼乐制度，即何休所谓“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20]于周王朝而言，存二王后，即分别封夏后为杞国，封殷后为宋国，爵位为最高等级的公爵。《公羊传》隐五年曰：“王者之后称’公’。”[21]又隐三年何休《解诂》曰：“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22]从某种意义上讲，“存二王后”就是“通三统”在制度上的标志。[23]一方面，这表明历史上之诸王朝之“统”均是合法的，其治世之法都具有天道的合理性，值得新兴王朝加以借鉴，从而以成新一代之治法，此即何休所谓的“师法之义”。另一方面，这同时表明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24]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通三统”说潜在的逻辑前提是，任何一个王朝都可能因其失德而不有天命。这一说法进一步的推论是，如果当下的王朝失去天命，就有可能被新受命的“新王”所取代。如果“新王”取代了现有的王朝，则“二王后”也要随之变化。[25]庄二十七年冬，《春秋》记“杞伯来朝”。杞本为夏后，作为“二王后”，应该称“杞公”。而所以称“杞伯”者，何休注曰：“杞，夏后。不称’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26]按照何休的意思，《春秋》杞国国君不称“公”，是因为《春秋》不再视之为“二王后”，这就是所谓的“黜杞”。杞国既然被黜出“二王后”的序列，也就意谓着有“新王”代周而兴。既然有代周而起的“新王”，那么周就自然要被降而成为一诸侯国，此即所谓“新周”，且周国与宋国一起成为“新王”的“二王后”。宣十六年，《春秋》记“成周宣谢灾”。宣谢是周宣王的庙，宣王有中兴之功，其庙不毁，但是，宣谢发生火灾，天灾周宣王中兴之乐器，何休以为这意味着周王朝不再复兴，所以《春秋》书“成周”于“宣谢”前，就好像“成周”是一个诸侯国，即周王朝被黜而成为新封之诸侯“周国”，与原先的宋国共同构成新王朝的“二王后”，而作为夏后的杞国则不再被视为“二王后”。[27]这也就是如陈立所说的，“合宋、周，《春秋》为三统”[28]。
当春秋时，周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但天子已名存实亡，天下实际上进入一个无王的时代，正如《公羊传》多次提到的“上无天子，下无方伯”。[29]这也意味着，周已失去天命，而有待于“新王”之兴起。但现实世界中并无真正之“新王”代周而兴。孔子有志于复三代之旧，却有德无位，不能成为现实中的“王”，只好退而修《春秋》，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抱负，行天子褒贬进退、存亡继绝之权。孔子通过其独特的书法在历史记录中加以“王心”，于是在董仲舒、何休等人的心目中，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以《春秋》当“新王”，通过《春秋》行王者之权，从而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践。
因此，对何休而言，《公羊》述“通三统”之义，并不仅仅只是论述“存二王后”作为一种制度的合理性。从表面上看，何休论“通三统”是在两个层面上讲：其一，通过《春秋》存夏、商、周之“三正”，以此证明“三统”是可通的；其二，对何休来讲，三统之更迭，本身就意味着前一王朝因丧失天命而为后王所取代，应有“新王”一统之兴起，是以其“通三统”说又具体为“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从某种意义上讲，何休之“存三正”说，仅仅是为了论证“三统”之可通，而一旦证明了“三统”之可通，则“通三统”原理之运用就可以指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此而言，何休对“通三统”的两说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何休论“通三统”，真正的意义是通过将杞国黜出“二王后”序列，并增加新封的“周国”，以此来论证“以《春秋》当新王”的合理性。因此，何休论“通三统”或“存二王后”，目的都是要引出“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核心结论。
Part.2
二、董仲舒的“通三统”说及其与何休之异同
何休依据“存三正”来论证“通三统”，董仲舒也是如此。《三代改制质文》篇曰：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30]
对董仲舒而言，“正月”的意义在于“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之后才有“正月”，因而“正月”也就成为天道天命的象征，这一说法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何休的先声。正因为“正月”是“王者必受命而王”所制月，所以说“正统正，其余皆正”，从而谓之“法正”。[31]《三代改制质文》又有“三正”之说，即夏、商、周三代的岁首。在董仲舒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其岁首也相应不同。夏建寅，物色尚黑；商建丑，物色尚白；周建子，物色尚赤。因而，夏、商、周三代分别为黑统、白统与赤统，每统各有其相应的礼乐与制度。[32]需要指出的是，何休虽然也认为三正有尚黑、尚白、尚赤之不同，[33]但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将三统明确地区分为黑统、白统与赤统。
“正月”是天道的象征，《春秋》统三正者，则意味着夏、商、周三代政权都有天命的合法性，所以董仲舒称“具存二王之后”，[34]这一思路与何休完全相同，即从“存三正”引申出“存二王后”。其又曰：
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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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对于“存二王后”的具体说法，董仲舒同于何休，即封夏后于杞、封商后于宋、俱以大国，此即何休在隐三年注所说的“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待之而不臣也”。[36]然而，董仲舒与何休又有所不同，其不仅主张要“存二王后”，同时对于“二王”之前的更古老的王朝亦以“五帝”“九皇”而“下而极为民”以优遇之，如其说：“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37]不过，董仲舒的这些说法后来并不为何休所取。
与何休的思路相同的是，董仲舒述“通三统”“存二王后”，不仅要论证夏、商、周三代政权都具有天命的合法性，而且强调“通三统”说所要揭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永恒地拥有天命。“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38]按照这一逻辑，周王朝如果失德，那同样要失去天命，而为受天命的“新王”所取代。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中，董仲舒提出应当有代周而起的“新王”，此“新王”即是《春秋》：“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39]对董仲舒而言，《春秋》既然代周而为“新王”，则所谓的“二王后”就自然是殷、周两代王者之后，此即“亲周、故宋”之义。而原本作为“二王后”的杞国，在新的“三统”序列中就不再继续成为“二王后”。董仲舒以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为例，他根据隐公五年传“王者之后称公”的说法来追问杞国国君何以称“伯”，由此引申出“《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之说，又谓“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40]意味着不将杞国看作是“二王后”。杞不再被视为“二王后”，那么所当存的“二王后”自然就是周与宋，这也就进一步可以得出“以《春秋》当新王”的结论。相较而言，何休对“杞伯来朝”的注释与董仲舒的说法可谓如出一辙。
由上可见，除个别细节的说法之外，何休的“通三统”说几乎全同于董仲舒。何氏以“存三正”见三代俱有天命之合法性，进而由三代俱有天命之合法性而说“存二王后”，再通过《春秋》之“黜杞、新周、故宋”见周之不再有天命，而使《春秋》当新王，云云诸说，可谓俱见于董生之书，正如康有为所说：“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著。”[41]
Part.3
三、董仲舒与何休论“王鲁”
从上可见，董仲舒与何休之“通三统”说，最终都指向“以《春秋》当新王”。然而，《春秋》如何才能行王者之权呢？为了不使“以《春秋》当新王”流于空言，就必须有所假托，正如陈立所说，孔子“以匹夫行天子之权，不能无所寄”[42]。而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国，于是《公羊》家就设想假鲁为《春秋》之“新王”，这就是“王鲁”说。从这一意义上讲，“王鲁”说可认为是“通三统”思想应有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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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
“王鲁”之说首倡于董仲舒：“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43]在《春秋繁露》中，“王鲁”仅此一见，且对“王鲁”并没有太多深入的阐发。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董仲舒的文本，则可以发现董仲舒所述之“王鲁”当与“《春秋》当新王”同样有密切的关系。董仲舒在《王道》篇中说：“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44]这段话相当不容易理解。对于诸侯而言，相互朝聘本来是邦交国之间的常礼，[45]那么为什么董仲舒在此称“诸侯来朝者得褒”？为什么董仲舒又认为它是“王道之义”的体现？至于“邾娄仪父称字”之类的说法，更是令人费解。不过，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放在《公羊传》语境下，同时再参看何休对这段文字的解读，那么，它的含义应该就可以涣然冰释了。
董仲舒称“诸侯来朝者得褒”，举了四个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不妨逐一对此加以分析。第一个例子是鲁隐公元年三月的“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公羊传》称：“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46]然而，邾娄国与鲁国的结盟，为什么就要对邾娄国国君进行褒扬呢？《公羊传》本身对此并没有给出应有的解释，对此我们只能参考何休所作的诠释。在何氏看来，邾娄仪父的本爵是子爵，之前因罪被周天子黜去爵位，按“名例”应该以“名”相称。[47]但是，因为《春秋》假托鲁隐公为始受命王，邾娄君能慕“新王”而率先前往结盟，所以《春秋》书“字”来表示对他进行褒扬。[48]第二个例子指的是鲁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滕、薛都是小国，《公羊传》称：“其兼言之何？微国也。”[49]作为小国，当以伯、子、男相称，爵不当称“侯”。[50]那么，为什么这里对滕、薛两国的国君却以侯爵相称呢？根据何休的解释，滕、薛两国是鲁隐公即位以来第一个正式朝鲁的国家，也就是率先来朝《春秋》之“新王”的国家，所以《春秋》对他们有所褒扬而称之曰滕侯、薛侯。[51]第三个例子是鲁庄公二十三年的“荆人来聘”。《公羊传》认为，《春秋》以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进退夷狄。[52]荆指的是楚国，从常规的书法来讲，不应该称“荆人”。而《春秋》之所以书“荆人来聘”，何休认为是楚国作为夷狄能慕王化，所以可以“进”而称人，这也是“王鲁”的体现。[53]最后一例是僖公二十九年的“介葛卢来”。介是夷狄小国，葛卢是介国国君的名字。僖公三十一年“介人侵萧”书“人”，而这里却称其名葛卢，何休以为，因为介国国君能“慕中国，朝贤君”，所以称其名以示进之。[54]这四个例子都是外诸侯来朝鲁国。如果视鲁国为周天子之下的一诸侯国，外诸侯来朝亦属常礼，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专门褒扬的地方。但是，如果根据何休《春秋》“王鲁”的思路，这些外诸侯能来朝《春秋》所假托之“新王”，所以就应该对他们有所褒赏。如果我们可以授受何休的这一说法的话，那么董仲舒所称“诸侯来朝者得褒”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从而也就可以进一步从中推出董仲舒所说的“王道之义”。
董子进而称，“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内出言如”，是指鲁国国君或大夫到其他诸侯国朝聘时，不称“朝”或“聘”，而称是“如”，例如庄公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陈”，就是指鲁大夫公子友到陈国去行聘礼。何休注云：“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55]依邵公之意，鲁国君臣到别的国家《春秋》用的是“如”字，从而与其他诸侯国到鲁国来用“朝”“聘”两字区别开来，这就是所谓“尊内”。《公羊传》隐十一年曰：“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何休解释说，鲁国的国君作为“王”，就不应该去“朝”其他的诸侯国，也就是说，“朝”字有降低“新王”地位的嫌疑，所以鲁国君臣到其他国家《春秋》都写作“如”字，在书法上与其他国家来鲁国称“朝”“聘”相区别开来。[56]从邵公《春秋》“王鲁”的角度看，董子所谓“内出言如，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是“王道之意”的体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王道》篇这段文字就是对《三代改制质文》中“王鲁”说的最好阐释，清代的陈立在《公羊义疏》中即引用了董仲舒的这段文字来解释他所理解的“王鲁”。[57]
这种“王鲁”的精神，被全面地贯彻于何休对《公羊传》的解读中。如隐公三年宋穆公去世，《春秋》书“宋公和卒”，按照周代礼制，诸侯去世曰“薨”[58]，则宋公去世当书“薨”。而《春秋》所以书“卒”，在何休看来，既然《春秋》“王鲁”，鲁君作为“王者”，死掉应该有“王文”，即用与王者相称的称谓书“崩”。但是，孔子作《春秋》所用文辞逊顺，鲁君去世不书“崩”而书“薨”。若然，鲁君又与外诸侯没有区别，所以就通过贬外诸侯之死曰“卒”的方式来体现鲁国的特殊地位，这就是所谓贬外以褒内；[59]反过来说，外诸侯死曰“卒”，较鲁君之死称“薨”低了一个位阶，则恰恰证明了以“王鲁”来解读《春秋》的合理性。又比如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公羊传》曰：“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在何休看来，“战”字意味着一种彼此对等的关系，所以称之为“敌文”。但是，既然《春秋》“托王于鲁”，鲁国被看作具有“王”的地位，那么鲁国与其他诸侯国在位阶上自然就是不相匹敌的，所以《公羊传》认为，凡是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交战，都不应该用具有对等关系的“战”字，这就是所谓的“内不言战”。[60]不过，如果是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交战并打了败战的情况，就必须对鲁国有避讳，就用“战”字来表明鲁国已经失败了。也就是说，《春秋》之“新王”与他国在身份上本来是不对等的，而现在用表示对等身份的“战”字，以此委婉地暗示了鲁国的失败。又例如鲁成公二年，《春秋》经记载“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手及齐侯战于鞌”。何休认为，曹国是小国，本来不应该书大夫之名，经文书“公子手”而不按常例书“曹人”，是因为曹公子手能追随鲁国的大夫亦即“王者大夫”征伐不义，所以书其名氏，即许之有大夫。又季孙行父等人都是鲁国的大夫，他们与齐侯交战，按照《公羊传》“大夫不敌君”原理本应该予以贬斥，而经文对他们不加贬斥，是因为《春秋》托鲁为王，那么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等四人就可以被认为是“王者大夫”，“王者大夫”在地位上相当于普通诸侯，而郤克等人则可以被认为是追随“王者大夫”，从而就可以与诸侯相敌而不必加以贬斥。[61]像这样的例子，在《公羊解诂》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总而言之，如果说董子的“王鲁”说尚语焉不详的话，那么到了何休那里，“王鲁”有了更明确的内涵，并在其对《公羊传》的诠释中得到了系统表达，因而有学者认为“王鲁”说在何休“通三统”理论中具有核心的地位[62]。其实，如上所述，“王鲁”说在董仲舒的“通三统”理论中同样具有核心的地位。
Part.4
四、关于董仲舒、何休“王鲁”说引起的争论
自从董仲舒与何休提出“王鲁”说，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就有相当多的讨论，或毁或誉，或曲为之说，可谓不一而足。《史记·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63]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言夫子修《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孔子之时周虽微，而亲周王者，以见天下之有宗主也。”[64]但司马贞对《孔子世家》的解读恐怕不太合乎汉代《公羊》家的本义。黄开国指出：“若据鲁为以鲁为主，就绝不可能与亲周、故宋形成所谓运之三代。”“此处的据鲁就是董仲舒的缘鲁以言王义，即以《春秋》当新王，在此意义上，据鲁与故宋、亲周，才形成了新王与周、宋的新’三统’。”[65]这一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吕绍纲指出：
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篇讲得很混乱，既言“亲周”，又言“存周”、“王鲁”，自相矛盾……细细寻绎，便可发现董氏以为《春秋》“亲周”而不以为《春秋》“黜周”、“王鲁”。[66]
吕先生不承认董仲舒有“黜周”“王鲁”之说，这一说法相当具有代表性。清代孔广森就认为，“黜周”“王鲁”绝不见于本传，而是东汉时博士弟子“因端献谀”而炮制出来的东西，因而不是董仲舒的思想；[67]至于“新周”，根本没有何休所说的“黜而新之，使若国文”的意思，不外乎因为周敬王避王子朝之难而迁徙至成周，因为是新徙至成周，所以称“新周”。[68]陈澧、苏舆等人就认为孔广森以新郑、新绛例“新周”才是正确的读法。[69]苏舆进而以此区别董仲舒与何休，认为司马迁的“亲周”不误，又称“史公学于董生，故其说颇与之合”。[70]因而，他批评何休误读董仲舒，称“劭公昧于董”，又称“新周则何妄推”，称何休“因王鲁造为黜周之说”，从而认为后人“为何注所误，读董子未明也”[71]。
后世学者对“王鲁”说则有着更多批评，即认为何休的“王鲁”说有悖于尊周，是悖礼诬圣，甚至以之为“《公羊》之罪人”，有代表性的说法如唐代的啖助与宋代的苏轼。[72]从某种意义上讲，诚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自魏晋以降，《公羊》学一蹶不振，颇有受“王鲁”说的牵累。[73]
但上述云云诸说，事实上是对董、何“王鲁”说的极大误读。《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74]《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75]据此，“王鲁者，即’缘鲁以言王义’，其义则在借鲁事以言王义、加王心而已。可见，在仲舒那里，鲁国只是假托的王者，而非事实的王者”[76]。刘逢禄指出：“且《春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且鲁无可觊焉。”[77]这说得非常清楚，“王鲁”只是假托，与尊周并不矛盾。[78]廖平指出，
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董子《繁露》言《春秋》有王法，其意不可见，故托之于王鲁云云。何氏因之，遂专主其说。[79]
康有为进一步阐述此义曰：
“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所谓“其义则丘取之”也。[80]
总而言之，“王鲁”之说实本于“以《春秋》当新王”说，这正如刘逢禄所说的：“王鲁者，则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81]在这一意义上，董仲舒与何休并无异辞，因而段熙仲先生才说，“此真《公羊》先师之传，非何君一人之私言也”。[82]
Part.5
五、结 语
董仲舒与何休师法各异，他们在“通三统”说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细节上的不同表述，但在核心义理层面上，则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第一，从“三正”论证“三统”之可通，并由此推导出“存二王后”的主张；第二，根据“通三统”的原理，借《春秋》“黜杞、新周、故宋”来论证“以《春秋》当新王”等观点；第三，“王鲁”说作为“通三统”说的延伸，同样源于董仲舒，经何休进一步阐发，他们在托鲁为王这一核心要义上并没有大的分歧。尽管后世学者对“王鲁”说多有误解与批评，但其本质是借鲁史来寄托改制王法，是“新王”改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第一层的内含来说，所指的更多是时王之一统去通前两代王者的两统，更多关注新统与旧统之间的关系，这是汉儒的通说，董仲舒与何休虽然也这么说，但这不是其重心所在，黄开国先生说“何休实际上并不重视’通三统’”，即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在笔者看来，董仲舒与何休“通三统”说的真正精神在于后两个内涵，即“以《春秋》当新王”及“王鲁”诸说，这里所关注的不再是周与夏、殷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春秋》作为“新王”与周、宋的关系，而是《春秋》作为“新王”如何拨乱反正、如何“文致太平”[83]，从而如何建立“新统”的问题。晚清的苏舆不能认同“以《春秋》当新王”说，其批评康有为曰：“三统改制，既以孔子《春秋》当新王，则三统上及商周而止。而动云孔子改制，上托夏、商、周以为三统。此条贯之未晰也。”[84]但苏氏此说，事实上未能抓住董、何《公羊》学的基本精神，真正“条贯未晰”者不是董仲舒、何休或康有为，而正是苏舆本人。事实上，正是“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这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才使得《公羊》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春秋》三传学术通史”（19ZDA252） 的阶段性成果。
[1] 《尚书大传》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7，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28页。）
[2]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关于何休与宋均“三科九旨”说的异同，参见郭晓东：《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论何休“三科九旨”说与宋均的异同》，《哲学与文化》2022年第11期。
[3] [清]刘逢禄：《春秋论下》，《刘礼部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4] [清]朱一新撰，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页。
[5]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页。
[6] 同上，第9页。
[7] [清]魏源：《董子春秋发微序》，《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5页。
[8]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98页。
[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玉杯》，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页。
[10] 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3页。
[11] 参见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9页；林义正：《公羊春秋九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12] 何休指出：“’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7页。）
[13] 同上，第6-12页。
[14] 何休注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同上，第7页。）
[15] 同上，第10页。
[16] 徐彦疏曰：“元年春者，天之本。” （同上，第12页。）
[17] 何休注曰：“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同上，第11页。）
[18] 同上，第12页。
[19] 徐彦疏曰：“’统’者，始也，谓各使以其当代之正朔为始也。”此即三代各有其“王正月”之意。（同上，第57页。）
[20] 何休曰：“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同上，第57页。）
[21] 同上，第86页。
[22] 同上，第64页。
[23]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诏曰：“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成帝纪第十》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8页。）
[24]《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谨谦让之至也。”（[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6页。）汉成帝时，刘向亦曾上疏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参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第六》第7册，第1950页。）
[25] 刘家和先生指出：“三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同时并存，但三统则一个接替一个；虽同时有’三王’之称，但其中必有两者是先王，而真正的王同时期中则只有一个。”（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7页。）
[2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322页。
[27] 何氏曰：“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687页。）
[28] [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4册卷49，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85页。
[29]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下册，第220、367、368、377、658页。
[30]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4-185页。
[31] 同上，第197页。
[32] 《三代改制质文》曰：“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同上，第191-195页。）
[33] 隐公元年《解诂》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11页。）
[3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2页。
[35] 同上，第198-199页。
[3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57、64页。
[37]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8、199、202页。
[38] 同上，第187页。
[39] 同上，第187-189页。
[40] 同上，第197-200页。
[41]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8，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42] [清]陈立：《春秋王鲁说》，《句溪杂著》卷2，民国九年番愚徐绍启重印广雅书局丛书本，第7页。
[43]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87-189页。
[4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116页。
[45] 如《周礼·大行人》指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57页。）
[4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20-21页。
[47] 同上，第20页。
[48] 何休曰：“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同上，第20页。）
[49] 何休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可假以见褒赏之法，故云尔。”（同上，第108页。）
[50] 《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 （同上，第84页。）
[51] 何休《解诂》曰：“称侯者，《春秋》讬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隐公，故褒之。”（同上，第108页。）
[52] 《公羊传》庄公十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注曰：“《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孙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同上，第264页。）
[53] 何氏《解诂》云：“《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同上，第303页。）
[54] 何休《解诂》曰：“’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义。”（同上，第491页。）
[55] 同上，第315页。
[56] 何休曰：“传言’来’者，解内外也。《春秋》王鲁，王者无朝诸侯之义，故内适外言’如’，外适内言’朝’、’聘’，所以别外尊内也。”（同上，第110页。）
[57] [清]陈立撰、刘尚慈点校：《公羊义疏》第1册卷1，第15页。
[58] 《礼记·曲礼下》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公羊传》亦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参见[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60页。）
[59] 《解诂》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鲁，死当有王文。圣人之为文辞孙顺，不可言’崩’，故贬外言’卒’，所以褒内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册，第64页。）
[60] 《解诂》云：“《春秋》托王于鲁，战者，敌文也。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战乃其已败之文，故不复言师败绩。”（同上，第171页。）
[61] 《解诂》曰：“《春秋》托王于鲁，因假以见王法，明诸侯有能从王者征伐不义，克胜有功，当褒之，故与大夫。大夫敌君不贬者，随从王者，大夫得敌诸侯也。”（[汉]何休注、[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下册，第704-705页。）
[62] 参见黄朴民：《文致太平：何休与公羊学发微》，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84页；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63]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孔子世家》（修订本）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52页。
[64] 同上，第2352页。
[65] 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第191页。
[66] 吕绍纲：《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第79页。
[67] 孔广森曰：方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清]庄存与、孔广森撰，郭晓东、陆建松、邹辉杰点校：《春秋正辞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2-723页。
[68] 同上，第548页。
[6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0页。
[70] 同上，第189页。
[71] 同上，第190页。
[72] 啖助批评“王鲁”之说曰：“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宗指议第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0页。）苏轼也指出：“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论春秋变周之文》，《苏轼文集》第1册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页。）
[73] 张厚齐：《春秋王鲁说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5页。
[7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奉本》，第279页。
[75]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俞序》，第159页。
[76]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上册，第269页。
[77] [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
[78] 此正如黄铭所说：“既然’王鲁’’《春秋》当新王’是假托，自然不会明显与’时王’产生矛盾。”（参见黄铭：《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231页。）
[79] 廖平：《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141页。
[8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春秋例第二·王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4页。
[81] [清]刘逢禄撰、曾亦点校：《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第152页。
[82] 段熙仲撰、鲁同群等点校：《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474页。
[83] 郭晓东：《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论何休“三科九旨”说与宋均的异同》，《哲学与文化》2022年第11期。
[84]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例言》，第3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5年第4期，